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的生活并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夫妻琴瑟和鸣，相敬如宾。新娘并非是蔡元培心有所属之人，而是兄长等人强加于他的，再加上王昭素有洁癖，每次“睡则先去外衣，次去裙，必以湿巾遍拭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那时的蔡元培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余时持嫁从夫议，时有以制裁之……”可见，他俩婚后至少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多少闺房之乐的。
清朝末期是一个大变动大转折的时期，西学东渐，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竞相传入中国，走出绍兴的蔡元培在经受外部世界的洗礼后，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一改以前那一套封建大男子主义的做法，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在家里他也大力提倡这一新思想。妻子王昭听了，也“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深悟而决去也，是以各信谆劝之有趣，而几忘女甲媒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祭夫人王昭文》）。夫妻两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感情波谷后，反而愈加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了。可惜他们悔悟得稍晚了些，几年后，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蔡元培因宁绍会馆一事前往嘉善途中，收到了连襟薛炳的急电，说王夫人身染小疾，盼夫早归。蔡元培情知不妙，事情没有来得及办就匆匆地赶回了原籍，他见到的已是奄奄一息、病得不成样子的夫人。蔡元培悲痛万分，却又束手无策，只有在夫人的最后几天里整日侍奉在病榻旁。七天后，王夫人瞑目而逝，享年仅有35岁。第二年，夫人周年忌日，蔡元培挥毫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夫人王昭文》。在文中，他痛不欲生：“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尝与我争礼俗，问浑圆大地，安置幽冥？嗟呼，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转眼间王昭逝世已一年有余，许多热心朋友纷纷劝说蔡元培续弦。蔡元培由于整日在外奔波，家中也确实需要有人操持，于是就同意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进步与妇女的关系很大，提倡民权，首先就应做到男女平等，因而他决定拿自己的婚姻作表率，以开启男女平等之新风尚。是故，蔡元培公开提出女方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1.天足者；2.识学者；3.男子不得娶妾；4.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5.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因这五项条件在当时比较“苛刻”，一时间应者寥寥，直到有一天，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这样记述：“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之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深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某局长叫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直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尔轩之女，其孝，尝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概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口，我得与黄女士订婚。”
公元1901年农历十一月，蔡元培和黄世振在杭州结婚，婚典没有遵循传统的礼俗定规，而是独辟蹊径：其一，以缝有“孔子”两个大字的一幅红幛子代替浙江挂三星画轴的风俗；其二，当时来宾在蔡元培的首倡下，纷纷登台发表男女平等的演说，把一场婚礼变成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演说会。这场婚礼的“怪异”，无异于一枚重型炸弹，对素来尊崇传统的中国人冲击很大。但也毋庸讳言，此时蔡元培的思想尚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型，这种新旧杂陈下不伦不类的婚礼形式，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他当时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这条纽带的某种联系。
婚后，夫妻俩夫唱妇随，如鱼得水。蔡元培在中年得一贤内助，内心自然十分欢悦。在夫人黄世振的无私支持下，蔡元培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1912年，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后由于不满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偕夫人及子女远赴法国。1916年12月，袁世凯去世后，在大总统黎元洪的盛情邀请下，蔡元培又偕夫人返回国内，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校长任内，蔡元培大力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宗旨，一时间把北大办成了全国思想学术的中心。作为丈夫坚强后盾的黄夫人自然功不可没，但这时的她已沉疴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可当丈夫被选为代表远赴法国交涉庚子赔款退款事宜时，黄夫人不但没有阻拦，反而力劝丈夫“按预约之期以行”。在乘轮船赶赴法国的途中，蔡元培得到了妻子病逝的消息，他流着眼泪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亡妻黄仲玉》的悼文。在文中，他回想起妻子待自己的种种好处，愈加悲从中来，只能仰天长叹！
黄夫人的死，对蔡元培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好像也随着夫人而去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直没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蔡元培第三次做新郎，已是他57岁时候的事了。和上次一样，这次蔡元培又提出了择偶的几个条件，其一就是原有相当认识；其二年龄略大；其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其实，这时蔡元培的心已有所属，意中人是他在上海爱国女学时的学生周峻。“周女士在先生主持‘爱国’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诸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且素有出国志愿。”他提出的三项条件，周峻自然条条都是上上之选。由徐仲可夫人介绍，经周峻女士同意，1923年3月，蔡元培和周峻在上海举行了订婚典礼。在仪式上，蔡元培志得意满之余还当场挥毫手书“谨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订婚”的条幅作为纪念。四个月后，这对老夫少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婚礼，“午后3时，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4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缔婚之经过。”婚后不久，夫妇俩就相偕相伴赴欧，“勤学将为海外游”。在欧洲，夫人周峻进入了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艺术，此后，周夫人在相夫教子之余，也搞一些艺术创作，竟然在一干同仁中还小有名气。蔡元培这时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但在夫人的精心护理下，一时还可保无虞。
蔡元培先生和周峻女士的两人世界是极为和谐的，夫妻俩相敬相亲，诗文往还。据余天民在《蔡先师港居侍侧记》一文中追忆：“蔡夫人曾留学法国，擅长油画，住上海时，尝以巴黎油画为先师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先师题诗云：‘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唯卿第一能知我，留起心痕永不磨。’夫人曾有和作，我仅记得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后来在香港，还看到先师与夫人仍互有叠韵之作，诗已不复省记。又二十八年春（指1939年春，笔者注），值蔡夫人五十寿辰，先师亲为诗以祝云：‘蛩驱相依十六年（蔡元培后自改‘相依’二字为‘生涯’，笔者注），而捞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岛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
不幸的是，小家的温馨始终被笼罩在国难的阴影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蔡元培与夫人一行来到香港，本来他准备取道香港前往抗战后方，但羸弱的身体却不容许他这么做，同时，他又不愿离开苦难中的祖国远赴欧美就医，只滞留香港静养。这期间，已年届古稀之年的蔡元培仍国事难忘，拖着病残之躯为抗战大业奔走呼号。长期的忙累终至积劳成疾，这时的蔡元培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刻。1940年3月3日凌晨，蔡老先生突然大口吐血不止，这天恰是星期天，请的医生直到中午才到，而年事已高的蔡元培没能抵抗住病魔的吞噬，两日后与世长辞，终年73岁。
蔡元培一生中的三位夫人，都是有一定知识、一定文化的才女，都堪用“贤内助”三字来形容。蔡元培和三位夫人纯洁、平等、挚爱相始终的感情维系，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
周作人：问世间情为何物？
李阳泉
作者简介：
李阳泉，男，山东德州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佛教文化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周作人（1885—1967）
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思想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一生译著颇丰，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1906年赴日本留学，期间娶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为妻。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译处纂辑员。1922年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抗日战争开始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逮捕，判刑10年。1966年“文革”爆发，周作人遭受冲击，于1967年去世，享年82岁。
自1916年起，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时光，那些日子使他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传奇不仅包括他的事业、身世，还有他谜一般的传奇婚姻……
（一）三个恋人
1923年3月，周作人写下了散文《初恋》。这时候的周作人，已经是一个38岁的中年人了，可是，年龄并没有限制他的诗思，4月5日早晨，他激动得早早起来，写道：
“我有过3个恋人……”
从后面的文字里可以看到，周作人的3个“恋人”是这样3个人：
杭州城里杨家的三姑娘，这位因病菌感染而早夭的使周作人“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的姑娘留给周作人的只是无名的惆怅。
故乡二姨父家的平表妹，是一个与周作人同年同月生的女子，在周作人的心里，这是一个绝对值得去爱的女子，她的美丽、温柔与善良让周作人觉得千载难求。但是，她的命运也是那么坎坷，出嫁以后面对家庭的巨变与生活的艰难，不幸早逝。作人曾为此而难过，却也无能为力。
为了纪念自己的第三个“恋人”，作人写了一首诗：
高楼
那高楼上的半年，
她给我的多少烦恼。
只如无心的春风，
吹过一棵棵青青的小草。
她飘然的过去了，
却吹开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无情——
长怀抱她那神秘的痴笑。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乾荣子，是伏见馆主人的妹妹，这个“恋人”虽然不像前面两个一样失去了生命，可是却流落他乡，不知在何处。作人已经无心去寻找，但是“这朦胧却牵动我的情思，愈是记不清了，愈是不能忘记。”
3个恋人在作人的生命里如同昙花一现，但是每一个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在他的记忆深处，作为人生的珍藏。
（二）一世奇缘
然而，最感动作人的一段感情并不在其中，陪伴他大半生的那个美丽的东瀛女子，才是真正带给他快乐，甚至改变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就是信子。
说起信子，先要谈到日本。在本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最能接受西方观念的国家吸引了大批的中国留学生。作人便是其中之一。
1906年，年仅21岁的周作人和他的兄长周树人一起由绍兴出发，经由上海直去东京。这是他和一衣带水的东瀛的第一次会面，而这次会面却神奇地决定了他一生的守候。三十年之后，他写出了下面的文字，这些很好玩的文字中流露出他对日本民族风俗的喜爱，同时隐隐地让人觉察到他对日本女子的独特欣赏角度。
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自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人中殊不可多得……
——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
学富五车的周作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首先感受到的是全身心的放松，与大哥在一起，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不必操心。因此，作人有更多的时间去爱日本——他的第二故乡。他不仅热爱起这个“故乡”，而且把这里的一切都当作可以欣赏的东西，包括日本的女人。日本文学里有一种拜脚文学，一些作家专好以写女人的脚闻名，而且写得确实能够带给人美感，一时间竟成了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风行日本。作人是否受了这方面的影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但是从上面那段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观念上对于开放的日本女性是持肯定态度的。也就注定了他不能与一个裹脚的中国女人结婚，而只能找一个开放的日本女人。
不多久，作人熟悉了日本的一切：居住、饮食……他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存在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感觉是如此的强烈而亲切，“简单而有真味”的生活实在太适合他了。大哥鲁迅在这一点上与他极为相似，他不像其他的留学生一样对日本生活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恰恰相反，对于“完全日本化”的生活，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好感。兄弟的感情也在这段时间里有了更好的发展。这对于兄弟二人而言，都是难得的机会，他们在异乡的土地上吮吸着知识的甘霖，为他们将来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人比起大哥鲁迅来，显得更加自由而潇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美丽的东瀛女子羽太信子，从此，他仿佛发现了自己多年来追寻的梦。
日本所给予他的实在是太多了，信子的美丽与知心让作人一时忘记了一切，这位有知识、有教养、懂礼仪的姑娘在作人的心中超过了前面3个恋人所带给他的好感。对于他们的感情，鲁迅是支持的，作为大哥，除了要照顾作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他的恋爱、婚姻都要照顾得到，这是鲁迅的责任感。因此在1909年8月，鲁迅在主持完了二人的婚礼之后，便回国了。当时鲁迅并没有完成所有的学业，但是，作为大哥，他是那样深爱着自己的弟弟，为了弟弟作人能够更好地维持生活，他回家去谋一份职业……
周作人离开了大哥以后，他的生活立刻有了不小的变化。这变化首先表现在他的经济上，信子是一个喜欢大手大脚的女孩子，作人对于她的要求向来是言听计从，而他又是一个不善于挣钱的人，很大部分的开销要靠鲁迅从家乡寄来。但是为了信子，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在北大
1911年，周作人终于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离开了他热爱的日本，回到了阔别已经很久的故乡。然而故乡的破败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失望。信子也对作人的家表示极大的不满。因此几年之后，作人很愉快地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了北京大学这所著名的学府。
可是他最初只是在蔡的安排下，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之职。后来由于出色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得到了北京大学的承认，渐渐干起了教授之职。
信子也在他安顿之后来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