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总是叫嚣“攘外必先安内”，打着安内的幌子进攻共产党，让国人很是反感。就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来说，两个共同犯罪的嫌疑犯一旦被抓，那么他们各自的优势策略就是坦白交待，而在攘外与安内的博弈中，却正是一个“囚徒困境”。在这个博弈中，很明显是因为内部还存在一个博弈参与者或者说有一个博弈对手，或者说是博弈双方的利益竞争者，在这个博弈中应该存在三个博弈参与者，内部两个，外部一个。我们假定这三个参与者分别为甲、乙、丙。丙为外部参与者，甲乙为内部的两个博弈者，这样甲乙的博弈形式就如下面所说的那样了。
甲的选择有四：先攘外打丙；先安内打乙；联合乙打丙；联合丙打乙。在这四种策略中，先攘外，那么就首先会受到丙的攻击，而此时乙就有两种选择，攻打甲或者按兵不动，而选择攻打甲的现实收益值最大，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甲给打败；如果等到甲或者是丙打败了对方，那么乙再去打的话，就有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了，收益值很有可能就为负了，因此等于是乙的劣势策略。
按照博弈论的理性人的假设的话，乙肯定会选择优势策略，也就是打甲，而此时，甲就会两面受敌，很容易给敌手打败，这就成了甲的劣势策略。而如果甲先打乙，安定内部，那么丙就又获得了主动权，它去打甲的话又变得很容易了，但丙是甲乙共同的敌人，它打甲时就必然要打乙，所以此时是甲乙双方同时受损，收益值都得负，但比两面受敌要好得多。如果联合乙打丙，甲乙双方都获益，收益值都为正，合作是双方的优势策略。
如果联合丙打乙，甲得正，乙就为负了，因为乙被打败的风险增加，这就是甲的严格优势策略。反之，这种策略对乙也成立，结果就是：甲乙都联合丙是各自严格优势策略，双方都跟丙联合，结果双方都受到损失，这样就陷于了“囚徒困境”。而在我国历史上，北朝与突厥的博弈就属于这种情况。
北魏末年，内部动乱，柔然势力复盛，屡屡侵扰边境。这样就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西魏建立后，为了全力对付东魏和南梁，宇文泰对北边少数民族柔然和突厥采取和亲政策。宇文泰先是以宗室元翌女嫁柔然主阿那环弟塔寒，后又劝西魏文帝纳阿那环女郁久闾氏为皇后，以结好柔然。对突厥亦然，大统十一年（545年），宇文泰派使者前往突厥，和突厥建立起联系；大统十七年（551年），以长乐公主嫁给突厥主阿史那土门。
突厥也经常派使者访问西魏，赠送礼物，如大统十九年（553年），突厥向西魏献马五万匹。宇文泰这样一做，东魏的高欢就坐不住了，搞起了“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室的女儿嫁给突厥的可汗和可汗的儿子，还要求突厥的可汗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结果突厥的可汗不肯，却坚持要把女儿嫁给高欢自己，高欢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元配夫人放置别室来迎娶突厥公主，而且还向突厥的可汗进贡大量的丝绸和粮食。这样东魏和西魏都可以保证各自边境的少数民族不会大举进攻自己，有利于各自集中力量来进行内战。而突厥也乐得坐山观虎斗，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很多的好处。而从博弈来看，东魏和西魏都陷入了“囚徒困境”，而且深陷不拔，只要东西魏不能联合，他们就无法走出这个囚徒困境。
如果说“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是理想化的摆脱囚徒困境的策略，那么出卖“兄弟”以换得自己的平安，则是处于囚徒困境下本能的选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这一本能都鲜明地体现着。
东西魏的“囚徒困境”随着东西魏的灭亡而走到了尽头，随之而来陷入“囚徒困境”的是北齐和北周。根据《周书·突厥传》的记载，556年，突厥木杆可汗一举攻灭了柔然国。突厥又联合当时的波斯一起向西攻打破哒，结果攻灭了破哒；在东面突厥追逐契丹，一直把他们赶到了高丽才罢手；在北面吞并了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成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国家。而此时的齐与周却连年交兵，两国都只好争取突厥做自己的外援。
563年，周武帝暗地里谋划与突厥连兵攻打北齐，因此亲自向突厥请婚，愿意娶突厥公主作为皇后；齐武成帝也派遣使臣向突厥请求结成婚姻，送的礼比北周更多。最后，突厥通过权衡利弊，觉得北周的发展前途要大些，于是就允许与北周通婚，并且派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一齐攻打北齐的晋阳。武平二年（571年），北齐派斛律光率众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戌十三所。对北周和突厥的联军严阵以待。北周首先派柱国抱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率步骑万余进攻平陇，与斛律光在汾水之北展开大战，结果周军大败，被俘杀千余人。接着北周又派其柱国纥干广略图攻宜阳，斛律光率步骑五万增援，大战于城下，又打败了周军，夺取了北周的建安等四戍，俘获周军千余人。
突厥看见北周的军队这么不中用，大为惊骇，马上引兵出塞。但他们就是逃跑也没有忘记抢东西和搞破坏，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都被突厥兵沿路大肆抢劫掳掠，人畜不留。572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佗钵继位可汗。此时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己居住在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年都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年经常有数千人以上，周国都得供给他们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也怕突厥入侵边境，所以也就跟随北周的做法，送给突厥大批贿赂。这样，佗钵可汗就有点得意忘形了，愈益骄横，他经常对臣下戏说：“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这么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所以历史上曾把北齐和北周之间的战争，称为“突厥两个干儿子之间的战争”。
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曲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即578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但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周实行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大体方针，具体的是联合突厥先攻灭北齐，实行的正是博弈论中严格优势策略，但如果一旦平定了内部的争斗，就必然会发动攘外的战争了，周武帝正是遵循这样的路数。此后突厥屡寇边境，579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但是整个北周可以说都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的具体博弈矩阵。
攘外与安内的选择
从博弈矩阵来看，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但由于它们各自本身的矛盾冲突，就决定了共同攘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存在一个严格优势策略，就是共同安内，也就是互相内耗。谁如果先改变策略，谁就会吃亏。
不仅整个北周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就是整个北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的。这当然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的历史产物，也是由北朝各个国家本身的实力所决定的。当然更是北朝各国内部的纷争所决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形成联合，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地来对抗突厥的局面了。所以我们说，北朝各国都无法走出“囚徒困境”，这也就决定了北朝无法摆脱突厥的阴影。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它们也有可能走出这个阴影，只要它们能够消除各自的矛盾，携手对抗突厥，也就是东魏和西魏合作，北齐和北周联手。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而人对权力追求的贪婪，也决定了东魏和西魏永远都没有合作的可能，北齐与北周也是如此，除非是突厥要同时把它们都灭掉，但这种可能也不存在。所以北朝的各国注定只能是永远的对手和冤家，而无法成为合作者。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北周胜利了，并延续下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博弈的胜利。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来或都需要解脱。就警察来看，如果所有的囚徒都走出了困境，那么将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将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就历史看来，历史总是在按照自己永恒的线性规则自然诞生着“囚徒困境”的历史事件，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轻轻地抹掉。历史没有创造博弈论，但它却处处在运用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