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使自己寸步难行，这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宰相肚里可撑船，待人以宽恕二字为准则。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尤人。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矗
曾国藩为人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
但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第二年，当曾国藩奉命率军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但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r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怂，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左宗棠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常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竞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子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吮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