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700年，埃及金字塔旁雕塑的法老面容，不是忧伤也不是欢乐，而是无一例外的冷漠与淡然。这除去为了彰显法老的威严与地位之外，也向当时与未来的人类传送着这样一个讯息：唯有平淡与冷静才是人生惯有的面容。而其他的欢乐或悲伤，消沉或亢奋，都只是一时一地的情绪，注定难以持续。
人人都试图用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诠释命运，诠释人生，然而到底什么是命运？什么是人生？奋发图强，积极上进，争取上游，是人生；追求名利，富贵荣华、声名显赫，是人生；亲情友情爱情、婚姻孩子家庭、事业地位权利，是人生；天灾人祸、生离死别依旧是人生……
太阳之下无新鲜之事，也许每一个妄图给人生、命运下一个定义的人都无法给众多的倾听者一个满意的答案。人生中日日追逐的希望与实际消耗的内容往往正是人生中变幻无常的东西，日子久了，习惯了，通常被解释为人的“命运”，因为这些是无法靠人力能够决定的变数。而众多变数之中，最使人趋之若鹜、失血舍命的，就是对功名富贵的争夺。现代人能够视“富贵如浮云”的少之又少了。现在的世界仿佛是一个缤纷缭乱的万花筒，人人在物欲中旋转眩晕、迷乱迷失，每个人似被物质切碎的残片浆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相信谁，却又谁也离不开谁。
张爱玲曾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人生中的种种诱惑与困惑就好比这乱如繁星的虱虫，任由虱子爬绕总使人备感搅扰，令人看不清楚人生的质地本来竟然是华美芬芳的，整天的心绪让虱子领路乱爬乱撞，本来是简单的事态偏偏要自己为自己兜圈子卖关子才绕到重点。究其原委，正是人的心灵迷失了方向，遍寻不到心灵的归依与灵魂的依靠，曾国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修炼身心、寻找心灵寄托的方法：进德、修业。这是唯一任凭谁也抢不去夺不走、命运也改变不了的。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命运。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只有两样东西值得敬畏，一是头顶的星空，一是内心的道德。”
曾国藩虽说命运功名富贵前世注定，但他的一生却是努力行事，尽全力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只是要在壅塞中权衡利弊、左右轻重，拿捏分寸，平衡得失，于定数（进德修业）处用恒心，于变数（功名富贵）中把握时机，这也正显示了曾国藩聪明过人之处。
9.胸怀浩大才是真正的受用
【原文】
沅弟左右：
弟近来气象极好，胸襟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天，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如去岁初奉不必专折奏事之谕，毫无弗郁之怀，近两月信于请饷请药毫无激迫之辞，此次于莘田、芝圃外家渣滓悉化，皆由胸襟广大之效验，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于广大之中再加一段谦退功夫，则萧然无与，人神同钦矣。富贵功名，皆人世虚荣，唯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愿与我弟共勉之。
闻家中内外大小及姊妹亲族，无一不和睦整齐，皆弟连年筹划之功。愿弟出以广大之胸，再进以俭约之诫，则尽善矣。喜极答函，顺问近好。国藩手草，正月廿六日。
——此家书写于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二十六日
【译文】
沅弟左右：
近来老弟气象非常好，胸襟开阔必能涵养那淡泊宁静之气，表现出来便有平和空明之味。和去年接到不必专门具折奏事的谕旨，丝毫没有生气不满的想法一样。近两个月的来信中，提到请求军饷、弹药，一点没有激动迫切的词句。这次对于莘田、芝圃诸外家的过节全部消融，这都是老弟胸怀宽广的结果，可喜可敬。如果金陵果然攻克，在广大之中再加上谦和逊让的美德，自甘冷落不争名利，人和神都会佩服你的风范。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虚浮的荣誉，只有胸襟宽广才是真正受用不完的。近年来我也专门在这方面下功夫，希望与老弟互相鼓励。
听说家中里里外外，老少长幼和姊妹亲家都相处得很和睦，这都是老弟多年来精心谋划的功劳。希望弟弟从胸襟开阔出发，再加上俭朴节约，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顺问近好。兄国藩于正月二十六日。
【心读】
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国藩收养了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已的养廉银中捐款课奖，同年5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这封家书写于曾国藩晚年，他也基本上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儒生过渡到信奉黄老学说的垂垂老者。这封家书所谈论的内容——养得气象广大之胸怀、淡泊宁静之气质乃人生真正受用之事，非常接近道家逍遥无为的境界。
有关胸襟气质，曾国藩在此用了一个绝妙的字眼——“养”。想来世间男人、女人，无论内心、外表，如想举手投足之间，眉目传神之际都透露着非常气度，就只有靠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一个“养”字。只有从不忽视对自身的颐养与涵培，才能在任何时候从容淡定，而从不需要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伪装。
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而人心处于险恶、陌生的环境，也必然会产生自身的“心病”，治病可以用药，而治心的唯一方法，恐怕就只有“广大”、“平淡”为心病之最好药方了。唯有广大，可以承载起一切麻烦纠葛、可以不为一切眼前俗物所累，使得心中没有想不开的难题。而一般人之所以心胸狭窄，均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私欲围绕于心，精神无安宁之日，此时只有在“平淡”二字上下工夫，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所累，处于光明无牵挂的心境。
在由亿万人组成的社会上，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我们能遭遇到无数来自社会、来自同类的挫折、坎坷、伤害、打击。此时，是选择逃避、还击、怨恨，还是以一颗广大宽宏的心灵看淡一切，包容一切，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法。有一首土耳其歌谣唱到：“远方的大鼓声，邀我作漫长的旅行。我穿上陈旧的外套，将一切抛在脑后。”现实生活中，除了流浪的三毛，谁会义无反顾地追随着心灵之音远走他乡？但是否可以适时让心灵穿上陈旧的外套，随着大鼓声远离尘嚣，这属于每个人智慧的高下之分了。
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举世闻名的文学著作。地理的瓦尔登湖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而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意境的瓦尔登湖：青青豆叶，雨中田园，冰天雪湖，澄清宁静……而能够承载这样诗意的湖水的心灵，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修炼养成的。梭罗曾说：“大多数人即使生活在较为宽松自由的国度里，也只会让无知和错误纠缠在他的人生的始终，让虚无的忧虑和无休无止的粗俗活计占据着一生，甘美的生命果实却不能触手可及。”
华贵雍容的貂皮锦袍，琳琅满桌的大餐美味，豪华宽敞的王宫住所，精致雕饰的奢侈品，众星捧月的生活，拥有这些的少数人们，有谁敢说不行色憔悴，内心中不存在压力，没有危机感，不是步履匆匆走过属于他们的每一天的？因为这些根本不是人内心中真正受用的东西，而从古至今，人们内心中真正受用的只有坦然与平静。只有能为人心带来这两种感觉的外在事物才能够长久与人共存。
10.怀豁达光明之识，品恬淡冲融之趣
【原文】
沅弟左右：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趣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韩退之、杜牧，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子诗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少荃已克太仓州，若再克昆山，则苏州可图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则大局必日振也。
——此家书写于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四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弟弟读邵子诗，领会到他诗的恬淡冲融的趣味，这是你襟怀有了长进。自古以来，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趣虽不同，而他们的通达光明的胸怀，大体都一样。以诗来说，一定要先有通达光明的见识，然后才有恬淡冲融的趣味。李白、韩愈、杜牧，通达的地方多一些；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冲淡的地方多一些。杜（甫）、苏（东坡）二公，无美不备，而杜的五言律诗最冲淡，苏的七言古诗最通达。邵子的诗虽然不是诗的正宗，但通达冲淡，两者兼而有之。我喜欢读《庄子》，以他的博大胸怀足以有益于我。去年我说生而美好的，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好像听到好像没有听到那一段，最为通达。推而广之，舜、禹的有天下而不与，也是这样的襟怀。
我们现在办军务，是身处功利场中，应该时刻勤劳，像农夫的努力耕作，像商贾的追求利润，像船工拉纤在滩上走，没日没夜，求的是有一个好结果。工作辛劳之余，便有一派通达冲融的气象。两方面同时前进，那么，勤劳的事情，会处置得恬淡，最有意味。我之所以叫人刻一颗“劳谦君子”的印章给弟弟，就是这个意思。
少荃已经攻克太仓州，如果再攻克昆山，那么苏州就可以考虑去打了。能保住沿江最重要的城市和关隘，大局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心读】
曾国藩晚年极喜谈老庄哲学，向往光明豁达、有见识有趣味的生活。这也是一介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年轻儒生向博大心胸、恬淡冲融的浑熟老者的自然过渡。
童年少年时以为人生是白色，纯净透明、晶莹剔透；青年时认为人生是黑色，事事与想象中不合拍，四处碰壁，在迷茫中挥霍着血色的青春；中年老年时参透人生其实是灰色，浑浑中体味着生活的真意。这些心智的修习，是需要伴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与心怀的张力弹性持续扩张而增加的。无论任何人，从事任何性质的工作，即使是演艺明星、政界名人，度过瞬间的光彩夺目，最后依然只能回归平淡琐碎。
无论古人今人，都不乏怀才不遇或是由于外因坎坷艰辛、流离度日的文人武士。面对相同的处境，不同的人可能就会处之以迥异的心态，有的处处怨天尤人、醋劲十足，而有的却能够怡然自适于陋室粗食，旷达直面平淡的人生。庄子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意思是人若能淡然无欲，则悲哀的情绪不能侵入，各种美德都能归属于他，处处平安时时顺利。李白诗云：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然而世上有几人能潇洒如“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又有几人能像妻死而歌的逍遥庄子？也由此受近人风靡追随的文学大师余秋雨、林语堂最欣赏的古代文人莫过于一阵清风一般的苏东坡。
今人多抱怨自身才高八斗却无人赏识，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者金玉终埋雪里泥中。而使山河增色、时人仰慕、才德双绝、身后名高万丈的苏东坡却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由于小人谗言而一贬再贬，直至贬到当时最蛮荒之地——海南岛，独自度过凄凉冷清的晚年生活。这位才高万丈、心胸豁达的大文豪在总结自己晚年生活的时候竟然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黄州、惠州、儋州分别是苏轼三次被贬之所。一个追求功名，心怀兼济天下之志的旷古奇才，经历了三州谪居，转变为一名恬淡自适、超然物外的豁达超脱之人。有谁敢说自己才过苏轼、经历苦过苏轼呢？如此天嫉英才的苏轼，处处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以旷达豁达的心胸，恬淡冲融的气象，面对人生的坎坷，生活的风雨，却依旧且歌且行，快快乐乐。
苏轼既提出了关于人生的终极质疑——到底人生意义何在？何者为我所有？也以自己的一生圆满地回答了这个终极问题——即“日日是好日”，生命的意义是由多重人生价值构成的，人生的道路无不圆融通畅，自由无阻，“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代大文豪的回答犹如醍醐灌顶，惊醒了无数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