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爱国主义”当作唯一道德，道德就成了时髦的标签。在口头上说一句爱国，就可以意气飞扬地站上道德的制高点，口含天宪地评判别人的不道德，动不动斥责别人是汉奸。社会生活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谁骂别人是汉奸，是洋奴，就证明谁爱国；网络上曾出现这样一片诡谲的气场——谁越是信口雌黄骂的人越多，骂得越粗鲁，骂的层次越高，谁的粉丝就越多。人世如戏，戏如人世，这出说不清楚是悲剧还是闹剧的帷幕，何时才能在这片各式口水已太多的土地上落下呢？
一个不久前的例子是，与妻子同在耶鲁接受了博士教育的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美元，创下该校管理学院中国毕业生个人捐款的最高纪录。这则新闻，一时间在国内石破天惊。有网友对张磊和他创建的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展开“人肉搜索”。愤怒指责“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又调查出张磊和他的公司在四川地震等国内灾害事件中缺乏表现等等。虽还不及将其也扣上“汉奸”、“洋奴”帽子，但称之为“一个吃里扒外的形象跃然而出……”。
张磊本人对此解释道：20多年前结婚时，妻子被分到外地，不愿两地分居，在北京成了“黑户口”。“黑”的代价是没有工作，有时还为临时户口操心。后来两人一起学英语，考托福，决定出国。1993年经济上可谓“弹尽粮绝”时，妻子接到耶鲁寄来的一个厚信封，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被录取了，两万多美元的学费，耶鲁给全免了，另外给了将近一万元的生活费，整个三万多美元！有生以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笔钱。有这笔钱并不一定能出国。按当时规矩，大学毕业服务不够一定年限者，出国先得有海外关系，再必须付清大学的“培养费”。于是，全家紧急动员，记不请跑了多少地方，送了多少礼，其中颇有些差点前功尽弃的惊险。最后，取出所有积蓄，按照学校开出的账目，将大学“欠债”全数交纳。再向父母借钱买机票，妻子一下子就飞了过去。半年后，张磊跟去探亲，按规定必须辞职。又是一回当年有此经历的国人所必须的“拜码头”之旅，在一堆“不行”、“不办”、“研究研究”的声音中，心惊肉跳，绝处逢生。跑到最后一个相关单位，取最后一个文件，窗口一位冷若冰霜的小姐，将盖好章的一张纸往窗外一扔，甩过来一句话：“你从此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在耶鲁，张磊开始只是名“家属”，却暖烘烘得像阳光下的巧克力。只需缴一点钱就有了医疗保险，免费使用借书卡与健身房等设施，还能白听两门课。除了课程少一些，几乎和正式学生没什么差别。张磊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努力表现，被一位教授看中，破格录取到硕士课程。日后一帆风顺，直到拿了博士，而且6年下来一直拿着全奖。除了正常的奖学金外，学校还出资让他在夏天补英语、学日文，甚至送到日本学了一年。说“耶鲁改变了我的一生”，张磊难道有什么过分吗？
张磊的捐款，在耶鲁从校友拿到的捐款中只是很小的一笔，在美国并没有太大新闻价值。美国的名校，特别是常青藤高校，其运转大多靠校友吃饭。大约人家能够吸引天下学子过江之鲫般涌进美国大学校园的魅力之一，就在这里：我们的教育能够保证你成功，而且保证你成功之后会认识到是母校的教育改变了你的一生，最后你会捐钱给母校，或在社会上从事慈善活动来回报、感恩。这个消息在中国倒是有新闻价值，其价值可不在于又有了一个“洋奴”的靶子可打；而在于国人应该由张磊夫妇离国去美的境遇里，反思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与大学的教育模式上，我们与人家有着怎样的不同。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商品、资本、人员、信息等日甚一日的大流动，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同时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老鼠爱大米，梧桐引得凤凰来，人才由低点走向高点，由冷处走向热处——这一将长期呈现的全球化人才态势，对传统概念的爱国主义提出了挑战。可以这样说，国家不强大，“爱国”自然是空穴来风。国家强大了却不文明，“爱国”便可能生出一堆芒刺来，乃至放出魔鬼——德国、日本曾经凶焰万丈的军国主义，就是前鉴。
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些“伪爱国主义”者。
他们昨天还在大街上游行示威，甚至往几个西方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里扔石子，可今天去这些个大使馆、领事馆前排队等着签证的人，比昨天扔的石子还多……由一个特定的时空，转向下一个特定的时空，比如由“反美”到“亲美”，他们如变色龙一样衔接得自然而又光滑。如果出现障碍，这可能会导致内心分裂，人格扭曲。而他们不可能如此，他们从来以为自己是最真实不过的一代人，或者说是最能适应时代变迁的一代人。
“伪爱国主义”者里，有年轻人，也不乏精英与某些官员的身影，他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至今还没有发现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北朝鲜留学的记录）；一边批判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想着去纽约、巴黎、东京旅游、购物或治病，甚至生孩子；一边头头是道西方人权观念的虚伪，可一旦东窗事发，他们的避难方舟首选还是美国……
古希腊有句谚语：“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这里也不妨生造一句：告诉我，你把子女送到哪里，财产转移到哪里，你夜里梦常飘去哪里，我就告诉你，你灵魂的栖居地其实是哪里。
二 希望很现实？爱国也很朴素
在一些国家，大约爱国主义是不需要唤起的，只要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如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
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致力于把国家治理得安居乐业，生死无忧，如同一匹杭锦，经纬分明不说，还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荡、河决鱼烂之时，再提倡爱国主义，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灵了。美国，是由千千万万“叛国者”们向往并踏上的一片新大陆，但这些不同肤色的男男女女，一旦在星条旗下宣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毕生热爱这个国家，并以自己是个美国人而自豪。
在中国，亿万中国人也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平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除了是自己这辈子的栖居之地，可以预料也是自己的子孙们身家性命的托付之地。他们流下滚滚汗水，抛洒殷殷心血，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他们的眼界并不宽广，身上多的是与国情相适应的本分、从容，还有那么一点“阿Q精神”，即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很少拿中国去和西方国家比谁更进步，大约在他们看来，对于有着五千年悠长历史、饱经磨难的祖国，评价其进步的尺子的长度，应该与西方不一样，或许是20年，50年，乃至一个世纪。
倘若说，上个世纪上半叶前，国破家亡，兵荒马乱，此后却享有政局一统，长久和平，这就是进步。倘若说，前50年天下饥馑，路有饿殍，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50年后亿万农民却得从农业上转岗，城里有人则流行起“富贵病”，如急着过冬的鼹鼠一般纷纷在寻野菜、杂粮，这就是跨越。倘若说，前40年还在举国搞全民大内斗，几乎人人都是批判家，40年后却举国开放大建设，男女老幼都在经济大潮里扑腾；还有前40年，你向一个小小的科长提意见，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叫你此后20多年里生不如死，当下你就是检举了一个厅长，甚至省长，只要自己行为端正，事实确凿，对方也老虎吃天，难以下口。真要打击报复，你不端体制这碗饭了，亦可拂袖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就更是飞越了！
他们虽然也有沮丧，有时牢骚还挺大，但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不过只有一点，即希望这个国家的变化能稍稍快一点，比如“社保”、“医保”，最好在自己的余生就能赶上，他们这辈子被耽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还盼着变化能普遍一点，比如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内陆的孩子和北京、上海的孩子，不能喝汤的总是喝汤，吃肉的总是吃肉。
可以说，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如同他们的希望很现实，他们的爱国也很朴素，肯定与是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关系不大。
如果说，在今天更需大力提倡爱国主义，那就是保持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已形成的“千里共婵娟”、“环球同此凉热”的天下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加强民族共同体对文化、种族的认同和凝聚外，注入现代和青春的因子，体现开放的胸襟与现代理性，进一步突出改革创新、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
在诸多国人的脸谱上熟读了“失落”、“沮丧”、“哀怨”等词汇的当下，“自强不息”应是抹去它们的生命之晨般的融融春风。“自强不息”，可以让人们从命运的“蒹葭苍苍，白雾茫茫”中拾回自己，善待自己的肉身，安顿好自己的灵魂——没有了工作不要紧，但不能没有自我；命运不公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被命运所束缚。“自强不息”是一种隐忍的活法，一股坚韧的精神，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善待——这是苦境中的拈花微笑，不幸后的坦然自若。他人所赐的善待，虽有温度，多被感动，但不一定给力；自身的善待，才具有穿透脸谱直抵心灵的阳光般的生命力。
而对当政者来说，理解每一个阶层、群体，善待每一个国民，所做的一切，绝无自己的利益，真正是为了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好，充满尊严，那么，这一匹必将光彩照人于世界之林的“杭锦”，便是实打实的爱国主义了。或许，这比耗费巨资在纽约时代广场和国际主流电视台放上100条宣传片，还更有效。
三 新的一路挺进就要开始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几千年精气不断、文明不衰、生机勃发，积淀了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这种传统追根溯源，可以用《周易》上的两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一句体现了革故鼎新、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后一句则展示了以人为本、团结和谐、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人文道德情怀。
尽管历经磨难，总能劫后浴火重生。一个伟大的民族，必定信奉自尊自重自立自强，也必定胸襟开阔，敢于揭己之短、善于学人之长，在广泛吸纳各种文化营养丰富自身的同时，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推动着自身走向繁荣昌盛，从而对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访美时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
当代中华民族方兴未艾的改革创新伟业，既渊源于融化于血脉中的民族遗传密码，更是迫于生死存亡的现实压力；决策者的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则是提供了打开中国步入新时代大门的一把钥匙。
曾经有人用4个词组，概括刚刚结束“文革”浩劫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政局混乱，思想僵化，经济崩溃，百废待举；用两句话概括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层，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主题和人民愿望，否定了“文革”及其以前“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酷烈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不得越雷池一步的治国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次伟大觉醒。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和人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征程。
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已大致完成了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深刻地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1978年全国财政收入1132亿元，到了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比上年增加20639亿元；仅增加的这部分，就是1978年的18.23倍。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同样依照汇率，中国人均GDP前两年就已超400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近30倍。2011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万亿，为30447亿美元。近5年间，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5位跃居世界第2位；货物出口额从世界第3位跃居第1位；外商直接投资从世界第4位跃居第2位，其他许多经济指标在国际上的排位也有显著进步。
与经济成就相比，更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当初中国偏居一隅，形单影只，来往于北京的多是亚非拉的“小兄弟”，被阻隔在世界主流舞台之外，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进程长达20来年。在外交领域，一个国家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与处置权之上。如今，中国正在从世界主流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活动，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的核心作用；积极推动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和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参与亚太和亚欧合作进程，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中日韩、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除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中国人首次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最高领导人，多人担任重要的全球性组织的高级职务，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比重几番上调。多年来中国一直强调建立多极世界，实现世界多样化的建议，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40年前影子般悄无声息来北京探路的基辛格博士，今天在北京感叹：中国的进步和变化，使他本人和世界叹为观止。现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则在2012年3月7日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中美解决不了世界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中美，我很怀疑这世界能解决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