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阔地”并不是驱动房价飙升的唯一法律或政策。在各项限制发展的政策武器中，包括区块划分，建筑物高度限制，最小地块面积规定，遗迹保护限制，建筑许可限制，农用地保护制度等。在某些司法体系中，规划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权力来裁决建筑的许可与否，也就是说，规划委员会的存在将直接导致成本的增加，首先，是委员会肆意要求建筑商对其建筑物做出任意调整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其次，是在最终获得构建许可之前有可能持续多年的无数个听证会的举行所导致无限延期所造成的成本——如果最终获得许可的话。
在一些社区，个体公民或集体拥有抗议某项建筑计划的权利，而对这样的抗议的裁决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不管该项抗议具不具有正面的意义。这些建造之前的费用最初会强加到建筑商的身上，但最终买单的当然总是购房者或是租房者。
类似阻碍的存在与缺失将会直接影响到构建独幢家庭住宅的成本，阻止或是不鼓励房屋在首次选址上构建也间接增加房屋的构造成本。相反，在建造房屋障碍较少的地点和时点上，即便是购买需求的增长也不可能推动房价像房地产政策限制更多的环境下那样疯狂上涨。例如，20世纪50年代时的曼哈顿，成千上万幢新房的推出并没有造成公寓租金或售价在实际货币意义上的上涨，即扣除通货膨胀之后的货币实际价值。但是，在稍后的年份里，即新的土地限制政策自70年代实施之后的期间，一项后续的研究表明，曼哈顿的房价“一飞冲天”（以实际货币计算），而与此同时，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股票市值在近25年的时间里涨幅不到10%。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拉斯维加斯。1980～2000年间，拉斯维加斯的人口几乎翻了三倍，但其实际货币价值的房价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却基本持平。然而，在内华达州，由于其90%的土地都属于联邦政府，住宅用地的供给完全取决于政府售卖开发用地的意愿。21世纪初，环境保护组织团体发动其反对出售开发用地的抗议，于是，土地使用限制措施相继出台，拉斯维加斯的房屋构建成本急速上涨，情况与其他实施严格土地使用政策的地区一般无二。
大多数出台严格土地使用限制措施的推动力，都来自那些致力于保护“有限”绿地的个人或团体。事实上，全美已开发的土地不到整个土地面积的10%。就全美国而言，森林的覆盖面积超过城市和乡镇面积的六倍之多。不过，对于一项政治决策来说，民意重于事实。正如国会前议员迪克·阿米（Dick Armey）的经典之言：“煽动胜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