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美国监管部门能够做许多事情来阻止华尔街及其他金融机构营销基于抵押贷款的证券，以避免给已经岌岌可危的处境再添风险。但是，理想的监管机构的作为却绝非现实版可对比，尤其是在拥有诸如参议员巴尼·弗兰克以及克里斯托弗·多德这样的“密切监管”的监管员的情况下。银行过去能够付诸的理想做法，以及将来能够采取的理想做法，与它们已有的作为以及将来的作为天差地别，因为，从美联储到司法部，都在银行的耳边不断地叮嘱，银行最好完成强制性的信贷指标，如果银行希望避免来自政府的种种麻烦的话。
在房地产市场中，一直有着丰富的理论以及备受狂热追捧的教义，但是，人们却始终缺乏同等的意愿在事实证据面前检验这些理论和教义。如果政客们公开地将自己多年倡导的政策和项目与其后果加以实证检验的话，那么政客们无疑是将自己的整个政治生涯推上了轮转赌盘。至于政坛之外的局外人，他们唯一的利益纠葛就在于自尊和意识，当然，也有一些著名人士甘愿为此付出生命。
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在信仰A 是否比信仰B 更符合事实的判定面前，没有固定的利益纠葛。而这正是我们身处的这场金融危机里少有的希望所在，许多人仅仅是希望了解真相，以避免吞噬我们财产的灾难再度发生，而不论什么样的理论、教义、政治党派或是社论等，究竟是值得信赖还是信誉败坏并不那么重要。
后果
让我们回顾过往，再次思考房地产市场的有关政策造成的实证结果。最初，华盛顿的政客们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并不存在的全国性问题——全国性的“经济适用房”短缺，最终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真切的、痛彻心扉的难题。“经济适用房”政治运动起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火热，美国人民在住房上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在1998年时为17%，而在80年代初为30%。即便是在房地产异常火爆的2005年，一幢普通住宅的全国平均售价也仅仅占到普通美国人收入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