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转移法，指的是什么呢？我朝各位圣主处理政务，大都是根据时俗的过失进行矫正，使它们趋于适中。顺治时期，创伤刚刚恢复，民心尚未安定，所以圣祖继续采用宽松的政策；康熙末年，由于长期太平，官吏松懈，刑罚废弃，百姓刻薄，所以世宗采用严厉的政策加以整治；乾隆、嘉庆年间，人们崇尚才华，好高骛远，所以，具有崇高德行的仁宗采用镇静的方法，对他们进行约束，以改变那种浮夸的风气。一时间，人们才循规蹈矩，没有敢自夸多才多智、锋芒毕露的人了。这样一来，有操守的人倒是很多，而有谋略有作为的人却逐渐感到缺乏。人们大都把畏缩怯懦看作谨慎，把软弱委靡当成恭顺。据我看来，京城官员办事的通病有二点：一是退缩，二是烦细。京外官员办事的通病也是二点：一是敷衍了事，二是漫不经心。退缩的人，官员之间互相推诿，谁也不想落埋怨，动不动就请示旨意，谁也不愿受指责；烦细的人，只见小利，不顾大体，只能看到秋毫之末，却看不见一车柴草；敷衍了事的人，装点脸面，只考虑眼前剜肉补疮，却不管明天怎样；漫不经心的人，外面完好无缺，中间却已溃烂，上书粉饰自己，而所说的话全无根据。这四种人，习俗竞相沿袭，只求苟且安然、没有过错，不求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将来万一有重大、艰难的事情，国家必定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圣德皇帝您深知其中的情形，所以急想得到一位有用的人才，来力挽这种颓废的风气。去年接受考察的京城官员，几月之内，就有三人被提拔为臬司，一人被提拔为藩司，您大概是通过破格越级提拔，来整顿积久而成的委靡风气。无奈这种风气是大势所趋，很难立刻改变。现在如果急于求取振作的人才，又害怕那些急躁冒进的人侥幸进身，反而不能得到实效。我认为，要想使人才不越出规范，不如让他们从事学术。蜀汉的名臣诸葛亮说：‘人才必须学习，学习必须弄懂。这大概是最好的言论。然而，要想使人才都明白好学，又必须靠皇上您以身作则，才能把握住移风化的根本。据我考察，圣祖登基之后，勤学好问，每天让文臣近前讲学，严寒酷暑，都不废弃；就是自己生日，也不准间断；地方发生战争，也从不停止；每次召见大臣，总是和他们反复讨论。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好学的人很多。到了康熙末年，有渊博学识和卓越才干的人，多半是圣祖教导栽培而成的。如今皇上年富力强，正和圣祖研讨学识的年龄相仿。我的意见，是想请您在登基后，实行每天召文臣讲学的惯例。天下传播，人人效仿。召见君臣百官，和他们从容辩论。发现没有才识的人，就用学习勉励他们，以痛惩那种遇事不置可否的疲惫风习；发现有才识的，就更要用学习勉励他们，以改掉他们刚愎自用、为人刻薄的错处。十年以后，人才一定会大有起色。一人在宫中做学的典范，全天下的英才都会受到鼓舞，开始在此，收效在彼，康熙年间的往事，是清晰可见的。拿今天这种委靡相沿的劣习，希望它变成振作的风气，又担心将来再出现败坏国家的事情，便用《诗》、《书》对人们进行教育。只希望潜移默化，而不能矫枉过正。转移法的内容大概就这些。
“所说的培养法，指的是什么呢？凡是没有进入仕途的人才，姑且不论。那些已入仕途的，如内阁、六部、翰林院这些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将来朝中的卿相、京外的督抚，基本上都是从这八个衙门中选拔。那里的人才数千，皇上您不可能一一了解。培养人才的职权，不得不交给各衙门的长官。所谓培养法的内容，大致有几个方面：教诲、鉴别、举荐、破格提拔。各衙门的长官对于他的从属官员来说，一句嘉奖的话，就会使他们感激而努力建功；一句责罚的话，就会使他们畏惧而改正错误。这就是教诲不能不加强的原因。灌木荆棘不铲除，兰花蕙草的色泽就会减损；害群之马不离去，千里马就不能充分施展。这就是鉴别不能不加强的原因。嘉庆四年和十八年，两次命令各部院举荐属员，这也是举荐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的身份被赏赐人参，外出做了知府；嘉庆年间，黄铖以主事的身份供职翰林院，得以进入宫中的南书房。这都是破格提拔的先例。从前曾经讨论过，人才就好比种庄稼一样，衙门长官的教诲，就如同耕种培土；鉴别就如同剔除杂草；举荐就如同引水灌溉；皇上的破格提拔，就如同及时甘露，庄稼即会迅速成长；长官经常到官署中去，就如同农夫天天在田间，才能熟悉农作物生长。如今各衙门的长官，大都是在宫内做事的人员，有时数月不能到官署去，与属员常不接触，除了掌印、主稿几人之外，大部分都不认识，这就如同禾苗和杂草一样，任凭它们在田间同生同死，而农夫却不管不问。教诲的方法没人知晓，鉴别的f日例也已废弃，近年奉诏举荐人才，又只限于京外官员，而不包括京城内部。近年以来，六部人员越来越多，有的20年不能补缺，有的终身不能主稿，内阁、翰林院的人数也相当于以前的三倍，这些人往往10年得不到一件公务，提不了一级官衔，这本来就已经使杰出人才受到摧残和挫折了，而且各衙门长官又多在宫内，属员终年难得一见。如吏部的六位堂官宫内就有四人；礼部的六位堂官，宫内也有四人；户部的六位堂官，都在宫内供职；翰林院的两名掌院，也都在宫内供职。这些人在御园随从侍候，本来就难以分身到官署去，却又有人兼掌两部，更有人管理数处。当署员的，在文稿上署名时匆匆见一面，向长官汇报时寥寥说几句，即使才德兼备，也不能让长官看一眼，又怎能够使皇上了解呢？这么多的人才，近在眼前，却不能用心培养，实在可惜。我的意思是想请皇上您稍加考虑，以便与属员接触。翰林院的掌院，也须有不在宫内供职的，让他们和编写、审核人员多相接触。务必使长官对属员的性情、心术一一了解。皇上要不时询问，谁有才，谁正直，谁仅有小智，谁堪当大任。这样以来，不仅属员的优劣完全明白地表现出来，就连长官的能力大小也可以通过比较发现。经过考查核实，八衙门的人才则全活动在皇上您的胸中了。那些当属员的，只要能让他们的姓名传遍天下，不一定让他们做官升级，他们就已经感激不尽。然后再依照旧例，依次实行举荐法和鉴别法。培养法的内容大概就这些了。
“所说的考察法，指的又是什么呢？古时代询问事情、考核言论，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的依照旧例，大的请示圣旨。无法看出办事人员的才识谋略，这就需要在言论方面对他们进行考核了。而召见他们应对陈言时，由于皇上近在咫尺，又不宜花言巧语，喋喋不休，这就不如通过奏本考核他们了。国家制定条例，京内的九卿及各个科道，京外的督抚及各个藩臬，都有进言事情的责任。各省的通员，不许专门写奏折谢恩，只准专门写奏折议事。然而，十余年来，九卿竟无一人陈述时政的得失，司道竟无一份奏折论议地方利弊，大家都保持沉默，一时间形成这样的风气，真让人搞不清是什么原因；科道偶尔也有上疏，但从没有一句涉及国君德行盛衰的话，没有一份弹劾大臣过失的奏折，难道当朝的国君都是尧、舜那样的国君，当朝的大臣都是稷、契那样的大臣吗？一时间形成这样的风气，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考核本朝以来，进言匡正国君德行的，袁铣用寡欲规劝具有崇高德行的仁宗，都被充分地采纳，至今传为美谈；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上奏弹劾魏裔介，彭鹏上奏弹劾李光地，后来这四人都成了名臣，至今也传为美谈。自古以来，直言不讳的情况没有比我朝更盛的。如今皇上您刚刚即位，就又特地下诏求言，饱含仁义的言辞，使我读后拍手起舞，感激流涕，这实在是升平的景象啊。然而我有些过分的忧虑，看见皇上您求言非常急切，恐怕众位大臣纷纷入奏，或者上疏陈述各种政务，其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时间长了，您不免会产生厌烦心理；弹劾大臣，害怕助长相互攻击的风气，时间长了，您又不免会产生厌烦心理。我的意思是希望皇上您坚定心意，借奏折作为考核人才的工具，永不产生腻烦心理。涉及相同的，不必交大臣讨论就行了；攻击过度的，不必抄发就行了。除此以外，就只看它有利，不看它有害。人都习惯于旧有的常规，大部分人有很多顾忌，如国君德行的盛衰，大臣的过错，若非皇上再三诱导他们，使他们讨论，谁愿轻易去犯“天下之大不韪”呢？如藩臬上朝奏事，道员呈递奏折，虽有固定的条例，却长久不遵照实行，若非皇上再三督促他们发表言论，谁又敢标新立异，以至触怒督抚呢？我也明白，京内京外，大大小小的人物共同进言，即使轻浮虚伪的人，也可能夹杂其中。然而没有根据的言辞，只能贩卖一次，而不可能故伎重演，明镜高悬，它难道能逃脱吗？如今考核九卿的贤与不贤，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核科道的贤与不贤，只凭三年的京城考察；考察司道的贤与不贤，只凭督抚的评语。如果让每人都发表见解，相互比较参证，难道不更为核实吗？我所说的考察法，大概就这些方面了。”
以上三种方法相互依赖，同时实行，互不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