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日的北京,成了银色的世界,白茫茫的一片,封锁了整个街道,盖住了花坛,盖住了马路,盖住了汽车,盖住了站前广场。天空中彤云凝滞,凛冽的西北风迎面吹来,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走出车站,寒气袭人,我不由得浑身一颤,赶忙拉紧衣服裹住身体,向前跑了几步,忽又停了下来。
站在广场中间,我不知该去何方?这时,耳边响起了钟声,我不禁转身望去:那富有民族风格的车站钟楼在风雪中巍然耸立,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
夜深了,还是赶紧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要紧,自中午到现在,我茶水未进。可是一连跑了几家饭馆,都因夜深大雪封门早已打烊休息。吃不到东西,还是忍忍吧,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
我急匆匆来到一家普通旅馆。服务员披着棉大衣,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道:“有介绍信吗?”
“有。”我赶忙取出盖着剧团公章的介绍信。她瞄了一眼随手递了过来:“你这介绍信不行。”
“为什么?难道我这不是介绍信?”
“要国家正规院团的介绍信。”
“我们民营剧团的公章不顶用?”
“不顶用。起码也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证明。”
“同志,我是上访的,请行点方便。”
“那也不行!我得按上级规定办事。”说罢,手一摆示意我出去。
接连找了几家,都是同一种说法。
我懵了!同样是人,为什么我要低人一等?同样是剧团,我们为什么被视为另类?同样是介绍信,我手持的却是废纸!巴盖尔说:“地球上不管有多少国家多少种族,归纳起来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如今多了一种人,那就是像我这样无人接受的“边缘人”!
无奈,只好转身再回到车站。
本打算在候车室里避避风寒,哪知车站管理得更严,一律凭车票才准入内。我百般哀求好话说尽,仍被拒之门外。
老天爷好像有意与我作对,上车时还是风和日丽,下车时却是风雪狂啸;来时仅有丝丝凉意,现在却是滴水成冰,气温在零下十度。我冻得浑身发抖,好像掉进了冰窟一般。
北京--淮南,居然有如此大的温差!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初次上京,为了衣着得体,人前不失体面,我外穿一套新买的涤卡中山装,里面仅有一件绒衣。无意间印证了一句俗话:“光棍不穿棉,穿棉惹人嫌。”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后悔来时不该甩掉棉衣。
我在广场上来回徘徊,飞雪很快在我的衣服上堆起厚厚的一层“白粉”。望着茫茫雪夜,迎着刺骨寒风,穿着单薄的衣服,我感到自己有些支撑不住了。如不尽快找个避寒之处,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我突然想起过去外流时常去的一个地方--医院。
医院的候诊室,日夜不关门,既无人管,也不收费。不管是遇到全国人口大清查,还是在阶级斗争残酷的岁月,医院候诊室都是一个最为安全的避风港。
新来乍到的我,在庞大的北京城,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天寒夜深,街上行人寥寥,无从打听医院的位置,只好漫无目的地到处乱找。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如狂狮般怒吼着,我不敢放慢脚步,靠奔跑产生的热量抵御着严寒。
恐惧不安、惊慌绝望的我失去了方向,孤独地迷失在这座大都市里。
北京,我自小就十分向往的地方。它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那历代君主登基称帝的故宫,都令人心驰神往。心想:等办完事后,我一定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留个影,到纪念堂瞻仰一下毛主席的遗容,到故宫博物馆去欣赏一下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谁知,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拼命地奔跑,大口地喘着粗气,饥饿使我的肠胃激烈地痉挛。蓦然间,来到一个铁路道口,值班室窗口上的铁皮烟囱里冒着浓浓的黑烟。疲劳、寒冷,加上饥饿,使我寸步难行。我不顾一切地上前去用手拍门,突然觉得双膝发软,眼前发黑,不由自主地瘫倒在地上……当我微微睁开双眼时,墙上的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五点。
放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小煤炉,上面的水壶正滋滋地喷着热气。我躺在靠椅上,身上盖件棉大衣,浑身暖洋洋的。值班的大爷是位六十多岁的铁路职工,见我醒来,说道:“小伙子,你可醒了。”我知道,一定是这位好心的老人救了我。本想翻身坐起,无奈头晕目眩、两眼发黑,根本无力坐起来。我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说道:“大爷,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是外地人吧。”
“嗯。”
“你从哪里来?”
“安徽淮南。”
“来北京有事?”
“是来上访的。”
“怎么走到这里了?”
“这是什么地方?”
“通县双桥镇。”
“这儿离北京车站多远?”老人并没有回答,用指头神秘地打了个手式。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哪,昨天夜里我一口气竟跑了十八公里!
活在人世上,常感到“恩情”二字太重,使人无法报答。老人家不仅救了我的命,还把自己留做早餐用的面饼送到我面前。我一边喝着热茶嚼着面饼,一边讲述来京上访的原由及遭遇。我说得仔细,他听得认真,并不时地点头。讲完后,我自嘲地说道:“我真傻,真笨!不该冒险来京。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老大爷突然站起来说:“小伙子,你是一个精明能干、事业心很强的青年。生活委实是一种艰难的跋涉,有时还会伴着痛苦与磨难,你要勇敢地走下去。也许前进的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只要坚持下去,你会成功的!”话不多,理却深。我下意识地意识到,站在眼前的绝不是一般的铁路工人,而像是一位很有知识的长者或领导干部。
果然被我猜中了。他原是郑州铁路局的一位干部,“文革”时期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他的下属因失手伤人被判入狱,撇下家中体弱多病的老母亲。他经常去看望老人,为她买粮买煤,生病了背她去医院治疗。这种十分人道的善举,却被单位造反派说成是“立场不稳,同情坏人”。因其家庭成分不好,不仅被定为“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还把“叛徒、特务”等罪名强加给他,开除了他的党籍,判刑十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他被释放,暂时在这里当守道员,等待上级为他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对过去的蹉跎岁月以及遭受的苦难,我并不觉得后悔。因为苦难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的经历,如果有了,那便是一笔终生受用不尽的财富。”这话讲得很有哲理:曲折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
天亮了,我起身告辞。我知道,对他的搭救之恩,仅仅凭感激、说几句好听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我恭恭敬敬地向老人家鞠了个躬,说:“大恩不言谢,大伯,您有高贵和善良的灵魂,应该是幸福的。”他拉着我的手说道:“大恩不言谢,说得好。小伙子,临别之时,我再送你几句话:人生本身就是一种修炼,这种修炼需要吃苦。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更要直面人生,我想你会成功的。因为,你是从苦难中走来。”
遇到灾难时,人与人的心会贴得更近。大爷的话是激励,是鼓舞,我感谢大爷的一番肺腑之言,他为我的人生之路点燃了一盏明灯。
从双桥镇乘车来到东郊,再改乘公交车,几经辗转,来到文化部已是十点多钟。
接待室内挤满了人,一打听才知道,上访人员需要凭号接待,我急忙来到发号处。
登记人员简单地问了几句,写了几笔,就发给我一张“号”。我一看,编号为0018280。也就是说,我是一万八千两百八十号。登记人员解释道:“这是总编号,在全国各地上访人员中,文化系统最多。”我听了还是不明白,再次问道:“你干脆说一下,我这个‘号’需要等多久?”
“说不准。”登记人员无奈地摊开双手。
“你说一下大概的时间。”他接过我的号看了看说:“大约需要等半个月吧。”我一听就急了:“领导同志,我有急事呀!”
“来北京上访的都有急事,谁也不愿在这多呆一天。”
“领导,能不能请你通融一下。”
“不行。”他回答得十分干脆。说着,他把号递还给我。
我心想:这下子糟了;如果要等上半个月,家里演员肯定支撑不住,到时剧团非散伙不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去闯“文代会”,面见文化部领导!我头脑一热,转身便走。走着,走着,我又停下,心中觉得有些不妥。“文代会”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岂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可以乱闯的地方?全国那么多的大型艺术团体,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尚未落实,比起他们,一个小小的民间剧团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毫无把握的乱闯,能解决问题吗?想到了这些,又觉得自己有些鲁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傻愣愣地不知如何是好。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念头闪现在脑海:到会场去找丁玉兰老师。
正欲举步,又觉为难。丁老师正在参加会议,同她一起开会的都是些影视明星、剧坛泰斗、表演艺术家、作家及文艺界知名人士。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台艺人,此时此刻去求见她合适吗?她愿意见我吗?我犹豫了,垂头丧气地又回到发号处。
领“号”的人比刚才更多,吵吵嚷嚷,乱作一团。望着拥挤的人群,我心灰意冷,看来我是白跑一趟了。想想自己险些丢掉性命,心又有所不甘,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难道就这样无功而返?心中实在窝火!满脑子如一团乱麻,不知何去何从。这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临行前演员们期待的目光,他们盼望着我能把佳音带回去。假如我就此放弃,岂不令大家伤心?空手而归,剧团必“死”无疑。罢了,罢了!与其等“死”,不如闯“祸”。闯文代会,找丁老师,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为了剧团的生存,为了二十多个人的活路,冒点风险,值得!我随手将那张“号”一丢,径直奔向国务院第四招待所……第四次文代会,是全国文化界的一次盛会。大会开得十分隆重,邓小平同志到会祝辞,周扬同志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这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大会,是一个迎接文艺春天、振奋人心的大会。会议贯彻了“双百”方针,对艺术的争论与批评实行“三不”政策(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代表全住在国务院“四招”。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场大门前。
大门口的值班室里除工作人员外,还有解放军站岗,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我走到他们面前,很有礼貌地说道:“同志,我是安徽来的,想找本省代表丁玉兰老师。”
“不行。正在开会,谢绝会客。”
“那就等会散了,我再进去。”
“有证件吗?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一生中最怕人提到单位,直到如今我都无法给自己定个准确身份。我随手将小剧团的介绍信递了过去,他看了一眼:“出示你的工作证。”工作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是啥样的,只好悻悻离去。
然而,我并不死心,打算等下午换了岗哨再去碰碰运气。中饭后果然换人了,也就在此时,一辆三轮车从身旁经过,车上装满书籍,我断定是送往会场的。正好是上坡路,我二话没说,把包朝车上一扔,赶忙帮着推车。车夫回头望了一下,说了声:“谢谢!”我回了一句:“不客气。”低头推车。
“是来开会的吧,哪里人?”
“安徽。”我不敢多说话,生怕漏出破绽。当我推车快进大门时,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低着头使劲用力。
也许他们把我当成是车夫的助手,并没查问。就这样,我闯进了会场。
正在午睡的丁玉兰领我来到会客室,吃惊地问: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丁老师,我们的剧团被勒令停演了。”
“什么时候停演的?”
“已停演二十多天。”
“为什么停演?”
“上面说我们演鬼戏,宣扬迷信。”
“你们演的什么戏?”
“窦娥冤。”
“真是荒唐,带材料来了吗?”
“带了,我写了两份。”说罢,将一份材料递了过去,接着说道:“丁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本打算到文化部上访的,接待处说要等半个月才能受理我的申诉,等不及了才来找您的。”
“看你说的,我们都是为了振兴庐剧。这是我份内的事,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丁老师。”
“我马上就要开会,你在这里休息一下,散会时我来接你,就在这里吃晚饭。”望着丁老师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崇敬之情。她虽是名气很大的艺术家,却一点儿也不摆架子。在同我的交往中,她是那样地朴实、那样地谦逊。正是她的这种品格给我以深深的感染,使我明白,像她这种艺术家比别人更易感动、更加敢为、更加敏感,也更加热情。
散会时,丁老师十分郑重地将一封文化部加密的信函交给我,说道:“你明天就回去,把这封信直接交到市”革委会“,剧团的问题一定能圆满解决。”我双手接过信,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来京上访饱受磨难,经历了生死考验,现在总算有了结果。许多说不出来的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使我禁不住流下眼泪。丁老师说:“小闫,我非常敬佩你敢闯、敢为、肯吃苦的精神。今后办团有什么困难到合肥来找我。”我说:“丁老师,我代表全团谢谢您!”
丁老师说到做到,在我们团创业和发展的道路上,她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
还有两天,大会即将胜利闭幕。今晚举办有中央首长及文化部领导参加的宴会。在丁老师的安排下,我有幸参加了晚宴。
有生以来,哪见过这样的场面。那铺着红地毯的大厅,让我觉得好像走进了天堂。我坐在丁老师身旁,手足无措,十分拘束。
在宴会餐桌上每人面前摆两双筷子,其中一双檀木的为公筷。所谓公筷,就是用这双筷子夹菜,放在自己面前的盘子里,然后再用另一双竹筷夹菜往嘴里送。这种做法既讲究卫生,也是出于礼节,事先丁老师向我交待过。开始时,我还十分谨慎,吃着吃着一时大意,竟用自己的筷子去夹大盘里的菜。丁老师一见,赶忙捅我一下,我顿时醒悟。同桌吃饭的人,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羞得我面红耳赤,再也不敢动筷子夹菜。丁老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安慰我道:“小闫,吃菜呀!”我“嗯”了一声,就是不好意思再动筷子。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难为情。这是一段我终生难忘而又十分尴尬的经历。
一声汽笛,火车缓缓启动,驶出了北京站。
我的心无意留恋可爱的北京,早已飞向那遥远的淮南!我恨不能一步到家,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大家:我凯旋归来啦!
坐在火车上,我不时将贴在胸口的信取出来看了又看。我虽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但我清楚它的份量。它好像一把“尚方宝剑”,必将给面临绝路剧团带来生的希望。我不敢有丝毫大意,小心翼翼地将信又装进贴胸的口袋里,生怕丢失了这封信。它凝聚着众多艺术家正义的呼声,凝聚着丁老师的心血,它是在丁老师和许多像丁老师一样热爱艺术、扶持艺术的艺术家的努力争取下才获得的……原来,丁老师看了我写的材料后,立刻去找到各代表团游说,为我团鸣不平。
下午,华东地区六省一市代表集中讨论大会报告时,丁老师取得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说道:“我现在手上有一份材料,听后请你们发表看法。题目是:一个民间剧团的遭遇……”
丁老师读完材料后,引起会场上强烈的反响。
代表们纷纷发言,各抒己见:“‘三自’性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谋生路)的民间剧团是今后剧团发展的方向,应大力提倡、给予扶持和正确引导,不应打击、刁难……”还有位著名作家说:“有些地方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来领导文艺工作是不行的,应当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与会代表对我团的遭遇十分同情,有人指出,“四人帮”已被粉碎三年了,但是它的阴魂不散,还要寻找机会,借尸还魂。它影响着一些同志的头脑,指挥着某些人的行动,甚至有些思想僵化的人还在人为地设置禁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民间剧团的遭遇像一滴水珠掉进滚开的油锅,顿时炸开,引发了一个新的讨论话题。
代表们结合当前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现象,热烈讨论了一个下午。
他们的发言,既有伸张正义的同情,又有以理服人的批评;既是唤醒保守僵化者的警钟,又是讨伐极”左“思潮的檄文!那慷慨激昂的发言,就是文艺战士冲向明天的催征战鼓。
下有雪霜威,讵知阳春德。只有从劫难中走过来的人,才倍觉春风带来的温暖。
虽然暂时或多或少还受”左“的流毒影响,但毕竟不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了。
对剧团的未来,我满怀信心。
愿领千军万马,不带戏班玩耍!这句话虽不是至理名言,但能说明艺术团体的复杂性;一个有才华的领导干部,可以管理好一个单位,不一定能当好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