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二十年了，当年我们举家离开老屋时，它就已经有些几分歪斜了，奇怪的是，直到最近我去看它时它居然还立在那里，只是歪斜得更加厉害。楼上依然住着人家——一个在街上卖大饼的。这么多年里，老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洪水或是大火，其中的一次大火甚至烧到它隔壁的梁上，然而老屋还在。
我走进老屋，顺着那截陡峭的楼梯爬上了阁楼，一股呛人的烟火气息向我扑来。这是我十分熟悉的气息。这时，我听到父亲在说，你应该去理发了。父亲就住在那间他自己用木板和芦席隔成的小房子里，父亲的晚年几乎一直就生活在那间房子里，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有时候，我回来，我也就住在那间房子里。我和父亲抵足而眠。父亲紧紧地掖住他那边被头，他怕我冷着。我曲身而卧。窗外的路灯照进屋里，夜已经很深了，但仍然有人从门口走过，他们大声地说着话，大声地争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天早上，我被门口早市上的讨价还价声吵醒。我去给父亲倒尿壶，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堆满黄沙的江滩上，呆呆地看景。一条拖驳拉着十几条木船向上游驶去，一只大罾正缓缓起水，一群鸭子列队而过……
我回到老屋里，父亲已经洗漱完毕，他挎着一只菜篮正准备出门买菜，他看了看我说，下次你回家要多穿些衣服。这时，母亲正点起煤炉。这是烧早饭的时候，老屋里的人家全都点起了炉灶。呛人的烟气薰得父亲连连咳嗽，我也禁不住咳了几声。母亲赶紧拿起那只破蒲扇起劲地扇了几下，结果扇出一股更浓的烟雾。
父亲沿着那条石板路走了，他的步履看起来有些老迈龙钟，但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走得相当稳沉。我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心里突然掠起一股羞愧的感觉。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了，他带来一担松柴。那个卖松柴的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我忘了他的姓了。于是，楼下传来他与父亲讨价还价的声音。母亲嫌松柴太湿，但父亲坚持要买，母亲拗不过父亲，只好收下。
我的头有些晕，我总是失眠。我望着天花上去年冬天新糊上的报纸，漫不经心地读着那上面过时了的新闻。报纸不知糊了多少层了，总之每年都要新糊一层。有时候，过年的感觉就像这新糊上去的报纸一样，会给人一种莫明其妙的新鲜感。还有那门上的年画，也是一年换上一张。于是，全家人就在这难得的过年的气氛中提心吊胆地相聚一起。过年的时候也是父母亲最容易发生战争的时候，因为过年时总要花去好多钱，有些钱似乎非花不可。于是，父亲总要找一些茬子同母亲争吵，以发泄他对这艰难时世的愤懑。
将近二十年后，当我再次踏进老屋的时候，居然还能找回当年的许多感觉，包括父亲当年刻在门扉上的一串“正”字。那是父亲对生活的某种记录，如今，他成了我对父亲讳莫如深的性格深处无穷探究的一种谶语。
东边墙上那扇窗子仍然开着，就像父亲当年住在这里时一样。几乎一整个夏天，父亲都是将他的帆布靠椅移在这临窗的位置，以享受偶然掠过来的一阵凉风。在这间屋里，大哥完成了他的婚事，而我的初夜也是在这间屋里完成。后来，我们的孩子也一个个在这间屋里度过了他们并不很短的童年。有一次，我们兄妹想记录一下母亲这一辈子到底带过多少孩子，其结果当然让我们大加感叹。二十八个！这其中还有一些别人家的孩子。如今，这些孩子有的做了父亲母亲，还有甚至做了祖父祖母，但是，他们是否记得他们在这间四壁糊满旧报纸的阁楼上是怎样哭泣，怎样吵闹的？所有这些经母亲的手一点一点带大的孩子，是母亲这一辈子一个又一个作品，无论他们的现状如何，而对于母亲来说，都同样是她为之骄傲的资本。
门前的石板路毁了多少次，又修了多少次？这条石板路从老屋的门口一直延伸出去。当年父亲就是沿着这条石板路走进这座老镇的，后来，他又沿着这条石板路走出去了，从此没有再回来。临走前，父亲艰难地举起两根指头——我们明白，他是要我们带好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妹妹。
母亲一直说想到老屋里看看，但她一直没有去。我从来没有鼓励母亲去看那间老屋，因为我知道当母亲重新回到那间老屋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现在，我替我母亲回来了，回到这间老屋里。老屋的格局依旧，但老屋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不认识旧时的主人，他们说，你是看房子的吗？虽然破些，但还好住。
走出老屋，我沿着石板路已经走出很远了。我回过头来，老屋仍斜立在那里。我听到父亲在说，下次你回来，要把被子带回来洗……
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