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之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租借香港、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出现租界，中国“国将不国”，风雨飘摇，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可是，在一些思想僵化、反应迟钝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看来，这一历史事件对中国并没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充其量是局部的、浅层次的，不过租出去一个荒岛、开辟了几个通商口岸而已。他们仍然坚信，中国只不过在器物制作上不如西方，但中国的道德、学问、典章、制度等，则远远胜于西方，洋务运动的主要骨干薛福成的一句话颇有代表性，“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使西人不敢蔑视中华”。
基于这一认识，清政府通过二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综合国力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因鸦片战争而丧失的元气也逐渐得到恢复。国内的太平天国、捻军和边疆各族人民起义相继平定，对外关系也因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而彼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同治中兴”。此时，有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陶醉其间，胁肩谄笑，忙于为皇帝擦鞋，为“盛世”弹唱。1875年，陈韬在编纂《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时，以“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觏”这样夸夸其谈的辞藻，称颂同治的文治武功；1879年，王之春更是在《谈瀛录》中发出梦呓般的吹嘘，说“我朝威灵震垒，一道同风，受万国之共拱，萃涂山之玉帛，聘问之使联翩而赋皇华者，几无远而弗届焉。盖中天运会所开，初非秦皇汉武徒逞远略可同年语也”，吹嘘清王朝已是个直逼秦皇汉武的强势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呼风唤雨，威风八面。
这一自拉弹唱的“盛世”之曲，宛如一席黄粱美梦。
用梁启超的话来说，那就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一役”，即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岁在甲午。堂堂的大清帝国，居然败在一个历来被中国读书人瞧不起的东洋“蕞尔”小国手上！这个对手，一千多年来，一直是对中国执弟子之礼的恭谨学生，此等奇耻大辱，对知识分子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熳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难于理解的不仅是人口比日本多上10倍，让知识分子震惊的更有——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海军实力高于日本，位列世界第7，“北洋水师”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日本海军实力勉强地排在世界第12位。可是，洋务派惨淡经营10多年的北洋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几十万湘军、淮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这场战争宣告了只学西方皮毛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标志着历来被保守者们奉为圭臬的“中体西用”思想的破产。
次年，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接受赔款两万万两、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等一系列苛刻的议和条件。甲午战败成为中国思想界一次重要转折，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突破“中体西用”的思想桎梏，效法日本变法维新，开始探讨政治、体制、法律、教育等多层面的改革，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就追求的现代化的“强国梦”推进到了新时期，近代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康有为、梁启超，为甲午战争之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双子星座，史称“康梁”，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及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广东望族，世代为儒，耕读传家。早年崇信宋明理学，后转经世致用之学，饱览《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1880年游香港后，眼界更是大开，“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打下西学基础。1882年，参加北京会试后途经上海，进一步接触西学，萌发向西方学习、挽救祖国危亡的大志。1888年，趁再次参加北京乡试之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改制。未果，南归。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又到北京参加会试，获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与弟子梁启超等，联合全国各地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表示抗议，史称“公车上书”（因外省举人赴京考试，例由朝廷派公车接送，故“公车”成为举人代称，该事件也就称为公车上书）。
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成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强调，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非变旧法，无以为治”。要求光绪帝改革王朝专制体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具体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
当年5月底，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与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8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这是康有为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
其后，他思想转为保守、颓废，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89年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落第。回粤途中经过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一批西书，大开眼界，如获至宝。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进万木草堂就读后，接受康有为的变法改制思想，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担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与上海《时务报》主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笔锋常带感情”，如银瓶乍裂，雪水浇头，极富感染力与冲击力，其《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在国内外赢得了亿万读者，“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其文化启蒙意义实在不可低估。毛泽东曾用名子任、学任，即来自梁启超的号“任公”。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也明显受梁启超《新民丛报》、《新民说》的影响；至于近年热播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毛泽东大声背诵的文章，正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1918年，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的社会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亦受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之激励而成立。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鼓吹变法，蔡锷即是其学生之一。1898年，回京参加戊戌变法。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同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道流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其一生著述丰富，后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他还是一位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学术巨擘。此外，梁启超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还有一个重大贡献，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创造并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词的人。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公车上书”是中国读书人对甲午战败做出的最激烈的本能反应。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这次政治行动，比起以往东林党人之类，虽同属批评时政，歧见于朝廷，但两者间有着明显不同：“公车上书”公开亮相，登高一呼，有集会，有纲领，有签名，还有请愿，这些方式带有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色彩，已从传统的小范围、小规模的书生暗中清议，发展遍及全国18省13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梁启超说，“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
此外，“公车上书”的影响，也迅速从京师波及全国，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不胫而走，士子们争相传抄，热议非常，参与这次行动的一千多举人回到各自家乡后，迅速将变法维新思想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自破心囚，“渐知天下大局之事”，走上了维新救国、救亡图存的道路。
风雨鸡鸣之中，社会上正式出现了民间社团——学会。康有为曾说：入清以来，之所以“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知识分子不敢言政，国家没有朝气，关键就是“近世严禁结社”，如防盗防匪一样严防读书人议论朝政。为了广交同志，联络人才，开通风气，1895年11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接着，他们又在上海、长沙等地组织强学会。此乃近代中国一件惊天地的大事，它完全突破了清朝开国以来禁止士人结社的规定，从此“学会之风遍天下”，连袁世凯、张之洞等朝中高官也竞相参加。据统计，仅1895年到1897年间，全国新创办的学会有30多个。这些学会广泛联络社会各阶层支持变法的人士，宣扬维新变法的主张，一时间“民智骤开，士气大倡”，“康梁”大笔如椽，光芒引领，自然地成为这场举国维新变法运动的政治领袖。
谭嗣同（1865—1898年），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另一位耀眼的明星。自负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早年醉心旧学，后逐渐接触西学。中日甲午战争后，断然与旧学决裂，走出传统的书斋，用功于西学。他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心仪已久，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春，趁奉父命陪侄儿去北京赶考之机，经上海、天津等地，叩访“世间硕德多闻之士，虚心受教”。在上海，与热心在中国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相谈甚欢，收获许多科技知识，愈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状况非翻然改悟不可。到达北京时，康有为已南下，他见到了梁启超，两人相见恨晚，彻夜交谈，从此引为知己。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秋，谭嗣同的父亲替他捐得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官职。他来到六朝粉黛之都，对官场的声色犬马，全然不知大厦将倾，感到十分失望与厌恶。利用这些日子，他将近年来自己在中西学问方面的体会，加以对自然、社会、人生及对今后中国如何改造的理想与途径等方面的思索，写成一部名叫《仁学》的著作，对君主专制与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进行了激烈而大胆的批判。关于君主专制，他明确指出：“两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又如关于三纲五常，他公开宣称：“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
在书中，谭嗣同怨去吹箫，狂来说剑，号召中国人冲决封建专制的“网罗”，投身变法维新，发展近代工商业，呼吁社会平等，建立民主政治。他目光如炬，独具慧眼，把准了晚清时期的中国已病入膏肓的脉搏，主张救亡图存刻不容缓，所谓“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普遍认为，谭嗣同的《仁学》，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标识，卓尔不凡，令人刮目相看，梁启超称誉谭嗣同无愧为“晚清思想界之一大彗星”（《清代学术概论》）。
谭嗣同在南京写作《仁学》期间，全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发展迅猛，乱花迷眼，几乎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新气象。其家乡湖南走在全国各省前列。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学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皆热心变法维新，湖南涌现了新式企业、报馆与学校，各种维新团体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谭嗣同身在南京，心系长沙，积极协助创办湖南的时务学堂，热情邀请梁启超等人到湖南任职讲学等。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回到“芙蓉国里”，全力以赴湖南的维新运动：他发起成立“南学会”，该会很快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执牛耳者；与唐才常等人创办《湘报》，任主笔；还利用演讲、撰文，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与守旧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间，湖南维新改革运动桴鼓相应，长慧烛天。当时还是白衣少年的毛泽东，直到20年后，还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写道：
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
1898年，为戊戌年。这年6月，谭嗣同应光绪帝召进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交代：“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让谭嗣同深受感动，觉得施展平生抱负的机会已在眼前。
此时，朝中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烛影斧声，慈禧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答应下来，两天后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火速密报西太后。21日，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于瀛台，并下令捕杀新党。梁启超闻讯，力劝谭嗣同出走。谭的好友、京师大侠“大刀王五”，也答应为他出走提供帮助。谭嗣同却不见慌乱，他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后者东渡日本避难，至于自己：“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顷刻后，日本使馆也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提供“保护”，他亦毅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史称“戊戌六君子”遇难。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刻有：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一位光明、磊落的绝代英雄，以豪迈决绝地离开人世的身影宣告：与颟顸、腐朽的清王朝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下一步只有采取暴力革命将它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