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兴奋剂与安眠药
张爱妹
作者简介：
张爱妹，女，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图书馆馆员。
辜鸿铭（1857—1928）
生于南洋马来半岛。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1867年赴英国学习，1877年又赴德国学习，获得多个博士学位。十四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成为精通九种语言，通晓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内地后，着力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人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曾登门。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在近代中国，有这么一位怪人：
生于南洋，长于西洋，根却扎在东方故土。
精通西方数国语言，获得诸多西洋博士学位，却热衷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儒学经典。热爱中国，却不见容于世；满腹学问，却又落落寡名；处处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常常又遭国人的嘲讽与冷落。满腔热血，一副冷脸，善骂成为他的个性。用外语骂洋人，用中文骂国人，地位越高，他骂得越厉害。从权倾一世的慈禧太后到李鸿章、袁世凯，一路骂来，只有他的夫人、小妾与歌妓例外。
处处反潮流，与社会对着干。众人热心洋务，他偏讲儒学；众人呼唤民主，他偏拥护专制；众人主张妇女解放，他却赞成纳妾缠足；众人长衫辫子，他却西装革履；到众人西装革履时，他反而长衫辫子以“遗老”自居。
既反对军阀，又反对革命，眼界开阔，思想守旧，愤世嫉俗。旧时代对他畏而弃之，新时代对他忌而远之。年愈高，遇愈穷，直到去世。
在国内饱受冷眼，成为顽固与守旧的典型；在国外却颇享盛名，欧洲人把他看作东方文化的圣哲，他的著作成为当年欧美大学中国哲学的必读书或参考书。他是大批评家卡莱尔、阿诺德的高足，文坛泰斗托尔斯泰、泰戈尔的朋友，是西方人心目中东方文化的代言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使者。
他，就是辜鸿铭。
在人们的印象中，辜鸿铭是一个头戴狐皮小帽、身穿长衫，入“民国”后脑后仍拖着一根长辫的满清遗老，是一个热心拥护男人纳妾、女人缠脚，积极参与复辟的顽固派。“辜鸿铭”三个字在近代仿佛成了一切守旧和怪诞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怪诞外表下炽热的爱国之情，冷静的批判态度，以及他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历程时见解独特。他说：“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日夜陪伴着我。”他所说的兴奋剂和安眠药既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而是特指他的一妻一妾。辜鸿铭还这样说过：“我一日离开这两位女子，白天难以度日，
夜晚无法入眠。”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10岁时随义父布朗先生前往英国留学，经过长达十四年的学习，辜鸿铭学得一身本领，精通英、德、法、希腊、拉丁语等，获得文、理、工、哲等多科文凭。身居国外多年的他始终牢记父亲的告诫：“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1883年他回到中国，开始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回国后的辜鸿铭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婚姻作为头等大事摆在他的面前。说媒的媒婆、托人找上门来的热心人络绎不绝，不料，他却只管闭门读书，一概不见。他的母亲很是着急，便责问他：“你这不娶，那不见，你到底想要讨个什么样的女子做老婆？”谁料辜鸿铭开口这样说道：“妈妈，我要娶一个百分之百、纯正标准的中国旧式女人做老婆。她不一定要受过什么教育，嫁夫、生子是唯一天职。她得有一双用布精心缠过的纤巧玲珑的小脚，不会到外面乱跑，整日不是煮莲子羹，就是待在深闺里绣荷包、枕头、剪纸，要不就带孩子。她的身段要像垂柳的线条，眉毛得像新月，眼波如似秋水。说起话来轻声慢语，面带笑容，要绝对听丈夫的话，尤其是丈夫要娶小老婆时，她还会帮助打点聘金和嫁妆……”母亲听他此番言论，大不以为然，却又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
辜鸿铭深信，哪家后院的深闺里正有个姑娘在绣荷包，对镜理云鬓，正等着他这位如意郎君找上门去提亲呢！要等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缠小脚的姑娘，多半早已嫁人，哪里还有他的份？但他对此充满了信心和耐心，直等到而立之年，他心目中的小姐终于出现了。
一天，辜鸿铭正与两位朋友在酒馆喝酒聊天，媒婆走上前坐在辜鸿铭身边说：“辜爷，你要找的女子，我已经找到了。”接着便说那女子长得如何如何，辜鸿铭听得心驰神往，忙问媒婆，怎么能见上姑娘一面。媒婆说：“过两天，姑娘的老祖母做大寿，到时辜爷混在客人中间，不怕见不到那姑娘。”
两天后，辜鸿铭跟着媒婆来到姑娘家。只见宾朋满座，辜鸿铭坐在一隅，等着朝思暮想的美人出现。突然，媒婆拉了拉他的衣袖，向着寿堂那边一指，说：“快看，那就是我说的淑姑！”辜鸿铭定睛一看，却见得扶着寿星的一位姑娘，顿时惊呆了。只见姑娘生得一弯淡淡的眉儿，像初升的新月；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恰似两泓秋水；脸蛋儿呈椭圆形，两片香唇，扇贝般的玉齿，肤色红润；头上一堆如云似雾的秀发，盘得十分齐整，鬓边一支凤钗，颤巍巍的，说不出的惹人怜爱。尤其是那一双小脚，一步步过去，真是步步生莲。辜鸿铭看得神魂飘荡，心里早就认可了，便对媒婆说道：“就是她，就是她，明天你就上门去提亲，只要能娶过来，一切都不在话下，到时，自然有你的好处。”
第二天一早，媒婆来到淑姑府上，登门提亲。淑姑就是因为聪明美丽，找不到合适的夫婿，仍待字闺中。如今，听说辜鸿铭留洋归来，便一口答应。辜鸿铭得知姑娘同意，喜出望外。如此这般，来来往往不出几多时日，辜鸿铭便遂了心愿。他们按照传统的中国礼仪举行了婚礼。迷上中国文化的辜鸿铭宣称：“办婚事，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人的方式更好的了。西洋人办婚事，上教堂，请牧师，换戒指，宣誓，即使次日离婚，也不介意。只有中国式的婚礼，一招一式无不渗透着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还有哪一种婚礼，能比中国婚仪的热烈、朴实，让人沉醉留恋？”
洞房花烛之夜，辜鸿铭拥着淑姑，这时他才在淑姑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小脚，那形态、妙趣且不说，单说那种味道，就令他兴奋不已。他如痴如醉地握着这两只小脚，如此如此地比画一番……从这一天起，辜鸿铭视淑姑的小脚为珍宝，一有机会便走到夫人身边，抓起小脚摸摸玩玩，长此以往，形成了习惯，久而久之，变成了一个癖好。每当寂寞、困惑的时候，便从夫人的小脚上得到慰藉。特别是在动脑筋想问题或动手写作的时候，总要把淑姑唤到身边坐着陪伴。有时叫夫人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把一双金莲伸到辜的面前，让他拿在手上捏捏玩玩；有时甚至把其裹脚布一层层解开，将鼻子凑到小脚上去嗅嗅。淑姑开始很不自在，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毫无怨言地任其摆布。有时辜鸿铭前脚进书房，她后脚就跟了进来，坐在辜身边。有时辜鸿铭在书房坐定，未见淑姑，便大喊起来：“淑姑，快到书房里面来！”这时的淑姑无论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轻移莲步，走到辜鸿铭的身边。辜鸿铭顿时文思如泉涌，挥毫落纸如云烟，文章一挥而就。
从拥护女子缠足，到如痴如醉地迷恋夫人的小脚，辜鸿铭自有一套奇论。他认为缠了小脚的女人走起路来婀娜多姿，甚至可以与西洋女人穿高跟鞋相比，套上裹脚布后，就更显一种神秘的美感。他曾与友人说：“小脚之美，全在一个遮字上面，这种神秘感岂是言语能形容？这种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委、软、正七字诀，而品味起来又有诸多妙法奇招……我们祖先发明的缠足，实实在在不是什么虐政，乃一大贡献。淑姑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这就是人们称辜鸿铭为怪人的原因之一。
辜鸿铭自谓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很深，他赞成男子可以纳妾，但反对女子招夫。并从中国汉字的结构上为自己的论调找来“理论根据”，对“妾”字作如下解释，他说：“妾者，立女也。”当男子疲倦时，有女子立其旁，可作扶手之用。因此他认为，男子不可以无女人，尤其不可以没有当作扶手之用的女子（即“立女”）。由此他坚决主张，男子可以纳妾。对女子招夫，他也有一套“理论”强作解语，把夫和妻比喻为茶壶和茶杯。他认为，一把茶壶可以配上多只茶杯，这是合理的，而一只茶杯决不能配多把茶壶。因此，女子是决不能招夫的。辜鸿铭的能纳妾不能招夫的论调，是中外皆知的，与主张一夫一妻制和男女平等的口号格格不入，引起不少争论。有一次，在北京六国饭店的宴会上，一位德国贵夫人问在座的辜鸿铭：“你主张男人可以纳妾，那么女人也可以多招夫了。”辜鸿铭频频地摇着头，堂而皇之地说：“不可，不可，女子招夫，于事有悖，于情不合，于理不通，于法有违。”那位德国贵夫人正要开口，辜鸿铭立即打手势制止住，紧接着便问道：“请问夫人是以何物代步？”贵夫人答道：“是汽车。”辜鸿铭又问道：“汽车有四只轮子，请问府上有几副打气筒？”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辜鸿铭不但坚决主张男子可以纳妾，且付诸行动。他在有了原配夫人淑姑之后，于日本讲学期间，又娶了一名名叫吉田贞子的日本姑娘当姨太太，以作“扶手”之用。自此后，辜鸿铭一夜无贞子陪伴，就怎么也难以入睡，在床上辗转反侧，通宵达旦合不拢眼。相反，只要吉田贞子在身旁，从来没有失眠过。这样，吉田贞子便成了辜鸿铭的安眠药。某日，不知何故，辜鸿铭得罪了这位洋夫人，吉田贞子便与他闹起别扭来，知道他的怪癖，故意不理他，一到夜晚，立即紧闭房门，不让他进房睡觉。一连两天，辜鸿铭未合眼，两眼布满了血丝，白天无精打采，无心提笔写作。第四天的晚上，吉田贞子照例又早早关了房门。辜鸿铭终于忍耐不住，他急中生智，找来一根竹子，做成鱼竿，爬上凳子，推开窗户，将钓鱼竿从窗户里伸进吉田的房里，煞有介事地对着其桌上的金鱼缸，钓起里面的金鱼来。开始贞子不理他，当她看到辜鸿铭真的钓起金鱼来，便着急了。因为鱼缸里的几条金鱼，是贞子从日本娘家带来的珍奇品种，并视为心肝宝贝，怎能钓起来呢？于是，她不顾自己还在生辜鸿铭的气，便大声嚷了起来，说：“喂，你别捣乱好不好？金鱼能钓吗？”辜鸿铭见贞子开口说话，便知气已消了，当然也就万事皆休了，便收回钓鱼竿，满脸堆笑地说：“好夫人，你终于开了金口，我怎敢与你捣乱，钓鱼不是我的目的，只不过是要钓出你的话来。这下你不会再生我的气了吧……”吉田贞子给弄得哭笑不得，便打开房门，辜鸿铭像小孩子一样一溜烟跳下凳子，竹竿一甩，跑进了姨太太的房里。安眠药又发挥了效用，辜鸿铭再也不会失眠了。
辜鸿铭与吉田贞子结合十八载。贞子病逝时，辜鸿铭悲痛欲绝，好似大病一场。亲自盛殓，将爱妾葬于上海外国人公墓。墓碑上刻上辜鸿铭亲笔所书的“日本之孝女”几个字，比之于传说中天降孝感董永为妻之仙女。并有诗一首：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辜鸿铭于1928年4月30日病逝，终年72岁。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谷小水
作者简介：
谷小水，男，1973年生。2000年9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系副教授，发表有多篇学术论文。
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绍兴人，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辞北大校长一职，由于师生挽留，校长一职保留至1927年7月大学区试行。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等数职。1940年3月5日病逝。毛泽东同志曾发电，称“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户商人世家。绍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古乃人文荟萃之地，不知涌现过多少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蔡元培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拓荒者，当然也得以跻身其列。蔡元培的一生是为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位置之重，众所皆知。他曾先后出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用蒋梦麟先生的话来说，蔡元培是“以一身兼与东西两文化之长的中国一完人”。
蔡家虽世代经商，但多属小本经营。蔡元培祖父是一位从事典当业的经理，父曜山，“性极宽厚亦复慷慨”，苦心经营祖辈传承下来的一爿钱庄。母亲周氏知书识礼，精明慈爱。故乡的人文气息，家庭的宽松氛围，涵育着幼小的元培，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蔡元培的早期教育是在私塾中完成的，这一方面造就了他扎实的古文功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影响的烙印。割臂肉疗母伤的做法就是明证。蔡元培9岁那年，父撒手西去，家庭重担全落到母亲一人孱弱的肩头。寡母周氏茹苦含辛，积劳成疾，于蔡元培19岁时终至一病不起。蔡元培从小就听过叔父割肉治愈祖母之疾的故事，“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人知道。”（蔡元培：《自写年谱》）但这一次特别的药引并未发挥神奇的功效，母亲还是于次年与世长辞了。蔡元培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心情十分阴郁。
当时蔡元培年纪不大，刚届弱冠之年，但已是山阴一带远近闻名的才子，只是在世人眼中稍嫌“迂腐”。母亲逝后，长兄蔡元分就担起了全家的重任，眼见元培一天天地长大，做哥哥的开始为弟弟的婚事操心。母逝两年后，元分就托弟弟儿时的同学薛炳把自己的姨妹王昭介绍给了元培。王昭，浙江会稽人，家有姊妹三人，她排行老二，知书达理，能识诗文，在当地也算是一位才女。听到兄长为自己订婚的消息，蔡元培“痛哭，要求取消，自以为大不孝”，但未能如愿。次年，在兄长的一手操持下，蔡元培与王昭结了婚，时为光绪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