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着十二岁时的一次夜路。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江边与伙伴们玩耍，母亲来了，很急的样子。她把两件衣服塞到我手里，说刚才董店那边有人带信来，我在矿上做电工的哥哥病了，在医院里打吊针，母亲让我赶紧去那边看看。
那时候，一般的病吃几片阿司匹林就行，至多打一个屁股针，到打吊针时，病应该是很重了。董店离大通约三十华里路程，母亲说粮站那边有往董店运米的卡车，她去跟司机说说，看人家能否带上我。
我老大的不愿意，怪那个带信的人多事，再说了，我也不是医生，哥哥病了，我去能管什么用？母亲见我叽叽咕咕，便火爆起来，说你哥哥病了，让你去看看，你这么要玩啊？其实，我之不想去，并非仅仅贪玩。当时我上四年级，刚做了一个班干的小角色。上一周班主任规定，班干必须每天轮流值日，值日的班干须比其他人提前到校，然后就披着一条红绶带站在教室门口，检查同学作业完成没有，检查替附近农村生产队积肥的任务完成没有，有一样没有完成的都不准进教室。我知道，第二天正轮上我值日，而且，这是我当上班干后的第一次值日。对这一天，我期待很久了。只是，这是一件说不出口的事情，母亲越催我，我越急，一急，就哭了。我一哭，母亲就骂得更凶了，说你哥哥在生病打吊针，你却凭白无故地哭，你作死啊？母亲说着，就捡起路边的一根树枝，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两下。我知道我是非去不可了，于是就擦了眼泪，跟着母亲，向粮站走去。粮站大院里，十几个搬运工人唱着号子，驮着麻袋，正沿着跳板爬到一辆辆解放卡上。平常的日子里，我并不厌弃这种搬运号子，清晨或是傍晚，我喜欢坐在江边的沙滩上，在粗犷的搬运号子声中，看工人在驳船上来来往往，一边漫无边际地想着自己的少年心思。可现在我却一点心情也没有，想着不得不去的董店，想着明天的值日，真正是懊丧无比。母亲走过去，同其中的一个司机说着什么，我站在远处，想着司机或许会拒绝母亲。那个司机果然就拒绝了，但母亲不屈不挠，又向另一个司机走去。母亲的乞求成功了，终于有一个司机答应带上我一同去董店。我爬上卡车，坐到那堆麻袋上。车离开大通，向董店方向驶去，腊月里冷硬的风抽打在脸上，有一些刺痛，也有一些兴奋，心情也好了许多。
哥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据说就是受凉了，吊了两瓶水，烧很快就退了。我见到他时，他正叉着手，站在篮球场边看别人打球。哥哥领我去了宿舍，又去食堂买了馒头。我看看天色尚早，就坚持要再回去。哥哥有些意外，但他说，我去看看有没有顺便车，有，你就走，没有，你就委曲住一夜，明天早上拉煤的车就多了。我坐在哥哥的宿舍里，吃着馒头，等着他的消息。不一会儿，哥哥来了。哥哥说，正好有一辆车要去大通，我都跟司机讲好了。哥哥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沉甸甸的袋子说，我给附近一个老乡装电灯，老乡就送我一袋山芋，你正好带回去吧。临出门时，哥哥看了看我脚上那双露出大脚趾的布鞋，便从箱子里拿出一双半新的翻毛皮鞋说，你穿试试，如果合脚，就送给你吧。那双翻毛皮鞋明显大了，但我一经穿上，就再也舍不得脱下，便说，正好啊，不大也不小。哥哥提着那只装满山芋的袋子，将我交给一个长得黑而粗的司机，又再三地叮嘱了几句，就回去了。我想着今天来回地兜风，看了哥哥的病，带回去一袋山芋，而且一点也没有耽误明天的值日，真不错啊。早知道这样，下午母亲叫我来时，我就不该哭成那样。
这是一辆空车，仍然是解放卡，据说是去大通接人的。车开了五六里路，解放卡离开那条沙石公路，在一个村口停下来。原来这儿是司机未婚妻的家，他说要去未婚妻家交待点事，一会儿就过来。等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司机来了，但他说，车有点毛病，今天走不了。他问我是愿意在他未婚妻家住一夜，还是必须回去。我真想把这背信弃义的家伙狠狠骂一顿，但我忍了。我扛着那袋山芋，走下车来。
现在，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再回到董店，在哥哥那里住一夜，另一个就是迈开双脚，走回大通去。我稍作犹豫，便选择了后者。司机见我执意要走，便指着一条小路说，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这里离大通已经不远了。我心里骂着这个混账的司机，一边就沿着这条小路向大通的方向走去。但我知道，这地方离大通至少还有二十多里路，可我必须在天黑前赶回大通。路似乎越走越长，肩上的袋子也越来越沉。而且，贪婪和喜新厌旧让我吃够了苦头，我实在不该扔了那双虽破，但却合脚的布鞋。我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脱下那双翻毛皮鞋，看着脚上的累累血泡，一边骂着那个司机，一边就哭了起来。
暮色笼罩着山野，四周开始朦胧起来。我不能在这里久留，这一带不久前有驴子狼的传说，那是一种驴一般高大的狼，据说攻击起人来凶狠无比。不管是真是假，我都必须在天黑前赶回大通。我用带子将翻毛皮鞋拴在一起，挂在脖子上，赤着脚，扛着那袋山芋，继续向大通的方向走去。比起那条公路，这条小路也许的确近了不少，但却是一条野路，沿途既看不到人家，更少有行人。随着夜晚的无可阻挡的到来以及所走的路程越来越远，我开始陷入两难的境地，既无法在天黑前回到大通，也不能再踅回董店，回到哥哥那儿。随着夜的来临，一股莫名的恐惧开始向蛇一般袭击着我。路边的萤火虫点点翻飞，四周的山林里传来一声声夜鸟的啼叫，那鸟儿的每一声啼叫都像是冤死的鬼魂所发出的凄历的哭叫声。与此同时，过去那些年里所有在石板路上听来的鬼怪故事一个个鲜活地呈现在眼前。这一刻，我是多么希望那条山路上有一个行路的人，哪怕是一条狗。但是，当附近真的传来说话声时，我立即又紧张得浑身哆嗦。隔着袋子，我抚摸着袋子里的那些石头般坚硬透着泥土和火粪气味的山芋，我当然明白，在1962年的冬季，这袋山芋对于我们全家的意义……
我已经忘了那天晚上我究竟是怎样走回家的了，我只知道我敲开家门时，母亲披着一件衣服，站在门缝里惊恐地叫着：“你怎么才回来，都后半夜了啊！”看到屋里的那盏灯火，我忽然有着说不出的委曲，便不顾一切地哭了起来。母亲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说：“你哭什么，你哥哥怎么了？”我抹了一把眼泪，赌气地指着那袋山芋说：“他很好，这是他让我拿回来的山芋……”
一个多月后，哥哥回来，他说他与那个司机狠狠地打了一架，他们俩都受到矿上的处分。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