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家的生死观与死亡教育
“道家”是指以先秦时期老子和庄子有关“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是道家学说的核心范畴，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和法则、规律。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上……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说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道家视生死为自然规律，生死之间如环状相接，周而复始，具有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曰：“出生入死。”庄子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自本观之，生者噫气物也，虽有夭寿，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於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和庄子对生死之所以淡然处之，是由于他们是站在“道”的立场上认识人的生死，把生死看做是自然的一部分。
道家倡导的是一种“气聚气散”的生死自然观，强调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应效法“道”，安于生，顺于死，以摆脱面临生死离别时的恐惧与悲伤，解脱对生的根本困扰。
道家的生死观是洒脱达观的，道家引导人们从宇宙整体来看个人的生与死——个体须臾的生命，对于宇宙长河是短短的一瞬间，来去匆匆，如同气的聚散。因此，个人活长活短，或生，或死，对宇宙没有任何影响。
道家的生死观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广泛的死亡教育作用和忧伤辅导功能，因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临终关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道教的生死观与死亡教育
与道家思想密切相关的“道教”是中国汉民族的固有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建立，故道教徒尊张道陵为“天师”，奉老子为“教祖”，尊称其为“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
道教在生死观方面，与道家不同。道教相信肉身不死，追求长生，抗拒死亡。有明显的“恶死悦生”的生存本能意向，与老子、庄子的“恶生悦死”观完全不同。《西升经》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道教所倡导的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观点，实际上是对死亡的回避，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死亡教育方式之一。
三、佛教的“往生西方”和“临终助念”与临终关怀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在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中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所创立。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
历经四五百年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产生了“禅宗”、“净土”、“天台”等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的“禅宗”派是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构成中国传统佛教文化的重要部分。
佛教的临终关怀思想颇为丰富，其中的“生死轮回”观、临终“往生西方”和“临终助念”，引导人们相信死后的“西方极乐世界”。
以超脱对死亡的恐惧，最具佛教临终关怀思想之特色。
佛教认为世间最悲哀和痛苦的事莫过于死亡，如果只知道死亡是悲哀、痛苦的，而不知去修学佛法。出离“三界”，永远免除死亡，则是空劳悲痛而无所利益。“三界”是佛教名词，指众生所住的世界分为由低到高3个层次：①“欲界”，为食欲和淫欲特盛的众生所居住的世界；②“色界”，位于欲界之上，是已离粗欲而享受“精妙境像”的众生所居住的世界；③“无色界”，在色界之上，为只有精神存在于“定心状态”的众生的世界。
佛教还认为，不论僧俗、男女、老幼、聪明愚笨、发心早迟、罪业轻重，“只要有着真心切愿，能够老实念佛，一心求生西方而终生不退的，到了临终，必定都能蒙佛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平素不知道念佛求生西方的人，临终如遇善友开导和临终助念，也必定得生西方。”“临终助念”是佛教用语，指人在临终时由旁人帮助念佛，以“得生西方”。由此可见，临终助念是佛教在精神上用佛教思想对相信佛教“西方极乐世界”的临终者实施精神关怀的一种具体实践。
佛教中有关临终关怀的思想可见于佛教的许多著述，如《饰终津梁》、《人生之最后》和《临终须知》。《临终须知》是近年国内佛教机构编印的一本有关佛教临终关怀普及读物，其中包括“信愿念佛临终必然往生西方”“临终痛苦释疑”“眷属应注意的事项”等篇目。
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和“往生西方”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死亡态度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据天津医科大学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对天津、上海、河北3省市城乡居民4250人死亡和濒死态度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组、农村居民组和大学生组，对“生命永存”3种观念——“死后以其他生命形式存在”、“轮回转世之说”和“永生之说”，回答“确信不存在”的分别占62.18%、65.08%、54.95%。
3组中均有1/3强的人群对“生命永存”观点持“有些相信”、“不肯定”或“有些怀疑”。
中国民俗与传统临终关怀思想和实践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距今约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有在尸体周围撒上赤铁矿粉末，并随葬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装饰物的习俗，证明当时已有安慰死者灵魂，安排死者死后生活而举行的丧葬仪式。透过这种习俗，可以推论山顶洞人已经有对临终者实施关怀照顾的实践。
临终和死亡是民间的大事。在中国民俗中关于死亡和丧葬的内容极为丰富，仅《中国民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890年）中“丧费类”就收入丧葬民俗词条达860多项。
中国丧葬民俗与中国传统临终关怀思想密切相关，许多流传至今的丧葬民俗仍保留着很多封建迷信的色彩，当然，其中也蕴涵着不少古人尊重生命、尊重人的尊严，关怀照顾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的传统美德。
一、与“临终”和“濒死”有关的民俗
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医学不发达，人们对疾病和“临终”的本质缺乏认识，因此，当氏族或家庭中有人处于临终或濒死状态时，人们更多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寻找办法，而是向神灵祈求，用占卜、驱鬼等办法试图拯救临终者的生命。
旧时我国的少数民族畲族流传有一种称为“渡关”的风俗，用以拯救久病不愈者或临终者的生命。民间认为，重病久治不愈者或临终者，是犯了“关煞”，要请师公为犯“关煞”者“渡关”，以祈平安。实际上这是一种由巫术治病仪式演变而来的民俗。
在我国很多地区还曾流行一类被称为“走百病”、“游百病”或“丢百病”的民俗。这是一种与“临终”和疾病有关的“避灾求福”活动。“走百病”活动一般是在夏历正月初一夜举行。明朝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记载：“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丢百病”的民俗见于云南地区，一般是在农历正月十六的下午举家出游，凡小孩均抱大石块扔于深潭，体弱多病的成年人则将旧衣物扔于十字路口。当地民俗认为，此举可以求得在来年无病无痛。
虽然有些以拯救晚期病人生命为目的的民俗毫无科学依据，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对晚期病人及其家属或多或少地起到安慰作用。
旧时汉族民间有“借寿”的风俗，民间认为人寿之长短本由天定，但寿数也可以如同借用物品一样向他人借用。亲长临终之时，如希望能延长寿命，亲长之子女会自愿将自己的寿数借于亲长，具体为斋戒沐浴，泣告苍穹，愿减自己的若干年岁，借予亲长以延长其寿命，以表孝心。
“死亡”和“临终”在民间多被视为禁忌，但是在我国的民俗中也不乏接纳死亡的例子。例如，我国很多地区都有为老人“做寿衣”
的习俗。不同地区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一般的情况是：当家中老人已到知命之年即50岁，或耳顺之年（60岁），子女便为父母做寿衣。有的地区寿衣做成后，每逢节日或喜庆日让老人穿戴起来。民间认为，人活着时候穿什么衣服，死后就应穿什么衣服，故有活着的时候多次穿寿衣的风俗。传统民俗认为，50岁以上老人因老或病而死均为寿终正寝，这是一种接纳死亡的态度。
二、与丧葬和“居丧照护”有关的民俗
如前所述，我国丧葬习俗可源于生活在18000多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中国古代社会对丧礼极为重视，在春秋时期就已形成一整套丧葬礼仪。古代文献《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有：
“以葬礼哀死亡。”北宋司马光《书仪·丧礼》中记录的丧礼内容有26项之多。
丧葬礼仪作为“治丧”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为生者表达对死者的尊重和内心的哀痛提供了机会，因此对居丧者有一定的心理和精神安慰作用。奴隶和封建社会的丧葬礼仪，主要是用于贵族统治阶级，其中有些内容被逐渐演变成民间的习俗。
死人是令人哀痛的事，可是我国的一些丧葬民俗，却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例如，在我国民间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中，有办“白喜事”的习俗。如土家族人“跳丧舞”，又称“散忧祸”和“打丧鼓”——是土家族祖先巴人早在2000多年前发明的一种民间舞蹈。土家族人死了以后，尤其是长辈死了以后，在第一个晚上，居丧之家就开始了“跳丧舞”活动。被请的歌师傅一人击鼓领唱，另有两人帮和，人们边歌边舞，围着棺材一跳就是几个通宵。“跳丧舞”起到了为死者家属减轻悲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死者家属哀而不衰，伤而不痛。
在我国民间的丧葬习俗中，有很多习俗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情感和互助精神。例如，流传于我国江苏宝应等地的“老人会”——帮助料理老人后事的民间互助组织。“老人会”的参加者为有老年人的家庭。会员家中有老人去世，由家属向主事人报丧，主事人通知各会员户，每家出一至二人帮助操办丧事，包括为死者净身、穿衣、守夜、收殓，直至入葬或火化。每个会员户还必须按议定的数目带一定的粮食和现款作资助，帮助丧主解决困难。
我国民间现在仍有很多丧葬习俗在流传，有的已被用于正式场合。如某领导人或社会名人逝世后，有关单位或组织成立“治丧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丧葬事宜，包括举行追悼会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民间丧葬习俗出现了日益简化的趋势。
死亡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一、死亡教育概述
死亡教育是有关死亡知识的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人的一生都会经历生、老、病、死4个过程。人们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各种途径和接触许多有关生、老、病的知识，唯独在死亡的问题上讳莫如深，难以获得正常与正规的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的种种原因，人们很难得到系统的、科学的、合理的有关死亡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大力推广有关死亡的正规教育。
死亡教育是从死亡学（Thanatology）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死亡学”一词是由俄国科学家艾列梅奇尼可夫于1903年提出的。艾列梅奇尼可夫在《人类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以科学的精神及方法研究“死亡学”及“老人学”，可以减少人类承受痛苦的过程，并可改善人类生活的本质。到了1912年，美国医学家罗威·帕克（RoswellPark）在美国医学会的刊物上撰文，认为“死亡学”主要研究“死亡的本质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