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我国古代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就存在着朴素的生态道德意识的萌芽。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天人合一”主张，就包含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因素。在我国的山水写意画中，山水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主要位置，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早在商代，古人就懂得，掳鸟兽不能用斩尽杀绝的办法，要网开一面。五帝时代，我国就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机构——虞，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山林局，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周代，我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保护法令《伐崇令》。我国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对保护森林立下了不朽功绩，许多森林都是庙宇保护下来的郁郁葱葱的风水林。不少民族都把大自然作为崇尚对象，例如，在西双版纳，傣族人民把大青树奉为神树，彝族人民把杜鹃、山茶视为神花、山宝。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我国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中的“环境美”，也是一种生态道德意识。
显然，各种环境保护法律是维护自然环境的根本保证。但是，法是国家依据人民的意志制定的，是靠强制力量来实现的；道德则是社会约定俗成，是靠舆论特别是人们的内心信念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人们自觉自愿地遵循的。因此说，道德既能保证法的实施，又具有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具有优良道德传统的国家，在今天，如果我们把生态道德意识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民族意识，如同形成我国人民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传统一样，使爱护自然、爱护森林、爱护环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态道德观、生态审美观、自觉的生态正义观和生态公正观，那么，环境保护就有了坚定的思想基础和真正的群众基础。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酿成，以及其他重大森林火灾的发生，虽然有特殊的天然或气象条件，但没有火源，就不会酿成大祸。也就是说，如果能在全民族中形成自觉的生态意识，就有可能避免人为造成的森林火灾。
应该看到，要使生态意识成为一种自觉的民族意识，上升为一种全民族的伦理道德，并在人民中广泛普及，需要对全民族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生态教育，并且还要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及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城市人口恶性膨胀，使日本成了闻名世界的公害之国，骇人听闻的世界八大公害，日本就占了五件。为了自身生存，日本于1971年7月成立了环境厅，开始大规模地治理环境。公害带来的惨痛教训，使日本人形成了很强的生态环境意识。日本对环境保护制定了严格的法规，法人代表对环境保护要承担法律责任。若工厂超标排放污染物，厂长要进法院受审，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工厂也会因此声誉下降，如不改正，将导致关闭。这条法律是无情的，很少有企业妄自违法。在日本，不仅高层领导，而且普通人环境意识也很强。其原因除自身的素质外，更重要的是法制观念强。这样，公民的环境意识又促进了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力进展。环境监测一旦发现某处污染排放超标，值班人员一个电传过去，对方就得马上采取措施，以至停产。同时，居民也有权力知道自己生活环境的质量情况。美国的经济很发达，但环境保护比较好。美国特别重视总体规划，把环境问题放在总体规划中予以综合考虑，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丹麦把国民生产总值的1％用于环保，国民对环境的关心往往超过了对失业和经济的关心。
总的说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的国民生态意识还相当淡薄，这不仅是我国仍处于生产力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反映，而且暴露了国民素质中的弱点。我们要大力加强包括生态道德意识在内的生态意识的教育，向全民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强化公民的生态意识，并把它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尽快健全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惟其如此，我国的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一块绿地、一泓碧水的大自然。
（第三节）树立正确的生态危机意识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注定要利用和开发自然，向自然界获取财富，而获取财富又难以避免会在一定阶段产生破坏性的结果，出现生态危机，从而反过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强化国民的生态意识也包含着生态危机意识。
翻开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不难发现，危机意识总是同生存态度相联系的。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注定不会有久远的发展，同样一个没有坚定的生存态度的民族也只能任其沦丧。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拥有今天这样远远优于发展中国家的优越的生存条件，这是与它们一贯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分不开的。因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必然激起这些国家采取一系列克服危机的超前行动，而一系列超前行动的实施又反过来促进和巩固它们坚定的生存态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发达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从自己所处环境状况的切身体会中，早在上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向世界舆论传递着叫人惊悸的关于人和自然相互关系中即将发生的危机，指出其问题的严重性，寻找其发生的原因和相应的解决办法。虽然这些研究报告中的内容往往带有一定的极端色彩，但不能否认，这其中却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向人们灌输了某种强烈的生态危机意识。正是有了这种危机的迫切感，不少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从国际关系、文化宗教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积极地影响自然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们采取了加强国际合作的措施；在文化宗教方面，开辟了大众生态文化学和教义生态学；在科学技术上认为任何对自然力的服从必须建立在对自然力的控制上。因此，它们在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上，坚持科学和技术作为手段，宗教和文化确立目的的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不仅拥有了高科技和高经济，而且拥有了远较发展中国家完善得多的生存环境和人文关系。
在生态危机问题上，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坚决反对人在自然界面前为所欲为的做法，人必须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承担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人要征服自然的信念，发挥人在自然力面前的主观能动性。黑格尔曾经说过，自然界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到黑格尔这段话的意义。人类应该坚定运用自己的力量（包括人类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去征服自然的信念，首先表现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才能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如农业不是简单的种种粮食、种种地的问题，应该是用地和养地相结合，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的良性循环，而不是破坏，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追求高产，破坏土地资源。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能因为曾经有过失败就认定应该抛弃征服自然的信念，因为人类必须生存下去。为了生存，在生态危机面前退却，或无所作为，或听天由命，都是没有出路的。如黄山生态旅游的建设，从原来的无序开发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从建立生态旅游发展的机制到积极申报世界遗产，申报国家地质公园；从强调环境保护到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从发展休闲养生游到建立生态农业园、生态工业园。在这里，对黄山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强调的是生态伦理、生态道德。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科学与理性的清醒。这就是我们应该树立的危机意识。
（第四节）对生态环境要实现超前意识
对生态环境形势的超前认识，对协调与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会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
一般说来，对生态环境超前的认识作为一种意识，实际上也是生态意识，即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发展的各种趋势与可能，最优地解决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优化生态关系的主体自觉性。下面以黄山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为例说明之。
自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以来，黄山市的旅游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黄山景区不仅利用保护环境来开展生态旅游，而且还通过申报世界遗产来发展生态旅游。众所周知，世界遗产强调的是保护遗产的原真性、典型性，是生态旅游的重要资源。黄山利用申报世界遗产的契机，既加强了全山的环境保护工作，又更进一步发展了黄山的生态旅游。黄山“戴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桂冠后，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成为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利用生态旅游既达到保护又开发旅游的目的，是最好的选择。正因为有了这种选择，黄山获得了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遗产保护的双赢，黄山旅游股票不仅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市场上的第一只完整意义的旅游概念股，而且黄山的遗产保护工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赞誉为“世界遗产保护的典范”。更是荣获亚洲惟一的梅利娜·迈尔库里文化景观保护与管理荣誉奖。中国环保之父曲格平在视察黄山后更是大加赞誉，他认为黄山是“人类生态第一山”。
要达到对生态环境的超前认识，必须对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学思维，用生态学观点来认识、思考与解决问题。
要把对生态环境的趋前认识付诸实践，起码必须做到：
（1）实行同步防范，即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污染之前，就要有先见之明，采取防范措施或更佳方案，这对节省物力、财力、人力等均大有好处；（2）生态教育、经济制裁与法律制裁必须三管齐下，同时并举，这样才能使生态环境意识逐渐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逐步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风气；（3）必须移风易俗，我国至今仍然存在一些不利于维持生态环境平衡的旧风俗旧习惯，例如，我国每年土葬占地近100万亩，消耗木材200万立方米。
可见，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移风易俗，改变一些人的陈旧的观念，树立现代生态意识，还需要几代人来努力。国每年土葬占地近100万亩，消耗木材200万立方米。
可见，要保护生态环境，必须移风易俗，改变一些人的陈旧的观念，树立现代生态意识，还需要几代人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