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仍持“天朝上邦”的夜郎自大心态，拒新续旧，禁海封关。国人对西方那片土地茫然无知，居然认为英国人靠牛羊肉磨成的干粉为食，食了不消化，肠胃结石，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茶叶、大黄，他们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清朝官员还认为英国人膝盖直挺，不能弯曲，故不能下跪拜见中国皇帝。林则徐虽打小生长在濒临海边的福州，头脑里也没有什么关于西方的知识。初到广州禁烟时，林则徐也称茶叶、大黄是对付西方人的奇门暗器，乃“制夷之大权”；也相信西方人膝盖不能伸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毫无疑问，对英国，以及即将与英国进行的战争，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更难有什么心理准备。
但与朝廷上那些一味颟顸顽固、因循守旧的大员不同，林则徐之所以高山景行，在于他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便能翻然醒悟，发现并承认西方也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之处。他不懂外语，为了知己知彼，却能主动派人“采访夷情”，专门去澳门收集外国人出版的报纸、书刊，安排民间一些懂英文的人进他官邸，进行内容翻译，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评论中国。在仔细阅读、研究有关译文资料后，他组织人员分类编辑《华事夷言》，形成《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五辑资料类编，对他手头正进行的查禁鸦片工作很有参考作用。为了更深入、广泛了解西方，在广州期间，林则徐还进行了一项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文化工作，那就是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该书1836年于伦敦出版，内容很新。翻译出版后，林则徐将其命名为《四洲志》。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人文地理及有关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此外，他的翻译班子还翻译了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系列著作。他不倦探究的目光，进一步深入到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层面，他很快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势力的入侵，日后风行于朝野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思想，由此萌动。
按照他的思想路径，林则徐本可以在学习、了解、借鉴西方上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却因他在广州禁烟禁出了一场鸦片战争而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征途。途中，他仍忧国忧民，担心国事、天下事，个人的名利安危则在所不计，置之度外。在古城西安与妻子告别时，他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感人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好在历史自有天眼，公道自在民心。1850年，林则徐病逝。次年，新登基的咸丰帝赐祭葬，谥“文忠”，全国哀悼，故乡福州建祠奉祀，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终于得以闭目安息。
还令人欣慰的是，林则徐在流放伊犁途中，经过扬州，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友人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进士。早年从刘逢禄研习公羊春秋学，与龚自珍有同窗之谊。信奉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占思想界统治地位的考据学不满。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漕运、水利、盐政诸事。
此次见面，林则徐将《四洲志》等有关资料尽付魏源，希望他继续自己的事业。魏源果然不负好友重托，以《四洲志》为基础，随后编出了内容更丰富、影响更为巨大的《海国图志》，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基本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杰作。
魏源编纂这部书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意思为：编纂该书就是让读者了解“夷情”，学习其“长技”，以对付外侮。针对当时一些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顽固派，魏源在序言中还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除拥有装备精良的武力外，更在于建立了整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如想强盛，就必须放下身段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而且还应该筹划近代工业建设。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坚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将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海国图志》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评论该制度的优点有三：
一是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封建家天下的局面；
二为议员、总统皆自下而上地由民众选举产生；
三是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
这在当时确实很有胆识，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公开挑战。被评论为“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举的《海国图志》，不但向国人系统、全面介绍了世界情况，而且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时代破蛹为蝶前在文化领域里的先声，对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后，在当时的国内反响并不广泛，反而受到不少思想保守的士大夫攻击，谩骂声一时不绝于耳，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辞，更有甚者，还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最终，《海国图志》在本土的印刷数量，仅仅一千册左右。
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3部《海国图志》。一翻之下，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第一次如此详尽地了解了西洋各国。此后几年里，列岛的学者、官员削尖脑袋，穷尽各种关系，将《海国图志》从中国运到日本。在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江户湾、终于打开日本国门的1854年，日本人开始自己在岛内翻印《海国图志》，读者如潮，好评如潮，凡识字者几乎人人以读《海国图志》为时尚，很短的时间里就印刷了15版，几如现在的畅销书。维新派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在反复研读、深长思之后，更是读出一片云水襟怀，《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明治维新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海国图志》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一架最优秀的望远镜，日本人如获至宝，遥看西方之后，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乡绅富贾、贩夫走卒不用说了，就是当时的知识阶层也少有人认真阅读，哪怕是仅仅翻一翻这本书。
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尽管西学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中国，其影响还是比较有限。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即便是如林则徐、魏源等先知先觉者，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却仍然没有将西学视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魏源的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秉承的还是传统的“华夷之辩”观点——泱泱中华才是天朝上邦，西人是“夷人”，西学也只能是“夷学”；“夷学”虽有可用之处，其如马吃了夜草、暴富起来的地位，却是远远不能与洋洋五千年、厚貌深辞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
洋务运动初期，大多数人还是抱有此种看法。只是随着洋务运动向纵深发展，与西方接触更加广泛，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多，“西学”一词，才逐渐取代“夷学”，朝廷与知识界才开始正视西学，认为可与中学对等，并开始探讨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点来避免大清的陨落，当然最好是也步列强后尘，提携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一时期，冯桂芬可作为代表，据说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他拟定的。1861年，他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该著承认西方、西学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器物制造上，即通常一些国人睥睨的“奇技淫巧”，确实值得中国学习，主张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但是，在基本的思想学术、伦理道德、人性教化等方面，冯桂芬认为西方还是远不如中国。因此，他为洋务运动制定的指导思想，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仍念念不忘传统的纲常伦理。
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在中国发生的，是震动朝野的太平天国运动。说起来，这场运动的发生，也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存有某种关系。作为该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亦被后来的领袖人物称之为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属于“先进的中国人”。那么，洪秀全向西方寻求到了什么真理呢？
史载，洪秀全家乡为广东花县，属广州的郊县，原本也是个读书人。曾先后四次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一次落第后，踽踽于广州街上，他从基督徒梁发的手中得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名为《劝世良言》。此后，在无人指拨的情况下，又在屡试落第、功名无望、久病一场的郁结情绪中，洪秀全靠自学《劝世良言》来排遣日子的穷困与精神的潦倒。此间，他自我感觉领悟和接受了基督教，如一只穿越黑暗、顿见光明的蝙蝠，“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于是，一气抛开案头盈尺的孔孟之书，把家中的孔子牌位换成上帝的牌位，决定皈依“上帝”，并按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原罪，从此拨云见日。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也称“拜上帝教”或“太平基督教”）。虽然未曾读过《圣经》，却开始舌绽莲花，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四处传教。扬言“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由此呼朋唤友，广招信徒。广西当时乃贫瘠之地，加上连年灾荒，饥民流民随处可见，“拜上帝会”在当地很快扯旗扬幡，人多势众，蔚成气候。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浩浩荡荡杀向全国。进军途中，太平军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在天京有目击者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举动，应是天王恨劲来自何处的绝好注脚。1853年打下南京，在此建都，定名“天京”。大兴土木，耸起比明清故宫还要高阔的天王府，广选民间秀女入宫。天王进膳，御膳用品多是金制外，还要放炮奏乐，鼓声、锣声、钹声与炮声交作，膳毕始停。天王排场最“侈丽无比”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都成其势力范围。期间，1855年2月，石达开率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曾国藩的湘军。但9年之后——1864年，湘军就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罗泽南则是开山设坛的道学大师，学界称之为罗罗山先生，当曾国藩树起湘军的旌幡，罗泽南如影随形，率领他一众学生前来效力，他本人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沙场……他们有一个同仇敌忾的目标，出于一个恰似被刨祖坟的共同激愤，这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写于1854年2月的《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在这篇檄文中，曾国藩从传统纲常道德观念出发，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离经叛道，标榜“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致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孔孟“痛哭于九原”予以激烈的声讨。在曾国藩眼里，他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着类似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恨不能墙基也能用纯金打造，以致可保千年荣华富贵的天王府，不过区区14年，就被一个爱吃辣椒的湖南书生给挖了墙脚。
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只是西方文化借“农民运动”，抑或“农民运动”借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特殊通道。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林则徐、魏源那诸多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文字，还是洪秀全那山寨版的“拜上帝”，在一般国人的心里，都远未成一场打湿地皮的三月豪雨。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裂纹如网、岌岌可危的，则是在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