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人多的地方，我仍旧害怕，我总是想，再多的人也抵不住母亲，他们大都像我一样，谁也不足以阻止制雷霆，也不会被雷霆饶恕。这样的时光持续到18岁，一个人在远处，少有的雷霆曾使我感到侥幸和安慰。尽管沙漠的干燥无数次让我流下鼻血，让我在直射的阳光下皮肤皲裂、嘴唇疼痛。大约2年后，隔绝的雷霆复又重来，在异乡天空，它们的来到令我惊诧。在半夜，我惊醒。先前的惊惧并没有因为长期的疏离而消弱——尤其是连续的雷霆——绝对的警告和惩罚，一次又一次从天庭的花园和牢狱，以闪电的形式脱笼而出，在大地的上空和具体的生命之上轰然而响。
12.秋天的芦苇荡
从水库一边的山腰上，沿着水渠，可以走到另外一些村庄，甚至更远。村庄唯一茂密的芦苇荡是必经的地方。秋天，我和父亲去放水浇地，钻到大坝下免打开水闸，积攒了一个多月的大水便轰然而出，携带着上游河道的泥垢、浮草、人们身上的泥垢、汗液、洗衣粉乃至妇女被河水稀释的经血。被水泥的渠道限制，拨开两边垂头低掩的蒿草，一路向东。
渠水不断向前的水头就像蛇舌，舔着渠底焦白或者湿润的沙土，不断探进让我感到愉悦。通常，父亲从另一面山坡上的马路径自向前，我跟着渠水，或者让渠水跟着我。孩子一样追逐和被追逐。路过的田地，冬麦破土而出，青青的身子在表面发白的泥土上，在徐徐展开的秋风中摇晃着身子。
柿子树叶片凋零，余下的在晨霜中颜色粉红，远看上去，像是一群穿着红绸衣服堆在一起嘻笑的妇女。核桃树的叶子颜色发黄，留在树上的那些则呈墨黑色。它们被霜打的身体充满了浓重的无奈和压抑的愤怒。大片的洋槐树早就干枯了，满地的碎叶子被羊只一次次拣食和践踏。对面村庄到处都悬挂着金黄的玉米穗子。马路上偶尔的机动车转过一个山头，又转过一个山头，突突的声音在河谷两边的岩石和悬崖上跌宕。
渠水和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在山坡上，水声、脚步声和杂草摩擦裤腿的声音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听到。走着走着，芦苇荡就要到了。秋天的芦苇根根白发，蓬松的绒毛在风中摇动。远看像是一群老者在集体运动，像古代老迈的将军窃窃议论。它们高挑的身子相互击打，匕首一样的叶子在风中相互切割。我远远看见，有些紧张。不是害怕芦苇，而是害怕潜藏其中的众多的蛇。小的时候，父亲带着我路过，不到一公里的芦苇荡边上奔窜或者卧着好几条颜色不同，粗细不一的水花蛇。
我总是觉得，蛇是可怕的，它们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灵性，强大的集体主义和坚决而又彻底攻击性。祖父给我说过很多关于蛇的故事，说到了20岁那年被蛇精娶走的栓柱爷爷，不小心用铁锨斩死一条小蛇而遭蛇群集体围攻的四奶奶，还有一直潜藏和游弋在村后水井中那条头上长角的大花蛇。
对蛇天生的惊惧和害怕导致了那片芦苇荡长久的茂密、壮大和杂乱。除了个别胆子大的人偶尔去割些芦苇，回来晾干，编织苇席之外，多少年来，它几乎没有受到过大面积的伤害。一年一年的枯荣，虽然村人不以为那是一个风景，但它的本质只能是人眼里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我拉着铁锨，抓着山坡上高高的蒿草，远远离开那片芦苇荡。在爬的过程中，小心翼翼，心脏突突跳着，大睁的眼睛惊恐着留意每一个草丛。这里是蛇们聚集，交配、孕育和生产的地方，我不敢造次。也不能造次。在离它500米的高处，我看到，蜂拥的芦苇荡充满了神秘，浓密的根须下面一定活跃着大批的生灵——应当不仅仅有蛇吧。
越过芦苇荡，我重新下到水渠，水走的路是平坦的，它们的速度必然要比我快——它们已经走出了好远，沿着浑浊的渠水，我在渠沿上快步向前追去，遇到有缺口的地方，就铲了带草的泥土，厚厚地封住。一次次地把漂浮其上的断草捞出来，扔在其他的草上。
渠水到达麦地的时候，也是暮秋降临的时候，刺骨的寒风在寒霜上磨着刀子。一些生灵开始退隐，臃肿的大地层层下陷。芦苇荡干枯了，蛇们早就选择了冬眠的去处，它们不会把为了这片芦苇荡而与冬天对抗。我再看见的时候，也不觉得害怕了。有一年冬天，村人好像想起了什么，一个一个拿了镰刀，从芦苇荡最为茂密的地方开始，锃亮的镰刀贴着冻结的泥土，以最快的速度刈倒芦苇。不到一天时间，浩大的芦苇荡便空空荡荡了，只留下箭矢一样的根茬，一支一支，以荒芜和愤怒的姿势，向着天空和看见它们的人们，说出隐藏的秘密。
13.奶奶的黄昏
我从远处回来，还没有进门，就看到了笼罩在春天之中的阴郁气息，在我们家的房顶和四周，那种气息像是一层灰色的布匹。别人是看不到的，它们从父亲的哀叹和母亲的忧郁中散发出来。更严重地说，这种气息显然源于父母的内心，像冬天里众人的口雾，一点点积攒起来，逐渐淹没了我们的心情和家居。
最初几天，奶奶仍旧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吃饭，说话和抽烟，她白色的头发被一根长长的木簪拢在后脑，有一部分从前额披散下来，掩住她的一只眼睛，她习惯性地把它们一次次拢在耳朵上。她仍旧有说有笑，乐天派的性格仍旧没有改变——其实呢，我们和他们都知道，奶奶患了癌症，而且是晚期，她只是感觉到自己吞咽不畅，经常呕吐，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她还对别人说这是胃着凉了，过几天就会好的。
我去看她，她跟我说，想吃东西吃不下，我回去和父母说，父亲告诉我医生说了，做手术的成功率不到20％。父亲是她和爷爷唯一的儿子，自从奶奶确诊之后，父亲总是抱头叹息。为了使奶奶高兴，不怀疑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病。父亲叮嘱家人和外人谁也不要告诉奶奶。一个老人，面对的总是死亡，但谁也不会那么坦然，奶奶多次对我说过，她抱上重孙子之后，死了也就不后悔了。其实，我也想，但在家乡，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和我恋爱结婚。
平时木讷，家里大事小事都不管的父亲罕见地惆怅、焦虑和痛苦起来，那时候，他的叹息是我那么多年来听到最多的。即使田地劳作，吃饭和歇息的时间，也时常传来。虽然正是春天，需要翻耕和播种。但父亲似乎不像往年那样迫切和专注了。每个晚上。从地里回来。去地路过，都要去奶奶家。遇到下雨，他一整天都在奶奶家，坐在门槛或炕沿上，把自己最好的香烟拿出来给奶奶抽。我劝他不要再给奶奶烟了，他却狠狠瞪我，还责怪我说，不让你奶奶抽烟就是不孝。
不到20天时间，奶奶就躺倒了，疾病在她体内的动作使他不堪忍受，有时候捂着肚子呻吟出声，不热的天气也大汗淋漓。再几天，原来肥壮的奶奶就剩下一副骨头了。松弛、皱褶、斑点密布的身体让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了。奶奶说她想喝饮料，传统的橙汁健力宝，我买了，放在她的炕前，让她随时都可以喝到。而残酷的是，她的肠胃和咽喉不允许她喝，还没喝几口，就吐了出来。父亲就拿了毛巾，给她擦掉。
我去看她的时候，奶奶总是重复问我说，平子，你看奶奶还能好么？我说奶奶你不要着急，肯定会好的。最初几次，她笑笑回答说，那就好。俺还没有抱上重孙子呢！老天爷不会俺这么早就死的。我也笑笑，背过身来，鼻子发酸，眼泪悄然滑了下来。
父亲不挪窝了。在奶奶家，偶尔有事回到自己的家，最多也不过10分钟。姑妈患高血压，身体不好，姑夫怕出事，不要姑妈来伺候。担子自然落在父亲身上。从一开始，父亲就是唯一伺候奶奶吃饭，擦身体，梳头，照应大小便的人。那时候我还想，作为男人的父亲怎么可以呢？后来我才慢慢明白，母子之间是没有性别的，人老了也不会有。
转眼，五月到了，炎热袭来，青青的麦子瞬间变黄，汹涌在村庄周围的田地里。乡人们起镰收割的时候，奶奶已经只能靠氨基酸和其它药物来维持生命了。父亲浑然忘了收割麦子，也没有问过母亲、弟弟和我一句关于麦子的事情。我们把麦子全部割掉，用脱粒机打了，晾晒在房顶的时候，父亲才看见，抓了一把，仔细看了看，就又往奶奶家去了。
我们都说，五月过了，奶奶一定会挺过秋天的。奶奶虽然不能吃东西，甚至没有了动弹的力气，但精神还好。耳朵不聋，眼睛不花，我们在院子和家里说都能听清，来的每个亲戚都认识。谁也没有想到，六月的一个暮雨沉沉的傍晚，奶奶去了。父亲的号哭声惊动了邻居，我们跑过来，请邻居告诉和通知姑妈以及其他的亲戚。
我们请了吹鼓手，放了两场电影。把奶奶的灵篷搭在村里的打麦场上。夜里，大雨瓢泼，电闪雷鸣。开始，姑夫和表弟还在，后来他们都借口走了，奶奶的棺材搭在高高的长条凳子上。雨水漫进灵篷，淹没了我们的膝盖。在雨中，我和父亲坐在雨水中，在奶奶的灵前，低头，一夜不睡。下葬之后那个傍晚，我从爷爷奶奶的坟地一边的路上走过，远远看见，新起的土坟竖着几根缠着白纸的柳木拐杖，几面花圈颜色幽暗，连同周边山坡、树木和田地，也都一派肃然。此后很多天，父亲一个人坐在爷爷奶奶坟茔一边的石头上，抽烟、看天，青色的烟雾在空中弯曲、扩散，被风吹远。
童年的夜晚
那时候，电还没有在村庄出现。晚上，到处都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黑暗，马灯晃悠的山路，枯草摇动，风吹如泣，冻僵了乌鸦出其不意呱叫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石头的房子里面，做饭剩下的火炭噼噼剥剥，明明灭灭，白色的灰烬不断诞生，有风从门缝儿进来，吹到人的腿上，是一片彻骨的寒冷。
放学回到家里，趁着白天的余光，正在写着作业，黄昏就降临了，这个家伙，也不打一声招呼，把脸黑得像锅底，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把村庄乃至村庄之外的一切全都收容在了它的怀抱。娘找了火柴，摸着窗台上的煤油灯，嗤的一声划着火柴，微红的光亮摇摇曳曳，首先照亮一家人的脸庞，再打上暗黑色的黄泥墙壁。
煤油灯的光亮可以照亮我们的家，但怎么也不能照亮我们一家人的心情。娘总是不高兴的样子，眉宇间挂着生活的艰难和沉重。收拾了碗筷，放在清水里冲了，娘就说：你晚上到你爷爷那儿睡，还是在家？我想了一会儿，就说：到爷爷那儿去。娘没有说话，又把锅台扫了一遍。我做完作业，收拾了课本和纸笔，把书包挂在墙壁上，拉开房门，到爷爷那儿去。
我们家在村子最下边，挨着的是杨林光家的石头楼房，横在我们家的左面，感觉像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杨林光搬走之后，老楼房窗户里面时常飘些霉味儿出来，尤其是夏天，遇着一阵逆向的风，霉味儿钻到鼻子里面，呛得人胃疼。
我总觉得杨贵新家没好人，经常偷和损坏别人家的东西，还仗着自己家人多，整天没事找事儿，欺负我娘还有其他人口少、势力小的人家。有一次，杨贵新老婆跟娘吵架，他们一家7口人都趴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咒骂我娘，骂得很难听。她的二闺女还把手里的碗扔向娘，娘用手一挡，手背上就流出了鲜血。我在一旁吓得直哭，也不敢帮着娘骂杨林光一家，只是拉着娘的手，叫娘赶紧回家。
爷爷家就在杨林光石头楼房的上面，每次去，都要从他们院子里经过。
从我们家出来，走到楼房跟前，是一条不足十米的窄巷，走过去，再向上一个九十度转弯儿，爬上二十几个石头台阶，再一个九十度，向西，就到了老楼房前院。
因为杨林光，我每次去爷爷奶奶家都害怕。走到路口，习惯性地探头向杨林光家看一下，如果他家人没在院子里，我就赶紧蹦上台阶，轻手轻脚，以最快的速度走过去。如果院子里面有人，我就沿着房子后面的巷道儿，绕到爷爷房后，爬上房根的椿树，再从院子里的梯子上爬下去。有几次不小心，正要穿过杨林光院子，让他婆娘傅四妮看见了，从屋子里面蹿出来，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在我脸上、背上打了几个巴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疼了我就哭。娘听见，就从家里跑出来，把我拉在怀里，和傅四妮理论、争吵。傅四妮仗着人多，还把娘打了几次。后来，我学聪明了，实在绕不开，我就让她们打，一声不吭，也不跟娘说，免得娘和我一样挨人家打骂。
杨林光家西边，是万新爷爷家。老两口都快九十岁了，身体还很硬朗。那时候，万新爷爷还和年轻人一样，上山割草，下地干活儿，比年轻人的力气儿还大。两个老人对小孩子很客气，家里藏了柿子、糖块和饼干，到家里还拿出来给我们几块儿。老两口活了100来岁，先后不隔一个月，双双无疾而终。我常常想，要是万新爷爷家和杨林光家换换多好！
过了杨林光家，一绺石墙中间，有一道大门，里面是个四合院，爷爷奶奶和另外几户人家住在里面。大门的门板是柿木做的，足有半尺厚，门框是枣木做的，很结实，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里面不知道被虫子噬过没有，表面看起来还很光洁。
我站在跟前，还够不着门锁。如果不是很晚，大门是不会插的。用手一推，很重，我要使很大的力气，它才吱吱呀呀敞开来，让我看到里面的房屋和灯光。对这种声音，里面的人谁也不会特意探头看看，甚至连谁来了的念头都省略了。毕竟，门就是开和关的，不到深更半夜，不闹出奇异的响声，院子里面的人就不会表示惊诧。
天长日久，什么东西都会习以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