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译文”
虞舜说过：“诗言志，歌咏言。”有了圣人通过经典作出的分析，其意义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道理就在于此。“诗”的意思就是“扶持”，就是要扶持人的性情；孔子说过：《诗经》三百篇的文章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邪”。现在用“扶持”的含义来解释诗歌，这和孔子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文”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译文”
人有各种各样的情感，相对于外界各种事物就会产生各种感应，由感应而引发为吟咏，这是很自然的事。从前葛天氏的时候，就有了歌曲《玄鸟》；黄帝所作的《云门》，按理说也不会只有曲而无词。到唐尧有了《大唐》之歌，有了虞舜作的《南风》一诗，考察这两个作品，它们仅仅只是达意而已。后来由于大禹治水获得成功，各项事情得到了规范，因此受到了歌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他的五个兄弟便作《五子之歌》来表示自己的怨恨。由此可见，用诗歌来歌颂功德或讥讽过失很久以来就有了。从商朝到周朝，各种体裁都已齐全完备；《诗经》体现出灿烂光辉；诗歌的各种体裁和创作方法也周密精深了。子夏理解到诗句：“素以为绚兮”的深意，子贡领会到《诗经》中“如琢如磨”的道理，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诗的资格。后来王朝的德泽衰竭，专职采诗的人停止了工作。但春秋时人们却常常在交际场所中朗诵一些古旧的诗章，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做法可以表达对宾客的礼节，也可以显出自己的口才。到了楚国，就有了来讽刺楚王的《离骚》。虽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也产生了《仙真人诗》。
“原文”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译文”
汉朝初年韦孟首创了四言诗，其中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代时的作品。汉武帝爱好文学，于是就出现了《柏梁》；但当时的严忌、司马相如等人，他们的作品却没有一定的定规。成帝的时候，对当时的诗歌作了评判和整理，共有三百多篇，那时朝野的作品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但在这些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看到有五言诗，因此，李陵、班婕妤所作的作品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了。不过在《召南·行露》中，开始半章就有五言诗；在《沧浪》里就全是五言诗了；远在春秋时，有倡优所唱的《暇豫》；汉成帝时有儿歌《邪径》，就这些事例来看，五言诗很早就有了。还有《古诗》，写得很漂亮，可能是枚乘所写，而其间《孤竹》一篇则是傅毅所作。就文采来推测，可能是两汉时的作品吧。从写作风格上来看，这部作品直白而不粗野，能婉转地描写事物，能以悲伤动人的笔调深切表达作者的情感，实在是五言诗里的代表。说到张衡的《怨篇》，则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又常常给人以新的声韵。
“原文”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译文”
汉朝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非常踊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王粲、徐干、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喜爱风月美景；喜欢游荡于清池幽院之间；讲述所受到的恩宠；描述宴会畅饮的情景；充分展示他们的志向；明白地表现他们的才华。他们在述诉事情、抒发情怀时，并不是追求细密的技巧；在描写事物时，只是表现出事物的清晰本色。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人所共有的特点。到正始年间，道教思想流行，在诗歌里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像何晏等人，作品都比较肤浅；只有嵇康的作品还能表现出清晰、严肃的思想，还有阮籍的诗也还有一些深刻的含义，因此，他们就能成为那个时代众人的标榜。就像应璩的《百一》诗一样，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这正是建安时期遗留下来的正直的文风。
“原文”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译文”
到晋代时，有才华的作家们，渐渐开始进入到浮夸绚丽的文风中去了。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中华丽的文采比正始期间要更加多，但表现力却比建安时期又要弱。他们或精妙于对文章字句的雕琢上，或过分看重细节来表现自己，这就是当时诗坛的大概情况了。到了东晋，诗歌创作就又沉溺于玄学的风气中了，他们耻笑务实的文风，崇尚抛开人与人之间必然关系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卓以后的诗人，虽然他们的文章在字句文采上都各有雕琢，但都一致倾向于玄学之文风，在他们看来再也没有别样的诗能与玄学文风的诗歌争雄了，由于这种原因，郭璞的《仙篇》就成了当时最引人注意的好文章了。南朝宋初的文章，在体例上对前代的诗歌有了选择性的继承，庄子、老子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逐渐淡出，取而代之以对山水的描述。于是在诗歌创作中字与字之间的对偶成了决定诗歌文采的因素，在每一句的新义上争夺新奇，在文字上要逼真地把事物的形貌描写出来，文辞方面要务必做到新奇，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原文”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之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译文”
因此，纵观历代，它的发展情况也就清楚了；归纳一下它们的异同之处，其要点也可以明白了。例如四言诗的正规体例，是以文雅、润和为基本的；五言诗的常见基调，是以清新华丽为宗旨的，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不同使用，只有看作者的才能而定了。例如张衡获得了四言诗文雅的一面，嵇康的作品具有润和的一面，张华模拟到了五言诗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扬了华丽的一面，各种特点都具有的是左思和刘桢。太冲、公幹文词优美。诗歌具有恒定不变的体例，而人的思想却没有固定不变的，配合不同的性格来划分特点，所以很少有能在各个特点都兼有的。如果能认识到诗歌创作中的困难，那么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也还会是比较容易的；如果忽视了其中的难处，那么反而还会遇到困难。至于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是出自于《诗经》；“离合诗”的产生，又是萌发于汉代的图谶；“回文诗”的产生，则是宋代贺道庆开始的；联句共韵诗，则是创作于《柏梁》。这些体例虽然篇幅大小不同，但它们的创作情况和道理却是一样的，总体来看，它们都是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也不一一详细说明了。
“原文”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缛，万代永耽。
“译文”
总之，人们生来都有情志，然后在诗歌的咏唱中将它表达出来。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其形式发展到《诗经》。它应该和自然之道所一致，并和政治秩序相互结合。这样优秀的诗歌就会越来越多，为后人永远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