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邓飞给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肖隆君打通了电话，询问“免费午餐”项目能不能挂靠旗下，并成立一个基金。肖隆君答道：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同时也符合基金会的宗旨，大家一起来支持贫困山区的孩子吧。
当晚的9点30分，在新浪微博发布了首条微博：“每天3元就能让寒门学子吃顿饱饭！由中国社会福基会发起，邓飞等五百位爱心媒体人参与的免费午餐项目正式启动”，并公布了捐款账号。接下来的几天里，捐款账号中的数字迅速飞涨，仅3天冲破了5万元，社会的关注、网友的鼎力支持，使得免费午餐计划急速扩张，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随之设立“免费午餐”专项基金，实现全国合法公募。邓飞揪心的面容很快为欣慰所取代。他一个人无力回天，似乎“草色遥看近却无”，但他猛回头，中国的地平线上并不缺少鹅黄青葱之色，那里站着千千万万对公益慈善怀着热情愿景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愿将自身命运的浪花融入社会大潮的公民。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募集善款2660多万元，惠及中国湖南、广西、贵州、河北等13个省区162所学校、两万多名小学生。民间免费午餐在一些贫困县逐渐铺开，对地方政府多有小规模的触动，最终引起了国家的关注。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决定每年拨付100多亿元用于学生免费午餐——这被中央媒体称作是免费午餐的国家行动。这种政府与民间的公益互动，其主动触发的主体来自民间，以一人之力合千万人之力，并且导引国家行为，此前少见，与希望工程等类似案例有着很大不同。
即便是在一些敏感的领域，过去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之处，现在民间学界也异议哗然，犹如风过林梢。两年前的寒冬，李庄在京都脚下被重庆警方秘密抓捕。两年后的3月，本届人大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虽仍具争议，但最后通过的文本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也就是说，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家属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都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客观后果上容易将国家公权行为与社会犯罪行为相混淆的“秘密逮捕”，从此在我国法律条款上找不到根据。
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背景下，必须有一个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公共空间，在此空间里，既瞩目于执政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认识更加自觉，胸怀更加博大，也尊重每一个民众的文化创造权利，鼓励全体人民参与创造，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发展、社会管理的主体。
在一个“输出”和“输入”良好的开放系统内，政府诚恳接受民众的监督，并鼓励不违背宪法的思想争鸣、言论自由。这都折射出当下中国宽容、开明和自信的政治容忍度；而民众带着担当与合作姿态，对政府的每一次善意举动都赞誉有加，与政府一道对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呵护备至。
当今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塑动力，正是从这里枝枝叶叶地生长出来；
其共识性，亦是由此间吸纳山野，吞吐云霞。
四 实践性
决非口号的狂欢，言论的盛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其它思想相区别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推进，不能是一场观念的演绎，口号的狂欢，言论的盛宴。在观念的世界里，具体的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不是脑袋决定屁股，而是屁股决定脑袋：迷恋于某种抽象思维，甚至为了实现自己头脑里的主观臆断而无视客观存在，其最后只能咽下适得其反的苦果。实践性就是指这一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得到发展，接受检验，最终形成体系，并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为目的和归宿。
“实践性”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性，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品格。在社会实践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命力，我们认为，目前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和贫富差距的明显缩小；公民社会的建立和社会组织的培育；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和廉洁的官员队伍；以及如何有效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去。
国强民富，是经济建设的核心追求，这大概没有什么人会提出质疑。但如何处置社会财富，是藏富于国，国强优先；还是藏富于民，民富优先——在当下的中国，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和判断力。
电影导演贾樟柯，在回答记者提问如何用影像了解中国时，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上海的现实跟山西的现实不一样，而上海每一个人的现实也不一样，一部分是豪华的、装修过的中国，一部分是偏远的、被遗忘的中国。”（《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3月）
这两年流行于神州大地的歌曲《国家》唱到：“都说国很大，其实是一个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歌声注满深情，款款动人，只是悠扬动听的曲调停歇后，回到衣食住行的压力之下，百姓们不得不以“家”为天下至大。
当代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民生政治。在民生政治模式下，政治合法性的支撑，来源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来源于民生的持续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更有效率，而且更应体现在民生改善状况上。近年来，民生在中国社会获得了压倒性的话语权，依赖于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系列措施的推出，以及媒体广泛的呐喊，更是出于民众在转型时期的强烈的利益诉求。
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之间出现了一些背离和失衡：突出表现在效率与公平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又好又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具体来讲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表现为：
一是以牺牲群众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地方短期GDP的增长；二是行政性垄断导致收入分配上的社会不公；三是变了味的城市化致使热衷土地财政，推动面子工程，劳民伤财；四是经济领域里的腐败远没有解决。五是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
民生问题突显，正是当前社会心理失衡和产生社会矛盾冲突，成为制约国家凝聚力和消减对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社会根源。
由求是杂志社旗下《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开展的“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显示：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参访者比例的77.8%；而职业幸福感排名则为——1、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2、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3、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律师/媒体和IT等专业人员；4、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5、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公务员；6、农民、农民工。
这份调查虽具有半官方背景，但亦能说明问题：民生问题影响社会心理，是损害人们的正义感、责任心和荣辱心的重要根源。
民生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将影响或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因此，以“民生为第一目标”，尽快清除经济领域、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乱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调整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关系，如同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里着重阐述的“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深厚的民意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公民”这一身份概念，比起“百姓”、“人民”来，更能符合当代中国人对自身发展和权益实现的要求；而公民社会，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则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实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之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逐步从原来的管制为主，开始转向培育和鼓励为主。“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一个完全淹没于国家的社会，不可能为民主发展提供最基本的土壤——民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对于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公民社会不断扩大而政治国家不断缩小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而公民社会的组织化形式——民间社会组织，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支柱。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有助于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推动政府决策民主化；二是制约公共权力，有助于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三是提供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减轻政府的负担。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余音犹在：“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们不太熟知的是，毛泽东还有过另一次答路透社记者的书面谈话。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曾刊出全文，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收录了此文。文中写道：“‘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于各民族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的话，诠释了民主的基础性含义：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应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一时还难以办到，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却亟待落到实处。
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而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只能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保障。法治是指法律，特别是宪法在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状态。它是指一个社会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统治着，而是由法律统治着。虽然处于统治者职位上的仍然是人，但他们是作为法律化身的人，完全体现着法律的要求，并不存在着法律要求之外的独立意志的人。
法治在政治程序上高于民主，没有健全健康的法治，民主极有可能沦为“文革”期间的暴力民主，或者正如眼下欧洲如希腊几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民粹民主——在高福利政策上翘着脚丫子躺惯了的民众，借债消费，提前消费，总是不满盈天，总是不能失去几个瓶瓶罐罐，宁可强打精神上街抗议，也不愿站起来收拾一下昔日漂亮的客厅里已经破洞百出、内絮暴露的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