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安徽省地图，你就会发现长江下游、巢湖边上有个不起眼的小镇--塘串河。知道这个镇的人并不多，一提起坐落在这个镇上的白湖农场，就算得上是全国闻名了。
白湖农场是安徽省最大的劳改农场。送来服刑接受改造的犯人来自全国各地。
农场分东大圩和西大圩，东大圩大多是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这里有句话：“劳改有期，就业无望”。留场就业，依然受管束，没有自由，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以领到一点微薄的工资。他们中有人直到老死也未能走出这个圩区，最后成了这里的孤魂野鬼。残酷的现实，禁锢了那些原本早已锈蚀的心灵。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等到几年刑期满了，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漫长且遥遥无期的留场劳动生涯。
西大圩全是服刑的劳改犯。他们被圈在圩区之内，四周是白茫茫的湖水，惟一的通道是一座大桥。桥头两座岗亭巍然屹立，全副武装的士兵手端钢枪，用十分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从桥上过往的每一个行人。
过桥向西，约莫走五六里路，便是X大队八中队。黑漆漆的大铁门阴森恐怖，雪白的粉墙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八个黑色大字分外显眼。
向远处望去，圩区外青山绿水；而高墙内，鱼虾混杂，藏污纳垢，犯人聚集。这里有些人原是高智商的科学家、工程师、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也有一些小偷小摸的无名之辈。不管他们在社会上身份贵贱、职位高低，也不管是罪有应得还是蒙冤受屈，只要关进这座大院，人的一切基本权力统统丧失殆尽。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刚柔相济”的美德，什么“士可杀不可辱”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都会荡然无存。一举一动都要低声下气，毕恭毕敬地喊声：“报告干部！”
我们中队有三位主要干部，管生产的张队长以及邱干事，还有位职务最高的指导员--H某。
他是部队转业军人，主持全面工作，负责犯人的思想改造。平时，他爱穿一件旧军装，从他身上四个兜的军服一看便知他是个当官的（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就是绿军装）。其实，转业前他也不过是个排长，最多算个副连级。此人口才极佳，能讲会道，常在犯人面前炫耀自己在部队的“光辉历史”，吹嘘自己当过“军宣队”，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讲过课，与造反派头头对过话……因此，邻队干部送他一个“雅号”--H大吹。
他平时见人没有笑脸，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稍有不顺，板起面孔就训人，犯人们个个怕他。
不久，我接到了弟弟的几封来信，每封信上都说秋儿母子在他的安排下过得很好，要我安心改造，不要挂念家中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在安慰我。她们生活究竟如何，我还是心中有数的，只是无法顾及，无能为力。
我一门心思想的是上诉。只有通过上诉，辩明冤屈，重回社会，才能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否则她们母子将无法生存下去。
七十年代初，一批又一批的人被历史无情地抛到这荒凉而又残酷的地方。他们带着无法澄清的冤情和心灵创伤，默默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过着孤寂冷漠而又看不到头的生活。
在H某“不准翻案、不准上诉”的高压手段威胁下，绝大多数人只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尽管他整天到晚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警告：“上诉，就是翻案！翻案，就是不认罪，就是反改造！”我就是听不进去！
我认什么罪呢？我始终找不到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理由。我决心要上诉！我有理由上诉！我必须豁出去，哪怕是拼个头破血流也决不放弃！
有一天，正在大田干活，远远看见H某走了过来。我迎上去喊了声：“报告指导员，犯人有事汇报。”
“什么事？你讲。”他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我低着头不敢看他，心里有点紧张，一时说不出话来。
“什么事？讲！”他有点不耐烦。
“报告指导员，我想……我想上诉。”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
“你说什么？”他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
“我要上诉。”
他没有说话，双手一背走了。
就这么一句话，招来了大祸。
当天晚上，刚开始学习，H某就绷着脸气势汹汹地来到五组。
“闫立秀！”
“到。”我急忙站了起来。
“刚来几天就不老实，还想翻案上诉？告诉你，到这里来只有老老实实地认真改造，否则，你没有好下场。今晚大家停止学习，给他好好上上课（批斗）”！他走了几步，忽又转过身来说道：“哪个想翻案，我就加他的刑！”这话是讲给我听的，又像是讲给大家听的。这叫“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
从那天开始，我白天照常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依然要挨批斗。犯人的发言内容千篇一律，总是重复那几句话：“不认罪服法，没有好下场。”“翻案就是反改造！”都在空喊口号，没有实质内容。其实，扪心自问，哪一个犯人不想翻案？哪一个不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只是没有办法，没有胆量而已。真正有了办法，哪怕是一点点办法，我相信都想试试。
大概是同病相怜吧，批斗我的“火力不猛”。H某为此十分恼火。他亲自坐阵指挥，发布命令：“闫立秀认罪态度不好，你们给他加加温！”什么叫“加温”？“加温”就是体罚。两个人扳着我的胳膊，用手按着我的头，弯腰到九十度（喷气式）。批斗了两个小时，把我折磨的腰酸背痛，半天直不起来。
开会结束后，H某问我：“还上诉吗？”我回答：“法律规定不是允许上诉吗？”H某说：“到这里来就得认罪服法，惟一的出路就是安心改造。不然就会吃苦头，闹到最后还要加刑！”我用沉默来反抗，嘴里始终没有说出“认罪”二字。H某见我不服软，气急败坏地说：“五组可以不学习，天天晚上给我斗！狠狠斗，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为止！”
我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挨批斗的那些天，我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加刑拉去枪毙，惊醒后浑身全是冷汗。事态发展出乎意料：在这里，犯人提出上诉会遭受打击，向政府申辩冤情会被当成反改造进行批斗，不但毫无法制可言，连起码的人权也被剥夺、被践踏！
眼前发生的一切，令我悲观绝望，感到前途一片渺茫。我的命运似乎被拴在一根极其脆弱的线上，稍一绷紧就会断掉，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原本想通过上诉洗清罪名，孰料刚刚出手就遭到打击，难道说我永无出头之日？
我开始冷静思考：罪与非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面对残酷的现实，是认命，还是申诉？当然不能认命！
人活着，没有自由等于没活；既然活着，就得朝前走。与其哭着、苦着，不如盼着、笑着，勇敢地面对人生、面对未来。要挺住，不能垮，等待机会，观察动向，以求东山再起。
事态的发展不如人愿，而且开始进一步恶化。
H某见我没有屈服的意愿，气得恼羞成怒，批斗的力度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在他的指使下，有人站出来揭发：“闫立秀公开说他要逃跑，企图抗拒改造。”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既可恨又可笑。天哪！有谁那么笨蛋，敢把逃跑的想法公开说出来。这种荒诞不实之词，稍加分析就会不攻自破。可H某不这样想，他借题发挥，强行认定，召开了全中队犯人大会。他在会上宣布：“犯人闫立秀，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公开叫嚣要逃跑，为严肃监规，对他施行械具惩罚！”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口号声中，我被当场带上了七斤半重的脚镣。临散会时，他说：“我们之所以对他这样，是政府对一个公开叫嚣要逃跑的犯人的挽救。”
脚镣带上了，批斗也停止了。
H某之所以对我这样，是有原因的。文革时期，在管教干部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也养成了好大喜功的作风，他们弄虚作假，掩盖真相，树立了一批有一批所谓的典型单位、先进集体、红旗小组。他们向上汇报时，只报喜不报忧，社会上盛行的不正之风，也不可避免地刮到了劳改单位。
荒诞年代怪事多，会干的不如会吹的。我们中队成了全大队的先进典型。在H某的精心管教下，人人认罪服法，个个安心改造，似乎所有犯人的进步表现都是他的功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不顾犯人死活，以打击、威胁等手段压制犯人上诉。八中队除我之外，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上诉的事。仔细想想，我受惩罚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昭昭，H某最终没有逃出作茧自缚的下场。
社会上产生的垃圾，有污秽暴露着的，有被堂皇的外表掩盖着的。管教干部中也出现了少数灵魂丑陋的败类！古人说：“善恶之极，如影相随。”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因果报应？
两年后，发生的一个戏剧性变化证实了这一点。就在我出狱的那一天，H某剃着光头，戴着手铐，被押进场部看守所。一出一进，四目相对，让人惊奇，令人诧异。天哪！世间竟有如此“天翻地覆”之事？是上天的安排？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作者的编造？各位读者，毋须怀疑，我所说的这一切绝对真实！
正是因为我的人生多磨难、多坎坷，在我身边发生了许多带有戏剧性的人和事，才促使我这样一个仅上过两年小学、文化水平不高的草台艺人，几下决心，历经三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
绝望有时是一种镇静剂，常常在一阵剧痛之后，它又能使你出奇地平静下来，变得更坚强。我暗暗告诫自己，今后不管遇到何种打击，不能逃跑，也不能自杀。如果逃跑，性质就变了；变了性质，一辈子也翻不了案。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人死了就什么也说不清了。古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三年刑期虽然不算短，但比起那些判了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犯人来说，我不过是一位匆匆过客。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是希望，这里不让申诉，熬到刑满后我还要上诉，天底下一定会有讲理的地方。
在这个我梦中从未梦到过的地方，我留住了生活的脚步，熬过了那些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日日夜夜。
人往往就是这样，当心里装着几件事的时候，总是先考虑最要紧的。上诉受到挫折，静下心来时，我想到了秋儿母子。尽管我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到晚上仍然会失眠。梦萦魂牵，心系千里。我写了一封信，指定让秋儿写封信给我，并寄来她们母子及女儿的照片。
谁知信发出后，一连数月不见回音，连弟弟也不来信了。我预感事情不妙。
劳改犯妻子来闹离婚的事屡见不鲜，难道说秋儿同她们一样，已另嫁他人？弟弟之所以不回信，可能是怕我思想受刺激，影响改造。想到这一点，我心中更为不安。自从入狱后，我最担心的就是失去爱妻，这一夜久久不能入睡。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月光从高高的铁窗斜射进来，光束犹如寒光闪闪的利剑，带着逼人的寒气，射在我的脸上，插入我的胸膛。
夜，无需掩饰，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痛苦；夜，会安抚一切激烈，会让灵魂里的激烈变得柔和。
秋儿的影子在我眼前来回晃动，亦梦亦幻，后来竟变得荒诞离奇：
“秋儿，你还爱我吗？”
“爱，还像以前那样爱你。”
“你是否也像我想念你一样思念我？”
“是的。我想你、盼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是一个月还是十五天？”
“一个月，不就是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吗？不对，你还得等我二十五个月。”
“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娘儿仨吃什么？靠谁来养活？”
“不是有我弟弟吗？”
“弟弟已帮助抚养一个女儿了，他哪里还有能力帮助帮我们娘儿仨？”
“我不管这些，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舍不得离开你，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呀！”
说罢，她抱着儿子，拉着女儿，飘然而去……
我猛地翻身坐起，眼前一片茫然。窗外和屋内的夜依然静悄悄的，只有犯人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发出阵阵永不变调的旋律。秋儿的影子，依然在我脑海中游弋，越飘越远。顿时，精神嗒然，心里空荡荡、酸楚楚。两年多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多么可怕呀？许多事情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的。
依然杳无音信。时间--简直就像西天王母阻隔牛郎织女相会用神簪划出的一道银河。不！牛郎织女还是幸运的，每年七夕还能儿女相见，夫妻团圆。我们却如隔海相望，可望不可及呀！我预感到，悲剧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我决定再给秋儿写封信。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我还是搜肠刮肚选用了最动人的词句，最能表达思念她们母子情感的话语，写下了洋洋千言，并嘱咐弟弟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她手上，哪怕她另嫁别人。
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只见鸿雁南飞去，不见万金家书来。明知无望，还是企盼，秋水望断，希望成灰。天天产生可怕的幻觉，夜夜梦见妻离子散的惨景。
秋儿啊，我不能没有你。你就是一根捆缚我的绳子，哪怕我被捆得窒息，也毫无怨言。我们都曾为这份来之不易的“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又为这份弥足珍贵的“情”做出过惨重的牺牲！拥有它，珍惜它，才无愧于我们当初的选择。
失去了爱情，一切都会变得苍白乏味！真的不希望我们用血泪甚至生命换来的爱情会是一场春梦！
人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这天，许多犯人家属都来探视，有父母探望儿子的，妻子探望丈夫的，儿女探望老人的；亲人相见不尽相同，有悲有喜，有哭有笑，叙不尽的离别情，流不尽的伤心泪。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探视者都会给亲人带来许多好吃的食物。
只是可怜了那些像我一样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家庭困难的犯人。看着别人大包小包捧回监房的食品，既眼馋嫉妒，又无奈失落。我干脆眼不见不烦，躺在炕上，蒙头大睡。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刚准备起身，忽听门口值班组长喊道：“闫立秀，邱干事叫你到办公室去。”我翻身下床，在组长的陪同下来到队部门口。
“报告！犯人闫立秀到。”“进来。”邱干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叫我坐下。“你老婆来了。”邱干事突然冒出一句，我一听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一阵惊喜。真是太振奋人心，太意外了。分别十多个月没见过面，她现在身体怎样？孩子们好吗？到底住在哪里？又靠什么生活？脑海中出现一连串的问号，恨不得马上见到她问个明白。
邱干事看我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沉默了许久才说道：“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她目前生活十分艰难，这趟来很可能会向你提出离婚。”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刚刚燃起来一点希望的火苗，突然被一盆冷水扑灭了。这一喜一惊，喜悲突变，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手足无措。恩爱怨恨一齐袭上心头，脑子里嗡嗡作响，两腿软得像面条儿，扭了几下，我便身不由己地瘫坐在地上，两颗泪水从眼角溢出。这是多么可悲而又可恨的结局！难道离婚就那么容易吗？我与她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度过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日子！一年多浪迹萍踪，千丝万缕的感情积累是那么容易割断的吗？我们的爱情就真的经不起任何考验？
“不，不！我绝不答应离婚！”
“你心里不好受，我是能理解的。”邱干事劝道，“摊到这样的事，有这样的情绪反应也是正常的。别激动，先冷静想想，再去见她。”
“不，我现在就要见她！”
难以控制的激动使我忘记了自己犯人的身份。
秋儿哭的不只是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她哭的是坚强信念的毁灭、美好理想的破碎、忠贞情操的玷污、精神支柱的断裂，赖以生根立足的地面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