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限制运动，不论是以“空地”“理智发展”的名义，还是基于其他的理论体系，都没有去陈述一幢普通的住宅究竟要因此分摊多少数额的价格负担。有关公寓建筑物高度的限制提案，也同样从未陈述，一旦原定建造一幢10层楼的建筑被迫改为建造两幢5层楼的建筑之后，房租将涨至何种程度，尤其是在那些土地成本本身已极大超过地面建筑物建造成本的地区。此外，还没有计算和考虑规划委员会强加的特别要求的成本，以及耗时多年的规划委员会的审批流程成本。“空地”等类似立法的倡导者以及规划委员会，通常仅仅探讨预见到的各项好处，就好像不存在需要去权衡考虑的成本与风险。
也就是说，在个人、家庭以及跨国企业的经济决策中普通而不可回避的成本收益权衡，在不直接涉及开支的政府所做出的政治决策中通常被完全忽略，尽管决策——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决策，将给地方社区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成本账单，给全国增加数十万亿美元的成本账单，如果涉及的是全国性的政策的话。
许多由监管房地产市场的政府机构做出的决策并不涉及这些机构自身预算的巨额开销，但会给他人造成极大的成本和风险，而这些真正承担成本和风险的人却极少出现在考虑的范畴里。旨在追求某种理想化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尤其如此，例如更广泛的房屋自有运动，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好处被热烈地宣扬，而成本与风险则无人问津，除了驳回试图警告成本与风险的言论。
在信贷指标于20世纪90年代强行推广以来，“经济适用房”
运动持续推高全国房屋自有率，从大约稳定了20年的64%提升到2005年的69%。这样的“战绩”是否值得经济为房地产的兴衰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到。不论是政客，还是各路社会改革家，都极少去计算和衡量他们倡导的理念所造成的后果。权衡取舍并不需要华丽的修辞，或是引人瞩目地招贴画报，抑或迷人的保险杠贴纸。
让人不禁要问的是，那些扛着华美辞藻的限制令大旗，热情投入土地限制运动的学术社区居民们，究竟会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应不应该为这个国家今天的金融状况负责，应不应该为数百万失业工人负责任？社会活动家们似乎也不必面对他们的言行造成的后果，即便是心理上的，或是意识上的，当然，他们更不必对备感高尚的无上荣光之后的灾难而付出任何微小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