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在经济问题上可说是门外汉，但是在经济重建问题上却发挥了政治家所能发挥的决策作用，大胆地制订了一项重大的产业发展计划。在普通人看来，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日本，应该首先恢复轻工业生产，而不具备发展重工业的现实条件。然而吉田根据专家的意见，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1946年底，他接受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已等人的建议，制订了“倾斜生产方式”的重大决策，即优先发展煤炭、钢铁、化肥、海陆运输等产业，以此为突破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通过自然淘汰过程，使日本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为实施这一政策，吉田政府颁布了临时物资供需调整法和复兴金融公库法，设立了复兴金融金库，从原材料和资金供给方面入手，重点扶持重点产业企业。结果，1947年煤炭、钢铁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复兴看到了曙光。
第一次吉田内阁存在仅一年。1947年4月，根据新宪法进行的众议院选举揭晓，吉田的自由党降为议会第二大党。按照议会政治的规定，吉田茂只好把政权交给议会多数党，5月20日宣布辞职。
吉田茂下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形势变化很快。在欧洲，围绕德国、波兰问题，美苏之间的对立公开化，美国向苏联发起“冷战”。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给予发动内战的美蒋势力以沉重打击，已经转入全面反攻。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展开。为此，美国重新制订了新的全球战略，决定改变对日政策，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堡垒和反共防波堤。为实现这一目的，有必要在日本寻找一个最能与美国密切合作的强有力的人物，来组织一个亲美政府。这个人便是吉田茂。
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吉田茂在美军占领当局支持下连续四次组阁，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吉田时代”。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日美关系，是“吉田时代”推行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石。吉田茂认为：“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对美关系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的。”
关于经济问题，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后，认为有必要使日本重新回到国际自由经济体系中来，于是在1948年底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次年2月派遣底特律银行总裁约瑟夫·道奇以公使身份来日，具体指导日本的经济整顿。道奇提出的主要建议是，低工资、低米价，平衡预算，实行通货紧缩，开展整顿国营企业和裁减中小企业工人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理化运动，调整产业结构和补助金政策，制订1美元折合360日元的统一汇率等。吉田茂认为这些建议与日本政府的想法相当“近似”，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建议，立即全盘接受，付诸实施。
正当日本政府按照“道奇计划”进行整顿，经济萧条之际，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侵朝的“军事特需”给日本经济注入一支强心剂。大批工厂恢复生产，积压的物资销售一空，企业收益骤增，财阀开始复活，国际收支赤字变黑，紧缺的外汇存量增加，战后经济复兴完成。
战败使日本失去了中国这个战前最大的海外市场，而经济复兴又离不开这个市场。对共产主义持敌视态度的吉田茂，不愿与新中国打交道，把视线转向东南亚。他利用当地各国资金和技术上的困难，以战争赔偿为诱饵，开发援助为名，向东南亚地区输出资本，扩大了日本的市场。吉田茂选择东南亚为日本经济扩张的方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曾直言不讳地声称：“促进东南亚的繁荣是与共产主义抗衡的最根本方法”。
道奇计划促进了日本经济复兴，但却是以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为前提的。大规模裁减国营企业职工，实行低薪制，直接危害了民众的生活，引起下层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吉田内阁无视民众的正当要求，先后制订“限制团体令”，修改《劳动组合法》和《劳资调整法》，采取高压政策。吉田茂对日本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势力，更是持否定态度。既然美国对日占领当局已经撕下“民主”的面纱，吉田便公然采取镇压行动。1949年7至8月，政府利用下山（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被暗杀）、三鹰（三鹰站电车脱轨）、松川（松川附近列车颠覆）三事件，诬陷共产党和工会搞破坏，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又按照占领当局旨意，大搞“清共”，将12000名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清除出政府机关和企业。1952年的“五一节流血事件”中，命令警察大打出手，死伤群众近千人，同时以此为借口，炮制反动的《防止破坏活动法案》，使民主运动进入低潮。
战后日本重建军备最先是由美国提出的。对此，吉田茂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发展军备如同“让瘦马拉重载”，“重建日本经济，需要投入很多国家财政资金，没有更多的余力发展军备”。他相信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日本不会受到外来威胁，可以在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缝隙中专心恢复经济。反之，经济不发展，重建军备也“无济于事”。吉田虽然对重建军备态度不很积极，但与美国的主张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并且尽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1950年8月建立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厅，1954年6月制订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7月，正式成立防卫厅和陆海空三军自卫队，军备重建正式起步。
1951年9月，吉田茂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操纵下，会议在日本侵略战争最大受害国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日本恢复独立国地位。同时，“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下。
吉田执政期间，追随美国的反华反共政策，不顾中国政府严正抗议，于1952年4月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和约”，还声言不与中国有政治、经济往来，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设置了障碍。
吉田平素爱穿白袜子，雪茄不离嘴，一副官僚气派，其“个人独裁”和“专横”在战后首相中是不多见的。1953年2月国会讨论政府预算时，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怒骂向他提问的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混蛋”，受到弹劾。但是，在培植和驾驭亲信上，吉田却颇有独到之功。执政七年多时间里，亲手提拔为各省大臣职务的亲信多达79人，被舆论讥为开设“吉田学校”，其堪称得意的门生中，有后来担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和池田勇人等。吉田还善于在党内和弟子中间制造纠纷，玩弄政治平衡，使之依附自己。下台后相当长时间里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根源皆可追溯到吉田茂，这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特殊政治遗产。
原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恢复公职后，加剧了自由党内的分裂。政府动用司法指挥权包庇造船贿赂事件中的自由党议员，更使吉田茂失去了民心。1954年12月，吉田茂终于辞职下野。
吉田茂在野期间，担任过众议院议员，自民党顾问、皇学馆大学总长，还先后访问了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及台湾。晚年专事著述，发表《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
吉田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结尾写道：“日本人是富于冒险精神的国民，而且他们的眼界决不会限于日本这个范围。”“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抱有理想，并且到广阔的世界中去寻求舞台。”
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死于心肌梗塞，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