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政策口号是“美丽的国家”。在2006年7月竞选总裁期间，他专门出版了《走向美丽的国家》一书，9月1日提出的竞选纲领是《美丽的国家--日本》，9月29日，在国会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再次打出了“美丽的国家日本”的招牌。所谓“美丽的国家”，即“一是重视文化、传统、自然和历史的国家；二是以自由社会为基础、尊重规律、拥有尊严的国家；三是未来有可持续发展能量的国家；四是让世界信赖、尊敬和爱戴的、有领导风范的国家。安倍的主张，并无新意，目的无非是为了其所谓的”摆脱战后体制“，给新世纪的日本重新定位。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曾根”战后政治总决算“和”走向政治大国“路线在新时期的翻版。安倍入主首相府之后，人们更关注的是，在这些美丽辞藻的背后，作为一般印象中的日本鹰派和民族主义代表的安倍，将采取何种具体政策，将把日本带向何处？
上任12天后的2006年10月8日，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这次”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五年的僵局，开启了两国共建”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将首访国家定为中国，这在战后日本历届首相中还是第一次。安倍访问期间，先后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且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会谈中安倍指出，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将继续遵循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发展两国关系，将按照双方关于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困难、促进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共识来妥善处理历史问题；现在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把中日关系推向更高层次，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建设性贡献是双方承担的时代使命和责任，为此要争取将中日关系建成一个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翌日的10月9日，安倍紧接着从北京飞往首尔访问了韩国，当天正值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安倍原想重点讨论朝鲜核试验问题，而韩国总统卢武铉却重点强调了历史问题，指出”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等问题，是阻碍日韩关系的重要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开拓未来“。双方也一致认为朝鲜核试验对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将严肃对应。
安倍上台之初的”闪电“外交，是其”有主张的外交“的重要一步，是在强调”为了世界和亚洲的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迈出修复与重要邻国中韩关系的关键一步。目的无非是对外清理小泉时代外交的负遗产，摆脱”亚洲孤儿“的困境，以进一步改善日本的国际经济环境；对内则是发挥自己的外交特长，以实际政绩来稳固政权，进而迎接即将到来的形势严峻的选举战。
的确，人们会发现右翼色彩的安倍在上台之初，有关历史问题的发言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积极支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当选首相后则表示不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不打算就此明确表态。过去指责”慰安妇问题是捏造“，而在访华前10月3日众议院的答辩中则表示要继承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谈话的基本立场和1995年”村山讲话“的精神。并且，10月5日安倍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菅直人的提问时表明，”开战的结果给亚洲人民留下了重大创伤，包括我外祖父（岸信介）在内的当时的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政治在结果上要负责任的，因此当然可以说当时领导人的判断是错误的“。然而，安倍的态度转变，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是思想认识的彻底改变，或出自内心的真实反省。事实恰恰说明了安倍作为一名少壮派政治家，是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对具体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现实调整，以及对历史认识的暂时性修正。翌年3月，安倍就原形毕露，就记者关于”河野谈话“的提问表示，”不存在证明二战时日军施行强制性措施的证言“。围绕美国众议院通过”慰安妇问题对日谴责决议案“，安倍则认为”决议案没有客观事实根据“，”即使通过决议，也不谢罪“。由此可见，安倍相比小泉，好像是更加”灵活“一些，结果只能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徒然失信于民，失信于国际社会，留下一个出尔反尔的”撒谎“名声。
与此同时，安倍倡导建立”日美印澳价值观联盟“，应和麻生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构想，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大大抵消了其改善亚洲外交的效果。
为了”摆脱战后体制“，以实现”美丽的国家“目标，安倍积极主张修改宪法。首先是于2006年11月16日在在野党缺席的情况下，执政党单独表决在众议院通过新的《日本教育基本法》，12月15日，在在野党一片反对声中，强行通过参议院。新内阁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强行通过了第一部法律，时隔59年，对堪称日本”教育宪法“的《日本教育基本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尊重公共精神“、”重视爱国心“等条文。2007年5月，日本国会又强行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为日后正式修改宪法铺平了道路。强行表决变成了国会的家常便饭，粗暴的政治方式激怒了在野党，也侵蚀了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
其次，2006年12月，日本参众两院通过了旨在将防卫厅升格的《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2007年1月，日本防卫省正式挂牌成立。看似一字之差的改变，本身就是防卫部门在日本国家中地位和作用加强的表现，是对宪法第九条禁止日本拥有军队的直接冲击。实际上通过该法，日本把联合国维和活动和基于日本《周边事态法》实施的后方地区支援等《自卫队法》所定的”附加任务“升格为”基本任务“，这种对自卫队职能的重新定位，目的在于进一步为自卫队”松绑“，摆脱对自卫队走出国门的种种限制，以”名正言顺“地在国际上发挥日本的”军事作用“。
“宪法已经施行了六十年……期待以此为契机，国民们能够就修改宪法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2007年元旦，安倍首相在新年致辞中高调呼吁修宪之时，而国民的回应是对安倍内阁的失望。1月23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公布的民调显示，不到四个月，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分别下跌了二十多个百分点，跌到39%和48%。最大的在野党党首小泽一郎尖锐地指出，安倍内阁已经出现了晚期症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倍追求的修宪目标偏离了多数国民对缩小社会差距、改善经济民生的期待，安倍成了一个距离国民感觉“遥远的政治家”。这实际上恰好是“世袭政治家”在洞察民意方面局限性的反映，也是安倍在内政上缺乏领导和实干能力的印证。
作为小泉的正宗接班人，安倍意欲塑造继续改革的“战斗的政治家”形象，可是一则是相比小泉，其能力有限，继承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并没有消除日本的社会差距；二是允许邮政改革中被除名的造反派议员复归自民党，结果是当年反对改革的造反派和代表改革的“刺客”又变成了一家人，选民们感觉上当受骗，也戳破了安倍改革者的形象。而自己一手打造的“亲信内阁”却丑闻不断，直接损害了安倍政权的公信力，逐渐侵蚀了自民党政权的基础。
2006年12月，行政改革大臣佐田玄一郎因政治资金丑闻而引咎辞职；2007年5月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因事务所费用问题、政治资金丑闻等自缢身亡；7月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因发表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无奈之举”的言论而辞职；安倍新任命的“世袭子弟”赤城德彦上任不久就被曝出政治资金丑闻，处在风口浪尖上的赤城，还居然满脸贴着药膏出现在电视和记者面前，这副十足的纨绔子弟的“愚蠢形象”，对参议院选举形势严峻的自民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位“药膏王子”也不得不于8月1日宣布辞职。此外，还有政府税制调查会会长本间正明因涉嫌不当使用公务员宿舍而辞职，劳动厚生大臣柳泽伯夫尹因“女人是生孩子机器”的发言而遭到猛烈批判，文部大臣伊吹文明、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等也被曝出涉嫌政治资金丑闻等。
正当丑闻缠身的安倍内阁倍感苦恼之时，2007年4月下旬，社会保障厅丢失5000万件社保人员资料的事件被在野党民主党揭露出来，舆论哗然，民众愤怒。据6月2、3日《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进一步跌至30%，与内阁成立时相比，下降了一半多。在这样的“背运”中，安倍内阁迎来了7月29日的参议院选举。结果自民党遭到历史性惨败，在改选的64席中仅得到37席，自1955年自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丧失了参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失去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的地位。日本宪政史上继1989年、1998年之后出现第三次“非常国会”，也是三次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其对日本政权交替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
按照自民党惯例理应辞职的安倍，力求通过改组内阁“起死回生”。8月27日，安倍吸取教训，煞费苦心，一改此前“论功行赏”、“任人唯亲”的作风，启用各派阀领袖，挑选“清白贤能”之士，组成新一届内阁。谁料不到一周，9月3日新任农林水产大臣远藤武彦就因自身担任理事长的农业互助协会谎报人数冒领保险金问题而向安倍首相提交了辞呈，成为安倍上台以来“出事”的第三位农相，也是因丑闻而“走人”的第五位内阁大臣。还有新任总务大臣增田宽也、环境大臣鸭下一郎等多人也被揭露出政治资金丑闻，甚至连一贯号称政治廉洁的安倍首相本人，也被《现代周刊》杂志质疑存在偷逃高额遗产继承税问题。在野党趁机提出问责决议案，追究安倍的人事任命责任。
9月9日，安倍在悉尼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反恐特别措施法》不能延长，自己就辞职”。翌日，第168届临时国会召开，安倍首相进行了施政方针演说，将本届内阁定名为“政策实行内阁”，“美丽的国家”的词汇在结束时只用了一次。面对民主党控制的非常国会，眼看“特措法”延长无望，安倍在众议院大会答辩之前的9月12日，突然宣布内阁辞职，理由是“希望和小泽党首举行会谈，很遗憾被拒绝了。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一位新首相带领日本继续进行反恐战争”。官房长官与谢野馨的说法是，安倍因本人肠胃欠佳的健康原因而辞职。也有舆论认为，安倍是为避免金钱丑闻殃及自身而主动请辞。还有说法是安倍听从母亲洋子的建议，面对前景不妙的众议院大选，还是全身而退为好，等等，不一而足。
安倍执政一年蓦然辞职，令人惊讶，亦使人感慨。面对小泉时代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留下的“负遗产”，难题成堆，安倍可谓时运不佳，一定程度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羊”。而安倍本人作为“世袭政治家”，特殊的成长升迁经历亦决定性地影响了其能力范围，不仅表现在用人上多有失当之举，而且反映在自身上则是意志薄弱、优柔寡断，亦缺乏领导魄力和实干能力，意识形态性的、表演性的“剧场政治”，终究不能取代切实可行的政策行动。“安倍剧场”的命运，不仅反映了日本“世袭政治”的局限性，也反映了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界限，预示了自民党前途多舛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