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教授说：“我同静尘已有好多年的交往了，怎么会连他都认不出来呢？那天静尘没穿僧衣，却穿了身蓝色中山装。如果不是细看和听他说话，我还真不敢断定是他呢。听他们说，又发现了什么玉藏。只是我有点耳背，没听清楚下面的话。”
秦教授讲到这里，忽然就停了下来，仿佛又触发了什么灵感，怔怔地想着什么，却没有再讲话。
杨波却对静尘的出现很感兴趣。他有点儿紧张地问秦教授说：“关于石洞中的情况，你给人讲过没有？”
听到问话，秦教授有点紧张起来。他疑惑地说：“依照你的分析，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杨波说：“现在还难断定，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这群人深更半夜聚在那里，一定有所图谋，决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只是事不宜迟，您老赶快向有关部门报告洞中的发现，尽快组织考察，其它事情由我来按排。”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杨波忽然就把话题扯到了焚书坑儒的的事件上。他问秦教授：“秦老，对历史上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您是怎样认识的呢？”
秦教授看了看杨波，他对这位年轻的公安科长有好感，也乐于同他聊天。于是便捋了捋花白的头发，开了腔。
“关于焚书坑儒，人们历来对它褒贬不一。不过，考察这件事，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的状况。秦始皇剪除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并推行了一整套巩固政权的措施，像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就是‘书同文’。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件历史大事。事实上，‘焚书’与‘坑儒’是两件事，相隔只有一年。历史上的‘焚书’，是秦帝国采取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主要目的在于焚烧除秦国以外的其它六国的典籍，还有藏之于民间的《诗》、《书》、《礼》、《乐》等诸子百家的文章。而‘坑儒’则是对洛阳那些言必子乎也者、话必《易》、《礼》、《春秋》的旧诸侯国儒生们进行的一次政治屠杀和思想清算。在宰相李斯的一手策划下，先是杀掉了四百六十名诋毁新政、厚古非今的学者，紧接着又在温泉山谷中种瓜诱杀七百名儒生。‘焚书坑儒’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始皇帝政治野心的恶性爆发；他用武力统一了天下，也幻想着用武力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样的暴政无疑是自掘坟墓。在‘焚书坑儒’事件发生后不到五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不能说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唐人有诗讽之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件事，统一全国的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有利于文化交流；而要通过‘书同文’，达到一种带有愚民色彩的思想认识的统一，则是违背‘人性’的党同伐异、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专制。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愚蠢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悲剧却被历代统治者程度不同地上演着，徒增许多笑柄，结果是适得其反。事实上，文化专制主义，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瑕疵，尊重历史并不是全盘照搬历史，把历史教训当作经验来肯定，这是一种愚昧和无知。从历史上看，惩治思想，是作为灵长类的人类的一种悲哀，也是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直接原因。反抗产生于压迫，没有压迫又何来反抗？这个最简单的物理学上的定理，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结论。”
对着秦教授的侃侃而谈，杨波只是觉着他的高深。真要对这个历史事件下结论，杨波自觉无能为力。他只是想：如何评价历史，只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人们的结论往往就是自己的需要。只是，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方式，不仅发明于古人，而且传承于后来，却也算得一种国粹吧。既是传统，又何必再对它指手划脚呢！更何况自己本来的意思也不在这里。有件事他一直未对教授讲，因为本案中出现的大型玉辟邪遭到了专家的否定。他们认为玉雕根本无大件，尤在秦汉以后更不会出现。专家论断的意义，对于本案至关重要，因为根据专家的推断，这些石雕玉作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清晚期，如此一来，整个案件的性质就会大大改变。他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一些理论上的问题，比如说，秦汉时期究竟有无大型玉件。于是他又引导性地问秦教授：“这秦汉时期究竟有没有大件的玉雕？”
秦教授不知道杨波问话的含义，但他还是调整了一下思绪，说：“秦汉是玉器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也堪称玉器制作的巅峰期，怎么会没有大型玉雕呢！这个时期，玉器主要集中在皇室，他们制作古玉更是不惜工本的，因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大件玉雕作品，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像……”
屋外，偶尔传来的犬吠鸡鸣声是那么清晰，院子里的老枣树在窗户上投下斑驳的树影。秦教授又呷了一口茶，给杨波讲起了秦汉玉器史，也讲到了他刚刚阅读过的西汉末年发生的那个故事。
辞别了秦教授，杨波在当天就把自已拟定的方案汇报了应天碧，而秦教授也向有关部门报告了他关于藏军洞的发现。
一周后，由省文物局抽调的十几名专家浩浩荡荡地开进宰相垴，住进了那个隐藏着许多秘密的山洞。
然而，令秦教授迷惑不解的是，当他们一行人来到石壁上那个山洞的时候，洞中早已是一片狼藉；那些珍贵的金银器皿、青铜器、玉器，还有那方砚台已然不翼而飞。所幸那些珍贵的宋版书册、石册、竹简却毫发无伤地堆在那里，尘封土埋，显得凄凉无比；由此可以推断，这群窃墓贼对这类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一窍不通，正是这些人的无知，使得这批罕见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材料。
中国历史上自文字出现以来，首先遇到的就是需要表达文字的载体。先是结绳记事，虽然可以用来表达数字的信息，但局限性太大，显然不适合文字交流；接着又出现了石刻文字，也就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岩画，开始用形象化的图案言情达意。这些图案高度抽象的结果，就产生了文字。
文字的出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交流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当一种文字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时候，它巨大的社会作用便显现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的蒙昧，从而使之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也使人类远祖的信息得以保留下来。
在造纸术还未出现的时候，人类可以用来记载文字的除了石刻以外，还有龟甲兽骨以及石册竹简、帛书铜器，这已被我们从考古和发掘中大量地发现。然而，由于书写和记录工具的落后，人们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据说秦始皇每天看奏章一百二十斤，如此落后的条件，必然限制了文章的记录和传播。
秦代的焚书坑儒，对于历史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秦始皇在“书同文”的同时，虽然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但却更多地把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投入了熊熊大火，中断了许多历史线索，使本来就稀有的古代文化典籍变成了凤毛麟角。以至于在司马迁编写《史记》这一史学巨著的时候，不得不靠跋山涉水的考证和传说来完成。
从今天的发现来看，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文字尚不统一的条件下，一定是一件很繁荣、很庞杂的事，然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多是些只言片语的传闻和似是而非的推论。
当着这些专家们对着古洞中的遗物详加考证后，终于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这个山洞里有上迄几万年前侏罗纪恐龙时代的遗存，埋藏着大量的古代生物化石，尤其是恐龙化石；其中有许多是闻所未闻的海洋生物物种，两栖类、脊椎类、贝藻类，应有尽有，这说明了在远古时代生物种类的繁杂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