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芮家地处定远县边界，与长丰县一河之隔。分“前芮”、“后芮”、“门北”、“小圩”四个生产队，统归七里塘公社十里黄大队管辖。
我们在表姐的关照下，落户“后芮”生产队。
自小我们从没干过农活，犁、锄、耕、种，样样不会。乍一改行，干什么都不习惯，出过许多洋相，闹过不少笑话。
国家为了扶持贫困地区，指定这里栽种菸草（制作香烟的原料）。秋后将叶子捆扎在竹竿上，码成排，通过炕房烘烤加工，然后分出等级统一收购，运往烟厂。
我们先从栽种学起。一般人都知道，栽种植物都是用潮湿泥土掩埋，而菸草却不一样，它要用干硬土块压住根。我自作聪明，按照通常的做法全用湿土，结果两天后全死了，弄得小队干部和社员们哭笑不得，但碍于表姐的面子，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说句良心话，那八年我给“后芮”的老少爷们带来很大负担，照顾病人给钱粮，不干农活拿工分，白白地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正是这里的憨厚农民帮我们度过了难关。
天下最淳朴、最富于同情心的是农民啊！
仅靠照顾分得的那点口粮，维持生活还算可以，若想给芸姐治病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我去找表姐商量：“这样下去，何年何月才能去上海治病？”表姐想了想，说：“这里社员都爱听庐剧。你去找几个人来唱戏，我出面安排每个队唱两场，叫他们出点粮食给点钱，全大队有二十个生产队，加起来就是四十场，积少成多还是可以的。”
“这是个好办法，找演员不成问题，关键就是服装。”
“你知道存放在什么地方？”
“都被扣在区里。”
“这好办，过几天我陪你走一趟。”
“能行吗？”
“试试看吧。”
表姐，人称“三老”：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社员们习惯称呼她“老党”。她在干群中享有一定的威信，不管是县里、区里、公社，都能讲上话、办成事。可惜，就是缺少文化，要不她早就提升上去了。
她具有男人的个性及工作作风，积极实干，办事雷厉风行，说话掷地有声；她人缘极好，待人实在，十分要强，甚至连抽烟喝酒她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她从不怕吃苦，上面布置的任务都能够出色地完成。
那时“酒风”盛行，农村干部喝酒成风，有些在大会、小会上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却能在酒桌上摆平。
社会上流行着各种顺口溜：
公社干部斤把酒，大队干部八两头，小队干部不落后，虽然不多顿顿有……上午半天会，中午喝个醉，你要不服气，晚上再打擂。
关于讨要戏装的事，我并不敢抱多大希望，生怕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认为，表姐不过是个大队干部，有多大能耐到区里碰？太有点自不量力了。戏装是县里来人扣的呀，她又能怎样？看表姐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们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我跟表姐来到区委会。一把手是位五十多岁的干部，名叫周大恒，人称“老恒书记”。一见面，“老恒书记”就对她十分客气，又递烟又倒茶，问她可有什么事情要办。谁知她直摇头，压根儿不提戏装的事，说是想念老领导了，专程来拜望老书记的。一席话，把“老恒书记”哄得乐哈哈的。
中午受到热情招待，我坐在旁边十分拘束，心想，能不能拿到戏装就要看表姐的了。酒席场上她不仅量大，口才也堪称一流，左一杯右一杯，一个劲儿地给老书记敬酒，而且每次敬酒都能讲出道理，使他不得不喝。喝了头杯酒敬二杯时，她说“好事成双”；喝了三杯敬四杯时，她说“祝您老四季健康”；喝了五杯敬六杯时，她说“祝你万事如意，六六大顺”……把老书记哄得喝了一杯又一杯。接着，又陪他划拳，不知为什么，表姐总是占上风。老书记半斤酒下肚之后，她开始说话了：“老恒书记，有点小困难，求您帮忙。”老书记半醒半醉地说：“客气什么，只管讲，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表弟剧团的戏装扣在区里，他们实在可怜，您就高抬贵手……”还没待表姐话说完，陪酒的宣传委员何某插话了：“我们只不过是代为保管，县里不点头我们哪敢动。”表姐接过话茬：“‘县官’不如‘现管’，东西既然放在这里，你们就能当家。老书记，你说对吗？”此时，老书记已是“酒老爷”当家了：“先喝酒，这事好说。”说着举起酒杯；何委员在一旁怕他喝醉，暗暗拽他一下，他一瞪眼：“拽什么？我酒醉心里明。”说罢，再次举起酒杯：“喝。”表姐陪他喝下这盅酒后说：“这样吧，不让老领导为难，我王金英打条子借几件总该给点面子吧？”何委员望了望老书记：“老书记，你看？”
“行，借给她几件。”
其实老书记心里明白，看似酒醉那是他装糊涂，也许这就是当年干部的工作方法和策略吧。
我暗暗合计，必须把各个行当配齐。经过精挑细选，我们打了两大包挑着回来。路上我对表姐说：“能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来还？”表姐一听哈哈大笑：“我的傻表弟哟，表姐我借东西从来就不还，尤其是从老领导那里借公家的东西。”说完，笑个不停。我由衷地佩服：“表姐，你真了不起！”她听后得意地说：“有啥了不起？农村就这么个风气，酒前不谈事，酒后好商量，喝醉了说话不算数。”
有了服装，我开始招“兵”买“马”，成立戏班子。我把正在读书的弟弟闫立国也接到身边，又联系十多个演员，大家在一块随便走走场，两天后正式开锣。几盏马灯，也不搭台，就在地摊上演出。尽管条件简陋，社员们看戏却十分踊跃，把整个打谷场围得水泄不通。
我自任团长，自当导演，五年实践中凭自己的灵气，学会了编排“水词戏”。所谓“水词戏”又称“目表戏”，就是没有固定的剧本，没有固定的台词，导演说戏，演员可按照剧情在台上临场发挥，自编自唱。别小看这“水词戏”，里面也是很有学问的，演员必须掌握。十三辙（韵）习用的标目是：中东、傍皇、发花、梭波、遥条、由求、杯来、迭雪、言前、衣欺、姑苏、灰堆、人臣。我们安徽一带又加半辙：人新，民间习惯统称十三条半韵。这是水词戏演员必备的基本功。好的演员能依照韵律出口成章，临场即兴发挥，较好地唱出许多“挖心”词。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内容，如果用几种不同的“辙”，可以唱出“异词同意”的结果。如《劝小姑》中小姑的“水词”唱法：
A傍皇韵：
张兰英在绣楼心花怒放，一针针一线线巧绣鸳鸯。
今夜晚奴还是二八女郎，待明日顶盖头去做新娘……
B衣欺韵：张兰英在绣楼满心欢喜，一针针一线线忙绣嫁衣。
今夜晚奴还是闺阁少女，待明日坐花轿为人娇妻……
C迭雪韵：张兰英在绣楼满心喜悦，一针针一线线绣对蝴蝶。
今夜晚奴还是孤身对月，待明日与郎君共度蜜夜……
再如《郑小娇》一剧，贵中毕唱道：
……
老贼强逼我拜堂，拜堂我也不进房，纵然进房我不上床，上床不脱小衣裳，睡个脊梁靠脊梁，叫你急得心痒痒，你要亲我用手挡，你要搂我我犯犟，你要撩我我装佯，死活不买你的账，小贱人陪着丈夫守空房，我让你父女俩竹篮打水空一场！
演员如果较好地掌握韵律，唱词感情丰富，通俗易懂，便能非常适合老百姓的口味。当然，就不能过分地强调它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了。
“水词戏”，一人可串演几个角色。过去旧戏班就有“七忙八不忙，十人跑满堂”之说。演戏不比拍电影，都是虚拟、夸张的：七八人--千军万马，三五步--走遍天下。
首场演出讲究吉利，依照传统我在后台开笔写下“天下太平”四个字，接着烧香跪拜祖师爷“三圣公”（据《旧唐书·音乐志》：唐玄宗李隆基在梨园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称为“皇帝梨园子弟”，后人称戏班为梨园，戏剧演员为梨园子弟，称玄宗为祖师爷）。民间戏班每逢首场开锣前，必拜祖师爷牌位以求保佑。戏台口的两根柱子上贴出一幅对联，上联是：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引笑；下联是：装今人，装古人，装今装古人装人。
我的任务极为重要，每天开演前要“讲戏”分配角色，设定场次，还要根据演员人多人少的实际情况调整剧情，要为每位串演角色的演员留有充分的“改妆”空间。演员少人物多的情况下，“导演”更不敢离开半步，防止随时都可能出现的“误场”、“冷场”，以便进行及时的补救。实践证明：好的“水词戏”导演，同样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
秋收结束后进入了农闲。芸姐病情日益严重，加上怀孕，身子重已不能登台，只好留在家中。我带着其他演员走乡串村，开始了半农半艺的草台生涯。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又是一年。随着大女儿的出世，我做了父亲，压在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一门心思忙着挣钱，只想多挣钱、快挣钱，早日带芸姐去上海治病，以免耽误了治疗时机。
隆冬时节，寿县炎刘农村请我们去包场演出。为了钱，我不得不离开病妻爱女。我为她们准备好必需的米、面、油、盐、柴等生活用品，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也是婚后第一次出远门，我打算这次挣钱回来就陪芸姐去上海。我怀着美好愿望，带着队伍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美好理想在现实中常常碰壁，因为人有时候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
也许是我今生注定多灾多难，刚刚有点起色，又遇倒霉的事情。首次外出就出师不利，险些儿丢掉“饭碗”。
我们戏班中有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叫朱俊，女的叫小丽，同住寿县城关。因男方家庭出身是地主成份，女方父亲坚决反对，他们“私奔”投靠我团，两人一生一旦，成了我们戏班里的台柱子。当晚，根据事主点戏，演出的是神话剧《白蛇传》。戏演到一半，台上法海和尚正准备将白娘子压在雷峰塔下，突然冲上来几个民兵，将扮演白蛇的小丽拖出场外。社员们正看得起劲，哪里肯依，纷纷赶去救人，双方拉拉扯扯乱作一团。眼看要闹出大事，这时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站在石磙上大声说道：“社员同志们！请大家静静，我是县委党校干部。”说着，他掏出一个红本本：“你们看，这是我的工作证，刚才拉下场的是我女儿。本人提倡婚姻自由，但是，我决不容许一个革命干部家的子女嫁给一个地主羔子！”人群中议论纷纷，他又高喊：“贫下中农社员们！什么最亲？阶级最亲！亲不亲阶级分，我和你们是阶级兄弟呀，希望你们不要站错立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接着，由陪同前来的公社干部讲话：“他们这个草台班子是没有经过文化部门批准的‘黑剧团’，我宣布将他们的戏箱全部扣下，暂时放在你们生产队保管，明天听候处理……”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阶级友爱亲。那年月讲的是阶级感情，抓的是阶级斗争，经他这么一宣传，谁敢惹麻烦，社员们一轰而散。
她们私奔两年，已有一个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女儿。母女连心，难以割舍，两年来的恩爱夫妻，怎忍心分手？小丽哭得肝肠寸断，昏了过去，几个民兵就用一副担架将她抬走；朱俊抱着女儿，一边哭，一边远远地跟在后面。我紧追几步，劝道：“让她走吧！也许今后还会回来，别吓坏了孩子。”有个好心的妇女跟来帮忙哄孩子，朱俊跪在她面前：“大嫂，孩子给你了，长大后就是你的女儿，拜托了。”说罢，头也不回地向前追去……孩子被这位善良的大嫂收留了，他俩的姻缘却被划了个残缺的句号。
不久前，我见到了已从某单位退休下来的朱俊。如今，他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回忆起当年那段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站在今天的立场看，小丽的父亲似乎有点太残忍，不尽情理，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身为县委机关党员干部的他，不得不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他别无选择……”
演员们吓得各奔东西，看戏的社员也纷纷回家睡觉去了。寒风中只剩下我和弟弟迟迟不肯离去。我们不能走，丢了戏装就等于丢了饭碗，没了戏装就断了生活来源，我还拿什么挣钱给芸姐看病？命运太会捉弄人了，明明给了希望，为什么又让人失望？我深深地意识到：创业难，难创业，干事业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没时间想得更多，一门心思想讨回戏装；有了戏装，还可以从头再来。
看仓库的是一位老贫农，戏箱就交给他看管。我和弟弟不停地敲门，不停地哀求，也许是我们的执着感动了老人家，门终于打开了。
我们三人围在一起，用燃着的黄豆秸烤火取暖。我向老人叙说家中的不幸，并说明戏衣是借人家的。“戏箱”没收了，断了生路不说，拿什么赔人家？讲到伤心处，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可这位老人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他只顾低头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我心想，这下彻底完了。
夜深了，人们早已睡定。他拍拍屁股上的灰，站起来说：“我回家烧点吃的，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可不能偷偷搬走。”甩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回味他临出门前说的那句话，我很快悟出弦外之音，这分明是在暗示。
“这位老伯是好人，有意给个机会。”
“怎么办？”
“赶快挑着东西逃走。”
“万一他带人来捉怎么办？”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事不宜迟，快走。”
我同弟弟轮番挑着衣箱，高一脚低一脚顺着田埂向前奔跑，一口气跑了五六里地才敢停下来喘息。回头望去，黑夜中已是一片模糊，我们只好向远方深深鞠一躬，默默地祷告：“感谢您，善良的老伯。愿好人一生平安……”
奔跑、劳累使我们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饥饿、寒冷使我们寸步难行。确实走不动了，我们就在打谷场上铺一些稻草，顶着寒风兄弟相拥互相取暖，睡到天明。也就是这一夜，使我们俩留下了一生难以治愈的关节炎。
芸姐在家已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满怀希望地等我回来同去上海。当她得知这次出师不利和遇险的经过后，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继而她安慰我：“你也别再难为了。”
“不要灰心，我还可以重打锣鼓另开张嘛。”
“别再冒险了，你知道吗，又要搞运动了。”
“搞运动？你怎么知道的？”
“‘四清’工作队已经进村了。”
一场轰轰烈烈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全国农村展开，“四清”和“社教”同时进行。当晚就接到通知，工作队负责人要找我谈话。我心里直打鼓，该不会又遇上倒霉的事吧？心里越想越害怕，去还是溜，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份“外调”材料，改变了我的命运；一夜之间我成了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母亲的光荣历史让我迈向“政坛”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