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天才吗？回答是否定的。有人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一代贤人曾国藩也说：“天下没有现成之才，也没有天生的远见卓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有的人天生资质要高，因此人要聪敏一些，对东西的领悟要快一些。然而，不管生来是鲁钝或颖慧，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始终会影响一个人的成长。
曾国藩同样很重视这一点，提出了“勤教”的方针。那时的清政府腐败无力，当政之人又不重视人才，因此当时的官场出现了这种局面，千里马甚多，却无伯乐发现。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状况，感慨地说：“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
曾国藩认为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对自身成长的影响特别大。这一点他称为“转移之道”。他在《应诏陈言疏》中说：“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就是说，矫正时俗，使社会风气归于纯朴敦厚，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又说：“欲使有用人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者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日：‘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
孟子说：“所好，不一定是嗜好，上面有了某种嗜好，下面的人就一定有超过的。”曾国藩所讲的“转移之道”
正是师承于孟子思想。曾国藩的理想是，在全国，皇帝要以身作则；在地方，则靠州县以身作则，“凡一命以上，皆有责焉者也”。他指出，在一个地方，“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士者，专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荀子·正论》说：“上公正则下易直。”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不歪下梁正。”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的好坏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上者之身与心正是。
曾国藩一再强调：“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是也。”曾国藩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幕僚薛福成称他“有师磊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曾国藩认为领导的倡导与以身作则，必会大有成效。
曾国藩对部属进行教育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长、发展；所谓“用礼”，就是要让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在，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
他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归纳为四项：“日教诲，日甄别，日保举，日超擢。”
曾国藩将人才选拔回来，除少部分人被直接破格授以重用，他总是先把招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涵养性情。对招进来的人才，曾国藩还要对他们进行摸底考察，考察他们的贤愚、真伪，好对他们的才干和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日后培养与任用。
这些人跟随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耳闻目睹曾国藩的为人处事，增长了他们的见闻和实践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曾国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他们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也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
曾国藩注意因材施教，督促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长方向读书学习，对跟随在他身边的幕僚，要求更为严格，除每天按他要求做完作业，还要接受曾国藩一丝不苟的检查。在时局稳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一天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实现了对幕僚经常性的督导作用，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就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
大将鲍超，年轻时因家境贫困典卖其妻，后投奔湘军。因他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深得曾国藩赏识。鲍超刚到湘军时他只是挑水的人，后在战争中频繁立功，被提升为浙江提督，这时才将妻子赎回。
但是鲍超却不通文笔，仅认得“鲍超”二字。一次，鲍超孤军被太平军围困于九江，他派人向曾国藩求援，叫文书写信，半天都没送来。鲍超脾性急躁，等得冒火了，跑过去就骂：“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咬文嚼字。”随即叫亲兵拿来一副白麻，自己大手握住笔杆，在白幅中写了一个大大的“鲍”字，而后在“鲍”字周围画无数小圈围绕着。写好后，赶紧装于信函，命人马上去送，送信人看不明白，问：“这是什么意思？”鲍说：“大帅自能知其故，不必多问！”送到祁门后，曾府中的人也看不明白，只好去问曾国藩。曾国藩一看大笑不止，说：“老鲍又被围矣！”就急忙下令让多隆阿前往救援，及时解除了太平军对鲍超的重围。
曾国藩深知鲍超作战勇猛，威风凛凛，但学识浅薄，缺乏心计，因此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陷阵，却不让他参与军机谋划。
有些人，像张裕钊、吴汝纶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让他们在幕府中安心读书，悉心攻读古文，以便今后有更大的发展，不让他们参与繁忙的军务，经过他们的同意，曾国藩也不保举他们做大官。
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琢磨人才，使他们健康成长，费尽了心思。
曾国藩不承认天才，而主张后天的琢磨，他的理论根据就是：天生的人才，或大或小，关键是要“成器”，要“适用”。他强调人才“皆由勉励磨炼而出”。
曾国藩对幕僚的教育严厉，收到很好的效果，也没引起幕僚的不满，其关键之处还在于，他能时时处处以身作则。曾国藩作为一代理学家，尤为注重修身的性格特征，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因为曾国藩能“自立准绳，自为守之”，所以他对下属的“严绳”颇有镇慑力和说服力。
曾国藩曾说：“有一两个人热爱学习，则几代人都会以此为榜样，思想如何努力追上前辈；有一两个人讲求仁义，把振兴天下的责任作为自己的责任，则几代人都会思考如何才能使国家安定，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他认为人才的成长与领导的培养和领导自身的表率作用有很大关系，他说：“介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诸同志，和者不可擅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渎，和者如支河沟绘交汇旁流。先觉后觉，后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
从曾国藩的教育思想中，我们还可看到，天才来自后天环境的熏陶，教师的培养，当然更要自身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