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甘肃的长篇小说
张存学
对甘肃长篇小说的创作要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就必须以全国性的视野来进行，也就是说，将甘肃的长篇创作放在全国长篇创作的这一盘棋上才能比较清楚地看清甘肃长篇创作的现状和潜在发展的可能性。
就全国来说，对长篇小说的判断存在广泛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但表现在各种报刊对长篇小说的判断上，也表现在各种评奖活动中，除去泛滥的应景评论外，对长篇小说的判断其实也真实地表现了当下的各种文学观。
而长篇创作在与评论和判断所处的同一语境中，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陈旧意识主导下的先验性写作，没有深度和高度的平面化写作，非艺术纯粹的功利化写作都较严重地存在于当下的长篇小说写作中。
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据说，现在每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多达上千部。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是一千二百多部。每年一千多部的长篇平均到每个省的话，每个省每年要出版近四十部长篇。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长篇小说数量上的多并不能说明长篇小说的创作真正繁荣了起来。从数量上来说，它只能说明作家们注重了长篇创作，同时也表明这样一个心态——出版长篇小说似乎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作家的分量，而且也表明作家通过长篇创作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对这种现象我们无可厚非，相反，从积极的方面去看，这种现象能够促成人们对长篇的认真思考，并使长篇小说的创作向前推进。
长篇小说真正的问题是长篇小说的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内在的精神维度问题和艺术的纯粹性问题。
长篇小说的精神维度问题是长篇小说创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从近年来的一些长篇看，中国作家在精神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达到可以预期的地步。在对人的灵魂的挖掘上，在对精神高度的超越上，都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显得苍白和软化。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苛求中国作家达到一个较高的精神境界也许太过分。中国社会毕竟还处于一个焦虑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焦虑从近代，即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焦虑仍然延续了一百多年前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精神领域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否定、而又不断杂糅的历史。这种摇摆和一步三回头的状态决定了我们在精神上的不确定性和杂乱性。
但是，过分地强调这种客观性容易忽视中国作家应该在精神领域可以达到的高度。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作家最起码应该达到像鲁迅时代那样的高度，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作家在精神上远远无法与鲁迅那样的高度相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作家本身的力量有问题。
作家内在力量的虚弱和欠缺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对现实的说话上，在对人的灵魂的深度追问上，当代中国作家的苍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像莫言的《檀香刑》，这部被广泛争议的长篇小说试图以本土化的语言来表述中国化的命运记忆，但是，它致命的弱点——也就是它缺乏内在精神蕴藉而使它成为一种表面的叙述的狂欢。再比如王跃文的几部长篇，它们在揭示现实境况上有一种惊人的真实感，但读过他的小说之后，就会感觉到他仍停留在经验性的写作上，也就是说，他在内在精神上缺乏必要的支撑。他的这种缺失使他的小说无法上升到某种高度。而像他这一类的长篇小说在当下已经很多，它们提供给读者的是经验的认同感，而不是文学意义上的震撼和升华。
无疑，对现实有力地说话和对人的灵魂的深度追问是中国作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难题，要解决好这个难题还得期待中国作家有较高的精神高度和对现实说话的强大力量。
长篇小说艺术的纯粹性问题说到底是长篇小说的语言问题。在这里，我说的语言不是单指文字表面化的语言，而是指包容了许多指向的语言。当一个作家在开始写作时，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切入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如何找到一种适合于他自己叙述的语言感觉。这种语言感觉其实包含了作家个人的个性，包含了艺术感知的纯度，也包含了叙述内容的深度，语言在这里成为创作的一切。
目前的长篇小说其实没有很好地解决好语言问题。语言的概念化，语言被公共话语的严重侵蚀；语言缺乏个性，或者说语言缺乏母语的本土机智都是当代长篇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语言的这种弊病与作家们的精神深度有关，与作家们融解消化本土生活的能力有关。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成功，首先是它切入了一个很好的语言模式。藏族的口头文学是非常发达的，《尘埃落定》的叙述语言就是以藏族的口头叙述语言为切入点的，这个切入点带动了全篇的内容，并使整个叙述鲜活有力。这种语言的切入，也带动起作家自然生活的记忆，带动起地域的特色。因此，应该说，《尘埃落定》的成功其实就是叙述的成功，语言的成功。
诗到语言为止。将这句话再具体一下，小说到语言为止。小说到语言为止就是小说对自身真正的认定，而不是对其他非小说因素的认定。小说没有承担功利化任务的责任，也没有承担意识宣讲的责任，更没有承担社会功能的责任。说到底，小说强调的是小说的个性化，强调的是属此非彼的艺术性和精神性。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对甘肃长篇小说创作的点滴思考。
甘肃的长篇小说创作在近年来呈现着蓬勃向上的势头，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齐头并进，不管是文学性强的有着严肃立意的小说，还是从市场考虑出发创作的小说，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在这种情形下，思考甘肃长篇小说的现状和它在未来的走向，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拿全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背景来观照甘肃的长篇小说，甘肃的长篇小说作家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生活经验的自信上和对自己创作立场的自信上。在认定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立场后，甘肃作家执着的一面在创作中就显示了出来。这种执着促使甘肃作家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深入和独立的挖掘，而这种独立的、不受外界左右的写作有利于作家们所展示的生活具有鲜活和生动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特点。邵振国、张弛、雪漠等人的长篇小说都具有这种执着和独立的写作意识。
在文学作品被市场和意识的功利左右的当下现实中，甘肃作家们这种倾心于自己独立创作的优势显现得更加突出。就文学的非功利性讲，甘肃作家们的这种品格值得肯定。
在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下雪漠的《大漠祭》。《大漠祭》的优长之处在于作者很好地把握住了叙述的切入点，这种切入点带动起他所熟悉的生活。生活原本在叙述，也就是说，生活本身在叙述，问题是如何抓住这种生活的叙述。而雪漠恰恰抓住了这种生活的叙述。在进行文学性叙述时，生活的鲜活与生动超越了作家的理性维度，说到底，《大漠祭》是从语言归结到语言。《大漠祭》的这种成功之处，也为我们的长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从甘肃作家们的优长之处我们应该看到这种优长之处的另一面。独立地写作，执着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写作立场不等于拒绝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吸收外部世界营养的渠道有两种，一种是对当下普遍的生活的脉搏的感知，另一种通过阅读来吸收外部世界的文学营养。就前一种说，当下的现实生活的脉搏是指当下生活内在的流变、震动和吁求，文学创作是离不了当下生活的进行状态的，而拒绝这种当下生活的脉搏，固守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就会与当下的生活隔膜起来。在这里，我再次提到《尘埃落定》，《尘埃落定》从叙述的切人上具有地域特色，同时也符合当下生活的某种感觉。它在叙述上将这二者结合得非常成功。
另外，如果漠视对外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就会使自己的文学视野和文学情怀变得狭窄起来。甘肃作家在这方面尽了大的努力，但远远还不够。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够如果再持续下去，将不利于甘肃的长篇创作。
甘肃的长篇作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关怀意识。甘肃是一个生存条件严酷的省份，甘肃人在中国这块最贫瘠的土地上进行着最艰难的生命历程，每一个山村，每一个沟垴，每一道河畔，都有着艰辛生活的记忆。甘肃作家们对本土的这种生存状态都有着深切的感受，当他们将这种生活感受融人到写作的过程中时，人生的大悲和对生活的直接追问就显现了出来。这也是甘肃长篇小说具有力度的一面。
对人在现实中处境的思考类小说在甘肃不乏力作。王家达的《所谓作家》就是一部很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作家从知识分子的处境出发，对人的存在状态进行拷问。在现实面前，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面临着真实心灵被挤压、被排斥、被异化和被蔑视的境况。在对谎言的揭示上，对崇高的消解上，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要求真实存在的人将如何面对现实非人性的境况成了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这部作品从内心抒写，最后又归到内心的发问和思考。它的力量不言而喻。在甘肃，这一类长篇还有几部，史生荣的《所谓教授》也是其中较出色的一部。
与此同时，青春类长篇，历史类长篇，城市生活类长篇都有一些可圈点的作品，由于本人阅读得有限，在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前面已经分析了对全国长篇小说的判断和全国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就甘肃的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全国对长篇小说判断存在的问题和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在甘肃同样存在，精神维度和艺术个性的不足对甘肃的长篇作家来说也是大问题。同时，甘肃的长篇创作还有另外的一些不足，如创作积累的不足和功底的薄弱等。
对甘肃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宜过分苛求，但也不能忽略甘肃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在精神的维度上和在艺术的纯粹上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是甘肃作家们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要达到所期待的高度，对甘肃作家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个挑战的艰难之处在于，精神的修养和艺术个性的修炼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但我们还是应当期待，因为有几部长篇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作者：《飞天》文学月刊小说散文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