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此戒疏于虑也；宁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诈，此警伤于察也。二语并存精明而浑厚矣。
“译文”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是用来劝戒在与人交往时警觉性不够的人。“宁可忍受他人的欺骗，也不要当面拆穿人家的骗局。”这句话是用来劝戒那些警觉性过高的人。假如一个人在和别人相处时能牢记上面的两句话，那才算得上警觉性高而又不失纯朴宽厚的为人之道。
“解说”
人心有险恶的一面，也有“嘴杂”的一面。险恶之人自应防之，“嘴杂”的一面人们倒并没有很注意。大众传播的最大害处是加上主观色彩而使消息变样。昔一人与人闲言他要使一楚人淘井，另一人给别人讲他要将楚人扔下井，最后竟成了他要埋楚人于井，以至惊动官府。每一个传言者非险恶也，多因“无聊”，但结果足以贻害一个人。所以这种无意中的公众作恶现象仍是不可不防。
正因为有“公众无意之中作恶”现象存在，所以我们也不妨多戒律自己，而不必如古训那样把人全看成阴险毒辣的。事实上，大部分人并未起恶意歹心，只需要我们在相处技巧上作一变化，即可欢恰而居。
“例解”
妙计夺兵权 奇谋诛诸吕
汉高祖刘邦死后，朝廷大权落到吕后手里。吕后把吕家的人安插到各个要害部门还不算，还想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出面反对说：“高祖曾经留下遗言：不是刘家的人想封王，天下共击之！”吕后听了很不高兴，找茬罢免了王陵。吕后还不死心，又去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却表示支持吕后的意见。吕后高兴地把自己的兄弟封为诸侯王，同时对陈平也更加另眼相看了。
王陵知道后很生气，见到陈平就责备说：“你我都是高祖手下的老臣，你怎么违背高祖的遗言，同意封诸吕为王？这样做对得起高祖吗？”陈平实际上早已看出吕氏集团篡权的野心，只是鉴于吕氏兄弟当时的气焰正盛，又有吕后的庇护，反对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才使用了缓兵之计，暂时作了妥协。可是，这些话当时又不便于全盘端出，只好意味深长地对王陵说：“在朝廷上当面反驳抗争，我比不上您；安定天下，保全刘家的江山，您不一定比得上我。”王陵听后，不解其意，怀着疑虑的心情告辞了。
陈平表面上与吕氏集团往来交结，暗地里却在谋划着如何除掉诸吕。他感到最难办的，是诸吕掌握着兵权。陆贾给他出主意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关系好，文武大臣们就会归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掌握军权。太尉周勃是开国老臣，在军队中威望很高，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就会有掌握军权的把握。我愿意到周勃那里为您疏通关系。”陈平非常高兴，取出 500 两黄金供陆贾使用。其实周勃也早就看不惯诸吕的行为，通过陆贾穿针引线，积极参与了倒吕的活动。陈平还给了陆贾大批车马、钱财，要他以玩乐为掩护，在大臣中进行串连，集结反吕的势力。两派都在拼命扩充自己的实力，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公元前180年（汉高后八年），吕后病死，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看到大树已倒，怕夜长梦多，加紧了篡权的步伐。他们统领着南军、北军，控制着宫廷和京城，严密地监视着朝中的王公大臣。朱虚侯刘章急忙派心腹通知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约他发兵讨吕，自己在京城里接应。于是齐王在山东起兵，发布讨吕檄文。相国吕产等人听到后，立即派颍阴侯灌婴率军前去迎战。不料灌婴到了荥阳，却反戈一击，倒向齐王一边，加入了反吕的行列。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在京城的吕氏集团。太尉周勃虽然在军队中有影响，但是没有实际兵权，调动一兵一卒都要由吕禄来决定。陈平得知，郦寄与吕禄的关系十分密切，便与周勃密谋策划，劫持了郦寄的父亲郦商，要挟郦寄去向吕禄进行游说。郦寄被迫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游说吕禄说：“原来朝廷立刘氏9人、吕氏3 人为王，大臣们都没有意见。只是因为您受封后不到自己的封国去，反而以上将军的职务留在京城，所以才引起大臣和诸侯的不满。只要您把兵权交给太尉周勃，表明自己的心迹，反叛的人就会平定下来，您也可以在封地当王，享受荣华富贵。”吕禄一向把郦寄视为心腹，听信了他的话，想交出兵权。可是吕家许多人出面反对，吕禄一时还犹豫不定。这时传来灌婴与齐王合兵来犯的消息。周勃又让郦寄去劝吕禄说：“您应当赶快下决心，到封地去，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招来杀身之祸！”吕禄只想郦寄是为自己打算，不会欺骗自己，于是就交出了军权。
周勃掌握了兵权，集合起南军和北军。他对兵将们说：“愿意帮助吕氏的请举右臂，愿意帮助刘氏的举起左臂！”大家对吕氏兄弟平日的所做所为厌恶透了，纷纷举起左臂，表示拥刘反吕。于是周勃下令，对吕氏家族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失掉了兵权，吕家势力迅即土崩瓦解。吕产、吕禄及吕须、吕通等人都被杀死，吕家其他族人也死于兵变之中。消灭了吕氏集团后，陈平等人废掉了吕后定的皇帝，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陈平、周勃等老臣，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战胜了诸吕，使汉室江山再次稳定下来。
知己又知彼 百战而不殆
曾国藩组建湘军以后，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湘军毕竟是地方性的民办武装团体，不能与八旗、绿营这些清朝的正规军相提并论，因此常常受到权贵势力的歧视和排斥。曾国藩尽管立下不少战功，但清政府只让他挂着一个兵部侍郎的空衔，始终没有让他坐上督抚的宝座。清朝江南大营的覆灭，证明了八旗、绿营已经再难承当大任。清政府不得不于1860 年8月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把督办江南军务的大权交给他。与八旗、绿营的那些将帅比起来，曾国藩有着高人一筹的谋略和才干。这一点可以从他给朝廷上的《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中反映出来。
在这个奏折中，他提出并论述了对太平天国用兵的战略思想。他在奏折中说：要进攻天京，“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即南京）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在这里，他强调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强调了要取江南必须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从上游直取江南可以造成“建瓴而下”的有利形势。他用这个观点总结了以前清军失利的原因，就在于一味只从东面进攻，忽略了对形势的考虑。第二，在南京上游的地势中，安庆的地位最重要。夺取了安庆就等于掌握了攻克南京的主动权。归结起来，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就是全力以赴地夺取安庆，占据长江上游的有利形势，然后以高屋建瓴的有利形势直取南京。可以说，这一攻敌战略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的，是一个正确的用兵方略。
曾国藩不仅制定出了正确的军事方略，而且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方略，使之付诸实行。即使朝廷要他更改，也没有动摇他贯彻到底的决心。如在曾国藩谋取安庆的时候，太平军在江浙一带有了很大发展。江浙地区是清政府的“米粮仓”，是京师漕粮的主要供应地。自然倍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为了保住江浙，清政府三番五次地催促曾国藩火速发兵，救援江浙。然而，清廷的命令却与曾国藩谋取安庆的战略意图相抵触。曾国藩本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淡然处之，不予执行，使攻取安庆的方略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1860年初，曾国藩调动了湘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分三路进攻安庆。曾国荃一路进集贤关，多隆阿一路进桐城，李续宜一路为后援，接应以上二路。他本人则设大营于祁门，遥控指挥对安庆的进攻。在此期间，太平军一度举行过对武汉的会剿，这曾使曾国藩受了一场惊吓。但这场虚惊过后，他更加放心大胆地组织对安庆的围攻。同年6月，湘军包围了安庆。陈玉成闻讯，急忙组织援军来解安庆之围。一时间，在安庆集中了双方最精锐的部队，战斗打得空前惨烈。应该肯定，陈玉成对安庆的救援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坚守安庆的太平军将士也表现得极其英勇顽强。然而，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毕竟不是腐败怯战的八旗、绿营，而是一支凶悍的地主阶级新型武装力量，有着很强的战斗力，不是可以轻易被制服的。1861年9月5日，湘军以地雷轰倒安庆北门城垣，越壕入城。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率将士16000多人奋起迎战，最后全部牺牲。安庆遂落入湘军之手。安庆的失守，动摇了太平军在安徽的根据地，使天京失去了最重要的屏障，使太平军对清军的态势，从进攻转入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