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佛哥太太是一位老妇人，娘家姓龚弗冷。40年来，她一直在巴黎开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公寓位于拉丁区和圣·玛赛城关之间的什·热威希街。佛哥家的这所公寓，接待任何人从来没受到什么流言蜚语。可是30年间却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过，而且除非家里给的生活费实在太少，一个青年男子来这儿住。尽管这样，1819年这幕悲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倒住着一位可怜的少女。
虽然悲剧这个词语近来被多愁善感与颂扬痛苦的文学家用得很泛滥和歪曲，以致没有人再相信；但是这儿却不得不用。在真正意义上说，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大戏剧意味；只是我这部书完成之后，京城内外也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不熟悉巴黎的人是否读得懂这部作品，那就不能确定了。书中有许多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玛脱岗与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才能够领会。这个有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总是在剥落，阴沟里全是黑漆漆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而且总是很忙乱，不知要发生何等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引起轰动。可是也有些许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夹杂在一起而变得伟大庄严，使很自私的人也会有所醒悟，生出一点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就好像一只一口被吞吃的苹果。文明好比一辆大车，和印度的神车一样，遇到一颗比较难粉碎的心，略微停顿一下，立马把它压碎了，又继续大摇大摆地前进。大概你们读者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着这本书，躺在舒适的安乐椅里，想道：也许这部小说可以给我解解闷。读完了高老头神秘的故事以后，你也许依旧很有食欲地吃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归因于作者的过错，认为作者过分夸张。不过这个悲剧不是故事，也不是小说，而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心里有所发现。
这所公寓的房子是佛哥太太的产业，位于什·热威希街的下段，就是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地方。斜坡坡度很大，而且崎岖不平，马匹很少经过，因此挤在慈谷军医院与先贤祠间的那些小街道格外安静。两座大建筑笼罩下的黄色调影响了周围的气氛，穹隆阴沉严肃，使一切死气沉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里没有污泥和水，野草沿着墙根往上长。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变得不快乐。一辆车子的声音在这儿简直是件大事。屋子毫无生机，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得见公寓或私宅，苦难或烦恼，垂死的老人或想作乐却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找不出比这儿更加丑恶、更鲜为人知的街区了，特别是什·热威希街，像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再般配不过。为求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上灰黑的色彩和沉闷的描写并不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阶梯，光线逐渐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这个比喻倒很形象。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光秃秃的骷髅，到底哪一个更可怕？
公寓的侧面靠着街，前面对着小花园，房子跟什·热威希街形成直角。房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微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米；前面有一条平行的铺着砂子的小路，两边有风莒草、夹竹桃和石榴树，都种在蓝白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一头有一扇小门，上面挂着一块招牌，写着：佛哥公寓。下面还有一行：本店提供食宿，男女老幼，欢迎光临。
临街的栅栏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在栅栏门外张望，可以看到小路尽头的墙上画着一个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也许出自本街区一位画家的手笔。神龛内供着一个爱神像：浑身釉彩斑驳，也许被鉴赏家看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街就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的铭文已模糊不清，令人想起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1777年回到巴黎而备受青睐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现在是，过去是，或许将来还是。
傍晚，栅栏门换上了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等于正墙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另一边是与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常春藤把那堵分界墙密密遮盖了，这在巴黎城中也算是一景，引人注目。各处墙上都爬着果树枝和葡萄藤，密集的瘦小的果实成为佛哥太太年年发愁的问题，她常向房客谈及此事。沿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窄的走道，走道尽头是一片菩提树荫。虽然佛哥太太出生在龚弗冷，但“菩提树”三字老是念别音，房客们经常纠正她也没用。两条走道中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是被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面又围着些莴苣、旱芹和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绿漆圆桌，周围放了几条凳子。在热得可以孵化鸡子的大暑天，付得起咖啡钱的顾客，在这儿品尝咖啡。
房子共四层，顶上有一间阁楼，楼房正面用粗沙石建成，粉饰的那种黄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房子都令人作呕。每层楼上都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的遮阳板撑得高高低低，参差不齐杂乱无章。房子侧面也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装有铁栅和铁丝网。正房之后有个大院，宽约20尺，那些猪呀、鸭呀、兔子呀，和和睦睦地混在一块儿；院子里有用来堆木柴的棚子，棚子和厨房的后窗中间挂一个食品柜，下面淌着从洗碗池淌着的污水。靠着什·热威希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预防瘟疫不得不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从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格局明显是为开公寓预备的。为了吸取光线，底层的第一间屋子装有两扇临街的窗子，通向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的一侧通向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隔着楼梯道，楼梯的台阶是由木板和擦得发亮的彩色地砖拼成的。一眼望去，客厅的景象再萧条不过了：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布满一条条忽暗忽亮的纹缕。正中央放一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瓷小酒杯，上面的金线已剥落一大半，这样的酒杯现在还到处都有。这间房子的地板很差劲，四周的护壁板只有半人高，其它的部分糊着上油的花纸，上面画着《丹兰玛葛》主要的几幕，那些有名的人物都被着上彩色。两扇带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理泼梭款待于理斯的儿子的盛宴。40年来这幅画总是被年轻房客当作笑料，把他们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比他们的处境高出很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被掩盖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了一座很粗俗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很干净，说明它难得生火。
这间房子里有一种莫名的怪味，该叫做“公寓味”吧。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令人发冷，闻起来又潮乎乎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完饭的饭厅里的气味，酒菜以及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所有的房客特有的气味，与他们伤风时发出的气味凑成了令人作呕的成分，如果可以加以分析，这种味道还能形容。话说回来，这间客厅虽然使你恶心，但同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是觉得客厅有点体面、芬芳简直像太太们的上房。
饭厅全都装着护壁板，油漆的颜色已经模糊，只有一块块油迹浸染出的奇形怪状的图案。几个油腻的食器柜上摆着破裂的水瓶、雕刻花纹的金属垫子，以及许多都尔奈的蓝边厚瓷盆。在屋角摆着一只小橱，有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里面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渍的餐巾。里面还有一些废弃的家具，没处安放才被扔在这儿，正如那些文明的残骸被丢弃在救济院里一样。你可以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会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倒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沾满灰土和油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油垢很厚，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划名字；几把残损的椅子；几块可怜巴巴的小脚毯，草辫松松散散；还有些破破烂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已被烤得焦黑的了。这些家具古旧、龟裂、腐烂、虫蛀，残缺，近乎崩溃，如果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妨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怕急性子的人不能原谅。
红色的地砖因擦洗和着色过多，划满了高低不一的沟槽。总而言之，这儿是一片毫无诗意的贫穷，是那种斤斤计较的、浓缩的、千疮百孔的贫穷；虽然还没有泥浆，却已污迹斑斑；即使没有破洞，不会褴褛，也快要散落腐朽，变成垃圾。
这间房子最活跃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左右，佛哥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先行出现，它跳到食器柜上，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开始做它的早饭。不一会儿寡妇出现在房间里，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零乱的假头发，懒洋洋地拖着疲惫的软鞋。她憔悴多肉的脸，正中耸立着一只鹰钩鼻，滚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老鼠般肥胖的身材，松垮饱满的面颊，晃荡荡的乳房，一切都和这寒酸气十足而阴森森的饭厅相配。她闻着室内热烘烘的臭气，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她的面容像秋季初霜一样鲜明，周围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像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忽而一变为像债主那样的横眉竖眼。总之，她整个人是公寓的化身，公寓是她的注脚；就像监狱里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绝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女人没有健康的肥胖，就是这种生活的产物，就如同染病是医院气息的影响一样。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制的，棉絮从裂缝中飘出来；这些衣衫简直是客室、饭厅与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揭露了厨房的内容和房客的品味。她一出场，台面就齐全了。50岁上下的佛哥太太和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态相像一个会装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存心不择手段讨便宜，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可以出卖，她是绝不犹豫的。房客们却说她本质上是个好人，他们也听见她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就相信她确实也穷。佛哥先生当初是怎么样的人，她从未提起。他是怎么破产的？她说是遭了报应。他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泪，留给她这所房子好生活，并且给了她无须同情任何不幸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说她受够了苦难。
一听到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西尔韦便忙手忙脚打点房客们的中饭。一般，寄宿房客只包晚饭，每月交30法郎伙食费。
这个故事发生时，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房最好的两套房间，佛哥太太住小的一套，另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亡故的丈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做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维多莉·坦依凡小姐，她把古的太太当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用每年是1800法郎。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姓伯瓦拉的老年人和一个年纪在40上下、戴假发、鬓角染黑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休的商人，叫佛托拉先生。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米茜努小姐住了一间；从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叫做高老头的，住了另外的一间；其余两间是给“候鸟”预备的，留给像高老头和米茜努小姐一样只能付45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除非佛哥太太没有办法，不然就绝不招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时，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乡下来到巴黎读法律的青年——奥耶那·德·朗森狄尼。他家人口众多，为了每年给他1200法郎的生活费，全家省吃俭用。他是那种因家境贫寒而刻苦读书的青年，从小就懂得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梦想锦绣的前程，思考学业的影响，选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趋势，以便捷足先登，谋利于社会。如果他没有独特的观察能力，没有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能耐，我们这个故事就缺少了现实色彩；这点真实性完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刺探一桩惨剧的秘密，而这件惨剧是制造人与受害人一样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用来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干粗活的男仆利列瑟杜弗和胖子厨娘西尔韦的两间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