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锦上添花”，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两种情况，属于不同的博弈形式。在锦上添花的形式中，那个“添花”的合作者，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在雪中送炭的形式中，“送炭”的合作者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处于博弈状态的各方在博弈之中处于不对等地位的时候，博弈的局势很容易发生偏移，即从合作型博弈走向非合作型博弈。不过，这种偏移并非必然发生，因为影响博弈走向的不仅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还有外界局势的变化。如果外在的压力对双方都造成压迫，那么他们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合作型的状态不变。
东晋政权建立时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外界压力造成的困境下，双方合作打破囚徒困境的一种努力。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之后，两晋司马氏统一了中国。可是西晋的政权并不稳固，在经历过长年的战乱后。地方割据力量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司马氏皇室子弟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十分激烈，其中颇有势力的是东海王司马越。几十年后，司马越终于联合其他藩王，发动了内战，以争夺皇帝的宝座，史称“八王之乱”。可是，因为藩王们的内讧和北方的匈奴和羯胡的趁机侵略，中国北方陷入了战争的浩劫之中，最终北方被匈奴和羯胡占据，司马越也死于战争之中。
当时，西晋司马氏的皇族在战争中死伤过半，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实力薄弱，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他作为皇族的幸存者，对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的，于是，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便准备扶持他做渡江之后的皇帝。王氏家族的势力在北方的战乱中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是损失不大。作为其中精英的王导、王敦兄弟平安躲过劫难，其家族在政治上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王氏兄弟见国家危难，本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苦于自己既不是司马氏皇族，又不是手握重兵的大将，所以有心无力。这次见到了落难的皇族司马睿，王氏弟兄便想借助他的皇族身份，进行复兴大业。
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接洽之后，说出了自己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恢复西晋基业的意图。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动。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开始了司马氏和王氏的亲密合作。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司马睿的声望和气势。三月初三这一天，按照当地的风俗，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地主顾荣等听到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张望，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
这样一来，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提高了。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殷勤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一百零六个人，在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有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他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内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官职。
从此，虽然是东晋皇帝司马氏做名义上的天子，但是掌握实权的反而是拥立他的王氏兄弟，司马睿对王氏兄弟极为尊敬，甚至上朝时宰相王导没有入座自己都不敢坐在龙椅上。
历史上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司马氏和王氏共同主宰朝政的意思。但是人们只看到司马睿对王家兄弟的尊敬和畏惧，却并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王家兄弟拥有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则拥有一个“高贵”的皇族身份，在当时北方战乱、胡族强势的时候，他们单靠哪一方都无法建立一个与北方少数民族相抗衡的政权，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尽管皇帝要失去应有的威严，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乐得为之。
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是十分失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切都来自于王氏兄弟，而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也要听命于王氏兄弟，可以说他只是用来号令天下的一面旗帜，而别无其他用途。所以，他对自己和后代的前途非常担忧，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了作为名义上的皇帝的利用价值，就是王氏兄弟抛弃自己之时。
作为皇帝背后的实际控制力量，王氏兄弟也有些过于跋扈。在合作型博弈的关系中，做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处于强势的一方不动声色，而处于弱势的一方也不必卑躬屈膝。可是，由于实力对比的过分悬殊，王氏兄弟有些自大，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走向前台，成为名义和实际相一致的统治者。有一次，王敦就悍然率军兵临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下，威胁司马睿，司马睿无奈之下，只能自我批判，同时央求王导从中调和，甚至说出了“如果王大将军对我不满意，我只能退位。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做一个普通的藩王，让王大将军挑选合适的人来做皇帝”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皇帝，司马睿这番话已经完全没有了君臣间的尊卑名分，而变成了一个只是请求苟活的普通人。可见王氏兄弟在当时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他们的强悍。
当时，王导对王敦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现，并对司马睿的检讨反应冷淡，最后才出面制止王敦的逼宫行为。王导是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出现改朝换代的举动的，因为一旦那样，原有的合作型博弈就变成了非合作型博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虽然王氏兄弟飞扬跋扈，但是东晋王朝也能靠着自己的血统苟活下来，保持一个偏安的百年局面。
在“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中，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构成了一个在外部强敌环伺的危难局势下的囚徒合作博弈。如果司马睿不依靠王氏兄弟，他将无法在江东立足；如果王氏兄弟不推举司马睿，他们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建立一个新王朝。他们有着共同的困境。就是北方的外族入侵，所以他们可以合作起来，司马睿让出一些国家权力给王氏兄弟，王氏兄弟也没有极度地欺压司马睿，二者合作奠定了一个新朝廷，共同支撑起了和北方外族铁骑抗衡的局面。其博弈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