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风云录
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家乡，那时的阳澄湖畔，已是柳岸成荫、莺歌燕语、桃红李白的春天。大自然从不理会纷乱的世事，依着时序走它的路，给在常熟支塘镇上的王家，送来一阵阵蚕豆花香。别妻离子近五年，他一回到家，备感家庭的温馨无时不萦绕于怀。7月，叶企孙教授推荐他去山东大学任教，他本想举家搬去，但因搬家费用大，又担心妻子儿女不习惯北方生活，便先独往。
山东大学，后迁青岛，与私立青岛大学合并，改为国立大学，是一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每天，当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校园里便出现一位年轻教师的身影，他热情而谦和，向年老的尊师和年轻的同行们打招呼，然后走向自己的岗位一大学讲台。他便是年仅27岁的教授王淦昌。在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家乡，他既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美德，又充分发挥他留学期间所掌握的知识和教育方法。由于该校的师资不足，许多系尚处在筹建阶段，物理系便是其中之一。
王淦昌教近代物理。实验室的实验设备，有一部分向德国订购，有许多简单部件，则由他带领助教、学生和技工，自己动手制作。很快，必要的实验设施建立起来了，山东大学的物理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王淦昌教学也像他的老师叶企孙、吴有训那样，强调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谆谆教导大家充分掌握实验技巧，努力提高实验的准确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牢固的实验结果之上。他的课也像他老师的一样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性。
一次，有个学生在实验室向王淦昌提了一个自己感到难以解释的光学现象，他问：“布湿了为啥颜色变深？”王淦昌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只是弯下腰，用手提起蓝布长衫的襟角，往上面泼了点水，然后双手把两个襟角提得高高的，对着窗外晴空，让这个学生站在后面，透过布往外看，想一想布湿了为什么颜色会变深。这个学生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感到莫名其妙，老师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让我看布衫呢？过了几天后，这个学生高高兴兴地对王淦昌说：“感谢王老师的提醒，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王淦昌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们变得爱动脑筋，主动性更强了。
校园是个平静的小社会，它无法阻挡，也不可能阻挡中国这个大社会正在掀起的反蒋抗日的风潮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后，气焰尤为嚣张。于1935年，进一步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鲁、晋、察、绥五省脱离中国，由日本控制。国民党政府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在中共的号召下，北平学联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即着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他们不怕反动军警的包围和镇压，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等决议案。这一运动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活动。北平学生的爱国风潮迅速蔓延全国。山东大学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立即响应起来。
那是在一堂物理实验欢后。
王淦昌从一沓学生的实验报告中，发现一位学生的作业写得很有创建性，顿感兴奋，便约他第二天到办公室来聊聊。
那是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瘦削的脸庞上有一双明亮而快乐的大眼睛。他一进门便带进一股活泼的清风。王淦昌热情指出他的实验报告有一些新鲜的见解，这是很可喜，很难得的，希望他沿此方向继续努力下去，并希望他随时有问题都可去找他。年轻人见教师如此赏识自己，非常高兴，竟也毫无胆怯之意，当即发表一番滔滔宏论，王淦昌听后更加喜爱，又问了些关于他家乡还有什么人，父母可健康，毕业后打算参加工作还是继续深造等问题，谈话才结束。年轻人刚走不久，王淦昌便发现他座椅旁有个纸卷，想必是他遗留下来的。拾起一看，是油印传单。瞥了一眼标题，字字如迸射的火星：《山东大学一北平学联的坚强盟友》。
王淦昌是过来人，他中学时代便参加过上海的反帝大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制造的“五卅惨案”，险些坐牢。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惹祸，捧在手里这些纸条颇感烫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山东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很活跃，王淦昌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他的学生也参与了这样的组织，并将传单送到教师手上，真是机灵透顶。他无心干预学生的选择，只是替年轻人担心，能否经得起考验。
一周之后又逢物理实验课。果然他最钟爱的那位学生没有出现，他问同学，同学说不知道。他顿感事情不妙。接着校内便传开了，一些同学因到校外去撒传单，参与“闹事”而被校方开除了。王淦昌看后气愤之极。他亲自到校长办公室为学生说理，校长赵坷竟避而不见。此事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校方的迫害和镇压，未能使学生屈服，他们进而采取罢课的行动，请求释放被捕同学。
为了压服“闹事”学生，校方蓄意制造师生对立，竟动员教师全体辞职，遭到王淦昌等人的坚决反对。学生爱国何罪？伸张正义，呼唤真理何罪？教师们拒不辞职，与爱国学生团结一致，终于挫败校方的阴谋，收回了准备第二次开除的13名学生的决定。通过这次斗争，王淦昌认识了校方伙同反动当局的丑恶本质，感到山东大学的环境太糟，很想离职另找工作，又难打定主意去何处好。一连数日，他处于痛苦的彷徨之中。
王淦昌郁闷不乐，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游人。正当他苦闷之时，一位姓戴的人写信来邀他去苏北的一所国民党教育学院任教，并以高薪金为诱W，还允诺他去那儿可当副院长。无奈王淦昌既不想当官，更憎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戴某被他拒绝，叹一声说，良机难得，你再考虑吧。
他摇摇头，索性进实验室去了。
在实验室里，他常与何增禄研制实验器皿，情趣相投，很谈得来。
何增禄工于物理学实验技术，在光学和高真空技术方面造诣极深。他吹制高真空度扩散泵的技艺，堪称一绝。1932年，他首次制成四喷嘴式和七喷嘴式的高真空油扩散泵，曾轰动美国物理学界。他在美国《科学仪器评论》《物理》等期刊上发表的论述与此相关的几篇论文，更是使油扩散泵的设计制作开始走上由理论指导的新阶段。这一领先成果，使他蜚名于当时的美国实验物理学界。然而，这位着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不同于非常健谈的同行，他的所思所想，似乎都只能表现在娴熟的制作技艺和实验方法上，而少见于言谈中。他虽然不善辞令，但却很诚恳正直。1935年秋，由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郭任远实行独裁，支持国民党军警特务入校抓捕师生，并且硬要分散中华文化基金会指定补助物理系的设备费用，引起全系师生愤慨，教师们都相约辞职。何先生自然义愤填膺，他自来到山东大学物理系后与王淦昌一见如故。又见到王淦昌带领技术员、助教、高年级学生制备的诸如光电管、计数管等实验器皿，更是打心眼里赞叹王淦昌的才德，又常相互关照。他俩的友谊，情同手足，他说能与王淦昌一道工作，真乃三生有幸。
何增禄说，自己已接到竺可桢校长的聘请书，希望王淦昌先生同去浙大任教。王淦昌很高兴地表示：“有这样贤明的校长，我当然乐意去，何况，浙大在杭州，离我的家近呢。”
竺可桢校长得知王有另择理想之地的想法，即派何增禄亲自前往邀请。如春风拂去心头的积云，王淦昌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不久便离开山东大学到浙江大学任教去了。
受欢迎的“BabyProfessor”
钱塘江畔，西子湖旁，有着“人间天堂”美誉之称的浙江杭州，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的繁华圣地。王淦昌因杭州离他家较近，从此可结束家庭分居的生活，便欣然接受竺可桢的邀请，随同何增禄一道从山东大学到了杭州浙江大学，成为浙江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5月在维新变法的思潮影响下创办的求是书院，办学的宗旨是“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算学、化学、西文和经史策论并重，优等生中的许寿裳、蒋百里等都先后被派送日本留学。后改称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辛亥革命后，称浙江高等学校。所培养的学生如陈独秀、邵元冲、蒋梦麟、陈布雷、陈仪、郑晓沧、何炳松等，
都是学术、教育或政治界的名人。后又经过多次的改革调整，
院校、科系的兼并重组，才改名为浙江大学。
浙大以学风朴实着称，学生生活朴素，勤奋好学。抗日战争前，物理系毕业生虽少，但也出了不少人才。如着名的天体物理学家黄授书、解放后曾任浙大校长的物理教育家王漠显等。在历次爱国运动中，浙大学生都站在了前头。
“九一八”事变后，浙大发生了一起规模不小的“驱郭”运动。那是因为“九一八”之后，为要求停止内战，坚决抗日，浙大学生发起组织杭州市学联，并在火车司机冒险协助下，开请愿列车到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正义要求。为此，国民党政府撤了浙大邵裴子代校长的职改任程天放和郭任远为校长。郭于1933年到浙大后，搞个人独裁，大批处分爱国学生，并支持国民党军警特务入校抓人，激起全校师生强烈不满，以致1935年秋，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和高年级学生集体愤而离校，并发表《驱郭宣言》，不承认郭任远是校长，宣布不达目的，誓不复课。蒋介石亲临浙大训话，也无收效，不得已免去郭任远的校长职务，请气象学家竺可桢出任校长。竺于1936年4月22日和胡刚复一起到杭莅任。
竺可桢任校长使杭州大学的名声大震，报考的学生逐年增多。竺校长主张教师队伍要兼容并蓄。对杭州市名流，如经学大师马一浮、前校长邵裴子，竺两次亲到其寓所邀请任教。至于像王淦昌这样既年轻，又毕业于清华大学，且是柏林大学的博士，当然是很合他心意的。竺校长戴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是个待人热情的长者。初次见面，即带王淦昌参观校园，详细介绍学校情况。王淦昌最关切的自然还是物理系的情况。当他得知在竺校长的多方活动下，朱福抖、张绍忠、束星北先生都相继来到浙大，感奋之余十分佩服竺校长的识才慧眼，更为赞赏竺校长高度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尽管看到物理教研室房屋破旧，屋顶的罅隙还渗漏着雨滴，也依然非常乐观地连连说道：“很好，很好。”尤其当他在物理室发现有个用白金包袠着的小te时，他猜测这一定是某种贵重的放射源。竺校长告诉他，这是一毫克镭，是浙大费尽心机从比利时王国购买来的，王淦昌顿觉双眼发亮，想到今后开展教学和研究时就有了方便条件时，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望着王淦昌那年轻、热情、活泼而且天真的模样，竺可桢自是十分喜爱，便进一步试探他在浙大工作多久。
其实，王淦昌的行动似已回答了。竺可摘知道，教育乃我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命豚，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培养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材，其重任非同一般。他便与蔡元培、胡刚复等人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要上任，必须先让陈布雷答应几个条件，即大学的用人权由校长说了算，与国民党党部无关，在财力上需源源不断予以接济。这两个条件，极为重要。一者校长可广纳贤士奇才；二者能拥有改善学校教学环境和教学设备的经费，以便培养国家的栋梁之材。陈布雷觉得有理，便如实禀报蒋介石。蒋介石气得直骂：“娘希匹，他竺可桢想搞独立王国呀。”但他最后还是被陈布雷说服，一一应允了。这样，竺可桢才答应赴任。
人说，明君周边聚天才。竺可桢上任后，吸引来不少着名学者和德才兼备的教授。王淦昌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当竺可桢问他打算在浙大任教多久，王淦昌自然说希望把家眷从江苏常熟迁来，竺校长一听便笑道：“好啊，这我就放心啦。”又像兄长般地关怀他，搬家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