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南师口里，早就知道他与朱清时先生关系深厚了。
2012年7月底至8月初，朱清时来到了太湖大学堂。朱先生是四川彭州人，彭州与都江堰接壤，直如一家，可谓相当亲近。
朱先生谦虚平易，温文尔雅，大有古君子之风，与先生的交流，自然是用家乡的语言最妙最过瘾。
南师说：国平，这下好了，朱校长来了，你们终于见到老乡了。
朱先生说：早就知道国平了，他来给老师写传记，很好！
我最早知道朱清时先生乃是南方科技大学创办之时，作为我国高校教改的试验田，南科大曾引发过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场大讨论，欢欣鼓舞者有之，痛心疾首者亦有之。作为一个关注教育的人，五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所学校，关注朱先生。
南师说：朱校长哪里仅仅是一个教育家，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科学家，对物理和禅学都有精深研究。
南师曾多次在饭桌上对朱校长说：你的校长任期满了之后，希望你能多抽点时间，用科学的方法写一些传统文化的科普文章，这很有价值。
这段时期，我经常与朱先生见面，因此谈到了很多问题，朱先生说：据我所知，海内外想给南老师写传记的人至少有两三百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学者，包括南老师身边的一些文笔非常好的学生。南老师让你来写传记，你要珍惜。
在闲谈中，朱先生反复地说：南老师是最近五百年第一人。
二
关于新三家店的说法也是在饭桌上听南师讲的。
南师说：关于儒、释、道三教的功用，我倒有一个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中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
南师说：我还写过一副对联，有点意思，念给你听听：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
南师叹了口气，又说：还可以加几句：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一次，南师说：国平，你可以跟朱校长多摆一下。
于是，我跟朱先生约定，8月2日上午，我做一个他的访谈。我们在七号楼的茶室里，一边听着孔雀的鸣叫，一边交流与南师有关的话题，从上午10时35分一直谈到11时52分。
今天，我想把这篇访谈全文录入本书，因为朱先生所谈，既有许多大家很少知道的南师经历，又有许多佛学与物理学相通的共识，还有许多南师与其他学者之比较，对南师学生、读者和当今科技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
朱清时：我先给你看这把扇子，这上面写的是：一日清闲自在仙，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休寻道，对境无心莫问禅。这是到峨眉山去之前，刘正成写的，背面是刘正兴画的峨眉山。
王国平：这种情况很少见，两兄弟，一个写字，一个画画，都是大家，而且书画合璧，非常难得，值得珍藏。朱校长，我想先请您谈一下您的学术背景。
朱清时：我在大学时期是学核物理的，文革中间的1968年，分到青海山川机床铸造厂当工人，当了5年工人之后，在青海的一个研究所工作，那个研究所是搞化学的，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化学家。有幸的是，文革中间，胡耀邦他们组织中科院一些重大课题，追赶世界先进科技动向的时候，当时全国的科研院所全都瘫痪了，只有青海的还活跃着。所以从197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重大科技项目，一年后，我做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改革开放之前的1977年，就决定了第一批送我出国，1978年在浙江大学学英语，1979年到美国去了，后来回国后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1991年当选院士，当时还叫学部委员。1994年调到中国科技大学，1996年开始当副校长，1998年开始当校长。你知道，我现在在南方科技大学，当校长。
王国平：作为一个搞化学、物理研究的科学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和训练的？
朱清时：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传统文化，我父亲朱穆雍是华西协和大学毕业的，学社会学的。解放后，社会学被认为是伪科学，所以后来我父亲被分配到财政局当会计，一直被埋没，再也没有搞过社会学。我有一次把一本《中国名人大辞典》给他看，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他的同学，他非常感慨。他主要是错过了一次好的机会，当时华西是教会学校，准备安排他们班七个人去美国留学，但那时，我母亲已经生了我两个哥哥，家里就不希望他去，就到处活动，帮他在省财政局谋了一个职务。一解放，他就变成了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就不再被当作知识分子，这是一步错棋。但是他的一生非常喜欢文学，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从他那里受到了感染，尽管我学理工科，但是我内心深处和他一样，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如这把扇子，代表了当代的中国艺术。这是我人文科学的背景。
王国平：你第一次接触南老师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朱清时：我第一次见到南老师是2004年。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因为一直在搞理工科，到我当中科大校长时，内心就起了一种愿望，就是中国社会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我看现在的学生和我们以前不一样，跟过去我们当学生的状态不一样，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心中有一种信仰在支撑，所以学习和自己的个人修养很容易（被）教育和提升。现在的学生很难了，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支撑。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佛学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佛学不管怎么样，它教人行善，它教人畏惧因果，对社会是一件好事。我自己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我也很想把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各种成果与佛学当初预言的自然界的各种情况两者联系起来，做一个对比，所以我就去拜访南老师去了。有人给我介绍说，南老师可能是，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是佛学最高水平的代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读过南老师的书。2004年，我就去上海拜访南老师去了。
王国平：当时是谁陪您去的？
朱清时：是中科大的一个教授，他跟南老师很熟悉。从那次见了南老师之后，我突然就发现，我们社会中还有这样一个人，他对古今的了解可以说没有人可比，没有人可及，他的智慧从我们这一代人来看，只能仰视，他随口而出的这些诗词和佛学的偈颂，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高深莫测的。自从这次见面以后，我心中就有一个愿望，像这样一个，已经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智慧的老人啊，见一次就少一次，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一有机会就到他这里来。2004年7月下旬，我应他的邀请，以中科大和太湖大学堂（筹）的名义联合举办了一次认知与生命科学的研讨会。在太湖边的一个酒店里，为期10天，围绕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主题，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做了研讨，这次课程有录像在。从那次研讨会以后，我就发现了南老师的另一面，其实他这个人啊，是非常尊重科学的，他尽管对佛学了解很深，但是他始终相信科学和佛学是一回事，因为佛学跟科学都在解释宇宙，只不过用不同的方法而已，他认为佛陀释迦牟尼当时讲经的时候，是设法用当时科学的最高成就来讲的，他的《楞严大义今释》等都是用了当时最高的科学成就来讲，他相信佛陀生在当代，一定会用当代最高自然科学成就来重新讲经，他一直这样看。这次会把我、南老师与太湖大学堂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次会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一生的一个目标，就是把自然科学和佛学深奥的道理比较起来，看看中间有多少地方能够有联系。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希望参考佛学等传统文化，开辟自然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同时，用自然科学去解释佛学的道理，启迪大家的思维与反思。这样呢，能够便于把佛学的真实道理重新在社会上普及，现在的社会信仰佛学实际上有一种畸形，等于所谓的求神问佛，就是自己买很多香，堆很多钱，去贿赂佛菩萨，这种功利心太强了。在那之后，我到这里来，南老师也给我们讲过多次经，讲过《成唯识论》《楞伽经》，这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了，讲过《楞严经》，讲过《达摩禅经》，这都是我自己亲耳听过的，还讲过好些，因为我没有长时间在这里，错过了。可以从整理的中间看出一部分，大多数都没有整理出来。那个时候，几年前，南老师风采迷人，他这个人精力充沛，记忆力非常好，每次都是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说两个小时，实际上都延长到三个小时，而且有的时候是上午、下午、晚上接着讲，随口就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和偈颂，这让很多年轻人吃惊。
王国平：对啊，我第一次见南老师的时候，南老师曾说，朱清时的名字就是从一首诗中来的，他随口就背出了杜牧的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朱清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名字就跟我讲起了这首诗，在我一生遇到的人当中，这是能够如此的唯一一人。我自己当然知道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此外没有人知道清时有什么典故，唯有他，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就想起了这首诗，马上就说出来了。这两年，他劳累过度，操心太多，身体变差了，尤其眼睛不太好。这几天，你看我都不怎么打扰他。
王国平：能有机会经常听老师讲课，您这十年是非常荣幸的。
朱清时：对，所以我很庆幸。过去十年，我抓住了机会，就是没有能够听他每一次讲课的机会，从跟他接触中间，受到了很多感染和影响，特别是佛学，我这十年比过去进步了不知多少。我现在比较清楚，佛学确实如南老师说的，当初是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但是佛学研究不是用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从培根他们开始的，是用实验来验证真理，就是任何真理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个实验不管谁来做，只要程序一样都会做出一样的结果，然后再加上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形式逻辑和推理，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现代科学的注释。但是佛学不是，佛学没有用外部实验的方法，佛学用的是身心内在实证的方法，实证是每个人靠自己的感悟和直觉去证明。直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另一种方法，是很有效的。只不过现代的人直觉越来越少，因为依赖外在的东西太多，杂念和欲望太多。就像大家都过分依赖于计算器和算盘一样，心算能力越来越差。
王国平：中国过去几千年都依赖于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