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戈尔结婚一年之后，他的父亲让他担当了自己早年创立的宗教改革组织梵社的秘书，以此来锻炼他的工作才能。
泰戈尔在梵社推行了一种在那个时代可谓是非常大胆的改革。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谓是惊天之举。他居然冲破了世俗和偏见，请来了一位非婆罗门的传道士在为婆罗门所独霸的讲坛上讲道。这一勇敢、无畏的举动，正是他内心深处“坚决反对在人与人之间人为地制造隔阂”这种观念的深刻表现，而且这也预示了他在将来面临的社会及政治问题上必会选择人道和正义的道路。
泰戈尔虽然一直没有对宗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他默默地遵从着父亲的嘱托，一直以热情而严肃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在他担任秘书的那段时期，他写出了许多文章来积极宣传父亲的宗教信仰。
人世间的事总是难以预料。1884年4月，成婚不久的泰戈尔遭受了一次异常沉重的打击。他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宛如慈母般的嫂子迦澄波俐不知什么原因悄然自尽了，她当时年仅25岁。
嫂子的突然离世，让泰戈尔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丧失亲人的巨大悲痛，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可怕力量，同时也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都难以弥合的创伤。
若干年前，在他母亲辞世的那年，泰戈尔还十分年幼，幼小的他还不懂得人世间生离死别的无比悲哀。而且也正是在那时，他的三嫂迦澄波俐给了他母亲般的关心与爱。
从那个时候起，在以后长达16年的岁月里，年龄只是稍长他一些的三嫂便义务地担当起泰戈尔的庇护人。她总是鼓励着泰戈尔去积极写作，她总是喜欢倾听泰戈尔的心声，她是泰戈尔最知心的朋友，她也是泰戈尔心目中最圣洁、最值得珍重的女性。
三嫂的骤然谢世令泰戈尔感到万分的悲痛。他也逐渐经历着人人必然经历的苦痛。
然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嫂子过世几个星期后，在他童年时期曾照管他学习的三哥海明德拉纳特·泰戈尔又被死神无情夺走了生命。再度丧失亲人的无以言说的悲哀，几度令他心痛欲绝。即便在多年以后，泰戈尔仍然这样充满伤感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还没有想过，在生活的悲观的完整行列中会出现裂缝。因此我看不见未来的东西，我所接受的目前生活就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了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
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但那个确确实实存在过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曾与我的生活与身心有着密切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地永远地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我到底怎么才能使这种存在与消失相协调呢？
当然时间不停地过去，这个豁口对我显露的可怖的黑暗却继续日夜吸引着我。我不时回来站在那里向它凝视，想知道在那离去的地方还留下了什么。我们不能使自己相信空虚：不存在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而虚假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想在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地方去寻找什么的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像一株被黑暗包围的幼小植物踮着脚摸索着伸向光明一样，当死神突然之间把否定的黑暗投在我心灵的周围时，我也尽力要伸向肯定的光明。在黑暗阻止我们寻找道路走出黑暗时，有哪种悲痛能与之相比呢？
人的一生，无论多么大的苦痛，都要学会接受，并坦然面对。在泰戈尔独自品尝凄凉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心中也在持续不断地思索和探究着无法预知的生命。
正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过这样一段黑暗的日子，需要自己去单独面对、独自承受一样。死亡的阴云虽然掠过了泰戈尔的心灵，在他的情感上刻下了无比酸楚悲伤的记忆，然而过去的事情毕竟是过去了，再也无法挽回了，生命毕竟还需要向前的。
1884年，泰戈尔离开了城市，回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田地。他在这里能够更好地接触到农民，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一个诗人的敏锐嗅觉观察着故土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