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走我的路
——鲁迅致许广平
鲁迅（1881—1936）
中国新文学的旗手，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著述甚丰。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五四运动前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出世。1936年病逝。
许广平（1898—1968）
生于广东番禺。幼年时即反抗缠足和包办婚姻。曾读私塾，19岁到北京，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料。五四运动中，主编天津女界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毕业后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1925年以北京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身份领导学潮，并积极为《莽原》等进步报刊撰稿。1926年南下广州，曾任教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时，她任助教。1927年到上海，成为鲁迅的工作助手和生活伴侣。鲁迅逝世后，她为鲁迅著作的出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研究鲁迅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
（一）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吧］，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吧］，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吧］。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原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哪］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如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连我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吧］，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糊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连］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太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哪］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吧］——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墨翟即墨子］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
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阮籍，三国时期魏诗人，竹林七贤之一，崇奉老庄之学］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吧］。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吧］。是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吧］，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吧］。
鲁迅
三月十一日
（二）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
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
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的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吧］。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足够了。严格地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
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去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吧］，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上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致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投稿的报馆里，是碰运气的，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胡［糊］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我近来常看稿子，不但没有空闲，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后想不再给人看，但除了几个熟识的人们。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吧］。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
三月卅一日
（三）
广平兄：
依我想，早该得到你的来信了，然而还没有。大约闽粤间的通邮，不大便当，因为并非每日都有船。此地只有一个邮局代办所，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不办事，所以今天什么信件也没有——因为是星期——且看明天怎样罢［吧］。
我到厦门后发一信（五日），想早到。现在住了已经近十天，渐渐习惯起来了，不过言
语仍旧不懂，买东西仍旧不便。开学在二十日，我有六点钟功课，就要忙起来，但未开学之前，却又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学校的房子尚未造齐，所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我已写好一张有这房子照相的明信片，或者将与此信一同发出。上遂的事没有结果，我心中很不安，然而也无法可想。
十日之夜发飓风，十分利［厉］害，语堂［林语堂］的住宅的房顶也吹破了，门也吹破了，粗如笔管的铜闩也都挤弯，毁东西不少。我住的屋子只破了一扇外层的百叶窗，此外没有损失。今天学校近旁的海边漂来不少东西，有桌子，有枕头，还有死尸，可见别处还翻了船或漂没了房屋。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海水浴倒是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去浮水了，又想，倘若你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吧］，学校有洗浴处的。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迅
九月十二夜
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邮政代办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此地的代办所太懒，信件往往放在柜台上，不送来，此后来信，可于厦门大学下加“国学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递，且看如何。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因想起报载英国鬼子在广州胡闹，进口船或者要受影响，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看上海报，北京已戒严，不知何故；女师大已被合并为女子学院，师范部的主任是林素园（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装接收了，真令人气愤，但此时无暇管也无法管，只得暂且不去理会它，还有将来呢。
回上去讲我途中的事，同房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姓魏或韦，我没有问清楚，似乎也是民党中人，所以还可谈，也许是老同盟会员罢［吧］。但我们不大谈政事，因为彼此都不知道底细，也曾问他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于客栈中人的话一样。船中的饭菜顿数，与广大同，也有鸡粥；船也很平；但无耶稣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倾侧，真太危险，幸而终于“马”已登陆，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厦门时，亦以小船搬入学校，浪也不小，但我是从小惯于坐小船的，所以一点也没有什么。
我前信似乎说过这里的听差很不好，现在熟识些了，觉得殊不尽然。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容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等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听差，也常有平等言论，现在我和他们的感情好起来了，觉得并不可恶。但茶水很不便，所以我现在少喝茶了，或者这倒是好的。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
我上船时，是克士送我去的，还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才知道关于我的事情，伏园已经大大的宣传过了，还做些演义。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见我们同车到此，便深信伏园之说了，然而也并不为奇。
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所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但我还想改良，逐渐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