中国的历史，很多时候就是一笔糊涂账。这糊涂账即在于编史的人总是站在为官的立场，看官家的脸色。这实在是中国文人的悲剧，也是所谓“砖家”的悲剧。我读《晋书》，最不入眼的就是阮籍对汉代人物的臧否，阮籍站在刘邦项羽当年的古战场上，居然大发感慨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倘若创造了大汉王朝四百余年历史的刘邦是竖子，阮籍又是什么呢？难道当政治混乱之时，整日抱一只酒坛，坐在大路上，把衣服脱得净光，说些昏话糊话就是英雄吗？当然，即使这段历史，也未必靠谱，因为编《晋书》的是一帮朝臣，身为文人的朝臣就更靠不住了。
倒是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句真话，便受到人生的奇耻大辱。中国的历史需要司马迁这样敢说真话的人，任何时候。
我写以上的话，是2012年岁末的一个早晨，地点是在枞阳周潭的一个小饭店里。据说过几天就是世界末日了——当然是没有人当真的。日子照样去过，该说谎的仍去说谎，该说真话的，还要说真话，且不管世界究竟到了怎样的时候。
中国的当代历史对农民起义者一律给予赞赏，例如陈胜吴广，例如太平天国或义和团运动，但民间则不然，譬如太平天国，民间则一律称之为长毛造反，大约总有贬损的意思。周潭，我到过很多次了。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我对历史不感兴趣，作为一个编故事的人，我只对民间传说感兴趣。周潭的故事，多与“长毛”有关。例如章、周二族之间历史上怨结，例如我昨日所去的救庵。救庵，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庵，但它的名字以及这名字背后的故事，却也与长毛有关。长毛过周潭时，周潭的百姓便大批地逃到一个山坳里，结果饿死了很多人，那地方就叫“饿坳”。救庵离饿坳只隔着一座山头。说是这庵里的和尚在庵的周围遍开荒地，那一年山芋丰收了，吃不了的，就煮熟了，打成泥，将这泥用木模子拓成砖，晒干了，做成庵墙。也是因为长毛事件，大批的难民逃到庵里，和尚就一块一块地拆了庵墙，救活了无数的百姓。救庵，救庵，此处一个救字，写活了人类当共有的慈悲济世的情怀。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不能不感动。
冯小刚的电影《1942》正在热播，我至今没机会去看这部据说让观众“虐心”的电影。编剧的刘震云是从一份资料上得到1942年的这次大饥荒的。当时，刘震云曾问他的姥娘，姥娘说，你是问哪一次的饿死人？老太太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老太太的这句话让我心理的震动远胜于冯小刚的电影。中国是一个容易遗忘的民族，很多身边的事，哪怕是自己曾经历过的，都被生生地忘记了。于是就有人问，1942之后二十年的另一次大饥荒，会有人拍成电影吗？答案是肯定的：不会。至少，暂时不会。但我想，司马迁们总会不死的，总会有人把这场我这一代人经历的那场大饥荒写进历史，拍成电影，以告诫好遗忘的我们的后人们。不管这人是司马迁还是司牛迁，肯说历史真话的人，必定会被历史记住，被人民记住。
我去救庵，只为这一个“救”字。清晨，我的学生徐明生陪着我，我们背着农夫山泉和削去皮的甘蔗。出发时，又遇到一位黄梅尖林场的场长周平先生。这是一位热情而善言的中年人。他在黄梅尖林场干了三十多年了，对这里的每一处山坳，每一块石头都了然于心。一路上，他爬着山，一边给我说着关于周潭，关于黄梅尖，当然也关于救庵的故事。难得他气不喘，步不乱。爬了约一个多小时，眼前一片竹林，森然的一片，被热汗湿透了的脊背顿时有一股寒意。救庵就坐落在这片竹林的背后。踞于石阶上的救庵依然整齐，但却并没有僧尼。代为看守这小庙的是一位林场的工人，四十来岁。他为我们点火烧水，并打开了山门，让我们进去参观。没有香火，也没有朝拜的信众，几尊简易的佛像就这样寂然的坐在供台上，这就是救庵。山芋的墙早已不存，但它的每一块基石依然坚固，看得出它久远的年份。在它的后面，有一座普同塔。我知道，救庵曾居住过一代又一代的出家人，在重精神，轻物质的年代，他们就这样寂寞地守在这黄梅尖上，守在这片竹林的深处，打发着自己永恒而不变的岁月。时代发生了变化，包括佛教本身，现在，很少再有人肯寂寞地守在这里，除了这看山人。
坐在竹林的深处，坐在救庵的一侧，忽然就想起苏东坡曾经的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当然，东坡居士的这首诗结果是被他的方外好友佛印禅师以一个“屁”字歪批了。
其实，包括自视清高的苏子（当然也包括我），大家都是俗人，都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但是，救人一命，或者当有人需要时，援人之手，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当有人口渴时，给人一杯热水，也比所谓“八风吹不动”好。中国的现实，不需要“八风吹不动”，更不需要自视清高。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