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国民的自由度和选择权的提高上。高速行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增加了老百姓对消费品的选择余地，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打破了原本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垄断。物资的丰裕使得个人的自主能力不断增强，个体也就不再屈从于来自旧体制的管制和压力；自由职业的出现，加大了维持生存的选择余地，同时亦为人们自由表达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国人既可不必单纯依赖政府和单位的庇护照样生存，那么，在他们自己所构建的私人生活空间中，个人的爱好，独特的追求，只要不违背法律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均大抵受到社会的宽容与理解。各种交通工具里塞满的东去西来的过客，人才市场上走马灯似的招聘与跳槽；奢侈品与打折货各自迥异的买家，豪华办公室与里巷陋室殊路同归的蜚短流长，政府门前间或出现的静坐人群，网络上言辞犀利又立场各异的博文……这些都大抵印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字在中国大地上，不再是像昔日写在流水上的誓言那样虚幻、稍纵即逝了。
如今似乎已成为令人怀念的记忆。
一方面，任谁也想不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改革开放竟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能使社会财富犹如蘑菇云般地堆积，在不长的时间里增长如此之快；而同时，改革的纵深推进，竟如此之曲折艰难，为谁改革，怎样改革，社会各阶层对此充满着期盼与纷争。
社会学上有一种说法，20至25年为一代人。
有些巧合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处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曾被后人誉为“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政治宣言——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到今年正好是20年。2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创新伟业，似乎又走在一个新的节点上。回顾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所体现的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实事求是的智者风范，对打破当今中国深陷于其中的改革困局，无疑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整个80年代都还处于一种探索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之外，社会其他各方面的改革都只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尽管有一些积极变化，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当时，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上，尚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共识；国家的方针政策摇摆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导致执行上无所适从。至今还印象深刻的一种理论，曾被形象地描述为“鸟笼经济”。说的是搞经济建设就像是驯鸟，计划经济就是绳子，原本鸟的脖子要绑着，脚要绑着，翅膀也绑着，现在松开绳子，但鸟还是关在笼子里面。
上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最早是柏林墙倒塌，瓦文萨成为波兰民选总统，随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也“城头变幻大王旗”。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这年年底，罗马尼亚军队、警察倒戈，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垮台，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民众自组法庭，宣判死刑。紧接着，前苏联也出现了复杂变化：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解散了前苏联共产党，后来又宣布联盟解体。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74年后轰然坍塌，改旗易帜，引起全世界震惊。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某些质疑改革声音一时兴起：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甚至有人鼓吹“和平演变”最现实、最严重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要求对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举措逐一审查，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的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历尽艰辛取得的改革成果，将可能丧失殆尽。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1992年春天，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风尘仆仆亲赴正是杂花生树的南方考察。这次考察他谈话的精髓有两点——
一是：“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二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代中国人的视窗里，有两回电闪雷鸣，划过而且震撼了无边的绿野平畴，烟雨楼台。一回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再一回就是这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中国人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极左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激起举国上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迅速变成新的巨大物质力量，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从此以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变得清晰，步子变得坚实，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增长20年。
邓氏的那些经典话语——“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大胆地闯”，“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他们睡觉去好了”，“把尾巴夹得紧紧地，要沉着、沉住气，要藏拙”……成为此后有志于推动中国进步者的勇气与动力之源。
较之1978年和1992年后的中国，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然更加复杂，压力也更大：
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和矛盾的不断累积，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骤然增大。30多年前的改革起步时，人人都能分享成果，推进相对容易；那么现在的改革，则涉及利益的深度调整和重新分配，其间少不了阵痛与博弈。而随着经济改革的巨大成效日益显现，要继续推动某些垄断领域的市场化和开启社会领域的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阻力与改革起步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中阻力之一，便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是否敢于和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当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姓社姓资”之争的意识形态色彩早已淡去之后，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百姓与中央政府这边。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1978年、1992年来，更加考验党员与官员们的党性和政治伦理。（周瑞金《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伟大历史作用》《财经》2012年2月）
诚如新晋广东省长朱小丹在本届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所说：“改革总会有微词，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最大的危机。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
压力还来自代表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理论学说与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