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房地产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同经济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但这是否就意味着①我们需要改变某些近期糟糕的政策，或者②我们需要重塑已经良好运转了几个世纪的整个经济系统？更具体地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允许政客们在美国企业应该如何运作这个问题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借款人开始不得不借款给那些无法达到历经市场多年考验而确定的传统信贷标准的人群。这些高风险贷款的发放完全得益于政府监管部门和政客的施压，以及司法部门司法起诉的威胁，如果贷款申请的批准率出现不符合政府构想的借款人。
加大发放给无法达到通行多年的贷款审批标准的人群的贷款力度，是完成强制指标的一个途径。信贷指标是政府医治前期政治“解决方案”造成的问题的许多政治狗皮膏药中的一块。通常，这样的干预都集中在几个有限的目标上，而缺乏更宽泛的、通盘的、系统性的现实思考，甚至是意识。让人不禁怀疑的是，过去，立法禁止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绝大部分政客们，心里考虑的事情究竟有没有远过保护地方银行，避免其与更大、更知名的银行分支机构竞争。似乎更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些地方政客会感觉到自己对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数千家银行倒闭的责任。
多年来一直秉持“房屋自有”为房地产政策试金石的这个时代的政客们，同样不太可能意识到自己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广泛的失业负有责任。这一点意味着，选民们必须保持对于政治倾向性的报道最少的怀疑，不论媒体怎样地应和。最好再培养出一种警觉，即任何事物“都与价格关联，因此，一个要素的微小变化都将顺沿着关联的链条传递到其他万事万物”。当有人大力鼓吹时下某种“天大好事”的政治革命时，尤其要引起警觉，无论它是房屋自有，还是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减少，或是整个经济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