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在社会各阶层中存在一种普遍的弱势感。不仅是农民工、企业退休人员等公认的弱势群体如此，就是那些通常被人们羡慕的群体，公务员、警察、教师、民营企业家甚至领导干部，说起来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心存或多或少的弱势感，领导干部便有感叹：如今当官难啊，吃什么饭，抽什么烟，戴什么表，穿什么衣，都得小心翼翼，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揪到民意沸反盈天的网络看台上去，仿佛在命运的轮盘赌上输多赢少，他们还是吃了亏。
这种普遍的弱势感，很值得人们警觉。这种现象至少部分说明，如果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和彰显，你对别人不公正了，你就很可能在别处遭遇到某种不公正，你在今天对与己无关的不公正现象隔岸观火了，明天不公正现象，就可能疯狂地破你家门。
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就需要把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让“你们”的改革，变成“我们”的改革，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确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在中国的语境下，公正有着这样一些含义：
实现对公权力的制度性监督和制度性制约。公权力的滥用和不受制约，是损害公平正义的第一位原因；权力达到极欲，公正就会变成妄想，权力达到暴戾，弱者连人身安全都难以保证。权力得不到制约，呼唤社会公正只能是低沉的呻吟；在社会公正实现的选择目标上，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要实现公正，首先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公正。
公平正义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与行政公平为其坚强后盾，尤其是将改革向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推进时，实现公平正义更需要政府的勇气与决心；
执政者当下要有勇气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正义是政府存在的一个目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责任。一个优良的政府不仅是善治的政府，而且也必须是能够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
在民间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民社会愈快形成，公正就愈有保证。因为公正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一个国家与公民和谐相处的政治底线；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过于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在社会分配中充分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不久前回答《南风窗》杂志的记者提问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值得深思：
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深奥、复杂，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
四 仁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诉求
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情感，也是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情感。没有爱的社会，如同不开窗户的密室，是不可忍受的。爱作为一个口号和一种精神，可以走遍天下。但是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里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爱的形式与爱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爱是上帝对人类的恩慈。爱还是人世间的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耶稣一样的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在以儒释道为背景的东方文化里，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大同篇》）。或者，如星云大师所云：“一个人不要把感情用在少数人的身上，不要局限于自己所认为的‘有缘’，应该扩大心胸，视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什么人有困难，即施恩惠给谁”，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即爱的精神。
两者的内涵有着重叠之处，但前者的爱是“博爱”引领于来世的天堂，强调的是自身的修行与忏悔；后者普渡于现世，看重个体与社会及社会中相关群体的关系，是一种“关系之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进行创造性转换，如同平安是财富，健康是财富，人格道德是财富，学问智慧也是财富；在当代中国，和谐是仁爱，公正是仁爱，诚信是仁爱，以人为本就是最根本的仁爱。
作用于情感层面的“仁爱”，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但是合适的，也是必要的。
四川农村一患白血病的女孩佘艳，原是被一农民捡来的奄奄一息的弃婴，长大后非常聪明乖巧，很小就会洗衣烧饭，学习也很刻苦努力，不幸于2005年患上急性白血病。因家境贫寒以及她的十分懂事，决心不再给养父增加无力承担的重负，便放弃治疗，小小年纪就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她在病床上偷偷写下遗书，嘱咐养父将世界各地捐赠她的57万元救命钱，分成七份，转赠给其他无钱治病的白血病小患者。她死时只有8岁。一群署名“全世界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佘艳之墓”的墓碑上，镌刻着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来过，我很乖……”
8岁女孩如此仁爱之心，在于道德会有一种“基因型遗传”。它无关乎信仰，也无关乎教化，孟子云：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它原本就是人的“天良”。其前提是，那份“天良”从未受到污染，即便有过污染，但也如春季里一直潜伏的莲子，必从污染里徐徐穿过水面，吐蕾绽放。
与之相反的是：安徽合肥市一位老人，被路边忽倒下的树木砸中，断了左腿，动弹不得。老人躺在寒风冷雨下的大街上呼救，至少7辆车飞驰而过，无人下车，直到第8辆电动车停下，老人才得以获救。7辆车的主人，当然不会是8岁的女孩或男孩，他们的认知水平和道德理解，不是已在天堂里看着这个世界的佘艳能够相及的；只是他们的道德仅仅是贩卖给他人听的口头货色，而与生俱来的天良，早已掉了颜色，甚至布满裂纹。
时下，有众多的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讲仁爱是需要依据和理由的。讲仁爱应该是相互的。还可以说，讲仁爱自然是高尚的，但如果付出了仁爱之心，得到的却是讹诈，岂不是重演农夫与蛇的剧本？
这些理由貌似有理。但天良的丧失，关乎社会；天良的唤醒，更关乎个人。我们谁也避免不了生老病死，谁也无法超越生命的脆弱，谁家不会突发急事难事？谁家不曾长憾歌哭？仁爱之心的缺失，道德衰败趋势的加剧，人人都可能是大大小小的受损者，如病人急需输血一样的急需导入关怀者，没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已进入与社会隔绝的保险箱，只不过赌的是概率大小，赌的是霉运噩耗是否偷袭。要改变冷淡、冷漠、冷酷的现状，就必须诉诸于行动，如最美司机吴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最美妈妈吴菊萍等平民英雄，以朴实的行动释放出大爱的情怀——要让社会有温度，先得自身有温度，每一个当代中国人都从自己做起，从此刻做起。这是一场必不可少的自我救赎和社会救赎。
多少年前，总有人以略带蔑视的眼光看待那些青衫布衲、山中岁月的僧尼们，他们却远比我们这些山外的“俗人”更有仁爱之心。在佛教圣地普陀山，有一间完全由寺庙管理的医院。收治病人，除了确实存在的医疗成本外，所有付出的劳动，分文不取。穿着白大褂的佛教徒们，待人彬彬有礼，从不高声言谈。望问闻切，犹如嘘寒问暖，脸上总带着微微的笑意。有人留言写道，“对待病人最好的药方，就是医生的笑脸。”
在宝岛台湾，证严法师从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出发，更是将爱意由丛林推向了人间，她创办的慈济功德会，除采取以实物济助、医疗济助、义诊济助、孤贫丧老济助等形式，对低收入户及贫穷落后地区给予长期济助外，还在水灾、火灾、风灾、震灾及其它重大意外事故发生时，以人力、物力适时赈济。自创办以来，受其救助的台湾人口已近200万人次。此外，还在台湾积极发动信众筹资捐款，赈助安徽、江苏、河南等1991年水灾重灾区，并在河南固始县及和息县、江苏兴化县、安徽全椒县，重建了中小学和敬老院等，建立两层式民房4000余间，并设立多个慈济社区和慈济新村……
证严法师说：
同体大悲，意谓宇宙众生，草木有情，同为一体，悉当济护、普被悲心。
真理总是朴素的，无需乔装打扮，可以直抵人心；
真理又是隽永的，其音温润平和，却如钻石一样传之久远。
五 共享：分好“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更进一步看，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主人对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所有制形态上的“公有”，体现在分配形态上必然是“共享”。而且，“共享”作为核心价值，在当代中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哲学的绝对意义上，所有底层的各种苦难，都是社会能力不足的外化表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管理的，都是社会和国家脸上不光彩的瘢痕。从纯粹的道德角度看，所有的苦难都应予消除——物质的、精神的、肉体的。但现实状态和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苦难的存在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解除苦难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如今世界各国普遍铺设“社会保险”和救济机制，推行社会慈善事业，设立各种庇护场所，这是现代社会才可能提供的产物。倘若社会财富匮乏，对苦难的资助，便仅仅是少数好心人的善举，不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安排。可见，消除苦难制度化的关键，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没有经济基础，什么都谈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大蛋糕”是第一位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告别了一穷二白的时代，经济得到跨越式的发展，社会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块“蛋糕”不算小了。虽然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提高，但在如何“分好蛋糕”上，问题仍然不少。
从初次分配看，2009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42%，发达国家一般在65%~80%；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世界多数国家为1.5~2∶1。从二次分配看，社会保障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比重仅为1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30%，其中，丹麦、法国和德国达到40%以上。即使与自家比，也该让那些甸着肥腰、刚走出豪华酒宴，力主茅台酒不能列入“三公消费”的官员们惊出一身冷汗：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已从上世纪末的70%降至目前的50%多；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从1995年的51%，下滑到目前的30%多。
有学者总结到，“GDP一大步，财政收入两大步，居民收入迈半步”。在居民收入的这“半步”里，不同群体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还大得惊人。据最新公布的福布斯杂志2011年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显示，去年共有116个中国人榜上有名，其他千万富翁、百万富翁更是不计其数。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认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已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