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些抗辩如何受欢迎，它们都禁不起认真的盘查。至关重要的，并非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案》通过立法之时的平淡无奇，而是在该法案的保护伞下，尤其是在90年代及之后丰满起来的实施细则和实践。1989年、1995年以及2005年三次出台的监管细则，不仅仅旨在向银行施压，强制其改变现有营业网点分布格局，向“被服务水平低下”的人群靠近，更是实实在在地强制要求银行向这一人群发放贷款，即便要做到这一点不得不采用“创新性的、灵活的”信贷实践。就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联邦监管部门给每一家银行为“被服务水平低下”人群发放贷款的情况进行评级，并且在银行申请获得监管部门对其商业决策的批准时，慎重考虑银行获得的评级得分。
尽管非银行借款人，诸如抵押贷款公司、金融公司，以及信用合作社等，并非《社区再投资法案》监管的范畴，但它们同样受到反对信贷歧视的《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以及《平等信用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的制约，并在受迫于负面监管或检举行动的威胁下，与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于20世纪90年代签署了所谓的“自愿”协议，该自愿协议同样将《社区再投资法案》的各项基本原则奉如神明。《公平住房法案》以及《平等信用机会法案》保护伞下的检举和起诉仍然可以仅仅依据单纯的统计偏差。而即便是借款人一项普通至诸如“不向价值低于60000美元的房产提供贷款”的小政策，也会被冠以“制度种族主义”的罪名，因为此类房产在很大比例上由低收入的少数种族人民所拥有，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政策将造成“不利的影响”。
正如某些“社区投资”支持者所抗辩的那样，如果说《社区再投资法案》贷款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贷款更具风险，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做比较的贷款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存在于哪一个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社区在投资法案》贷款比较的对象同样产出于类似的政府胁迫，那么，不同的机制也仍造就相同的结果，从本质上换汤不换药，不过，这无疑构成一个论战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