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21日，南京朝天宫大成殿万头攒动，近万名民众挤在大殿内外翘首观望着，上午10时，随着远处有人喊叫：“来了！”拥挤的人流顿时更加拥挤起来，若不是大批法警强力维持秩序，朝天宫大成殿内很可能出现伤人事故。
这一天，是大汉奸周佛海出庭受审的日子，南京市民们怀着对巨奸的满腔仇恨，派出代表参加公审，他们要亲眼看一看当年威风一时的卖国巨奸接受审判的下场。
10时整，周佛海在法警及宪兵的押解下，从拥挤的人群里穿过。当他来到大成殿门前时，眼望着潮水一般的旁听民众，他心里就连声叫苦，知道自己今日受审难逃最严厉的惩罚。进入法庭，站到了被告席前。周佛海两手扶住被告席栏杆，身子微微颤抖着。
当9月16日周佛海从重庆被押至南京后，他已是开始“享受”囚犯待遇了，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他与另3名囚犯住在一起，行动受到严格管制。
被囚的当天晚上，监狱里就通知周佛海写自白书，说是上峰的命令。从9月19日起，南京最高法院检查官，连续对周佛海进行审判前的侦讯。掌握了一些罪证。
在朝天宫大殿里主持公审的是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他与周佛海原是朋友，然而今日则是对头。一个堂皇高坐，一个局促阶前。赵琛面无表情，按惯例问过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后，由检察长宣读起诉书。
这份起诉书长达15000字，列举了周佛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发行中储券控制沧陷区经济为日寇提供大量资金和粮食、杀害沧陷区无辜人民等等罪行。指控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应予严惩。
读完起诉书后，由周佛海自己辩护。他自然不服判决，狡辩道：“民国28年年底，我随汪先生离开重庆去河内时，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封锁了，抗战形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和谈，以挽救祖国危亡。但是，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发现日本并无停战诚意，便暗中通谋了重庆，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而利于抗战的事，后来，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奉中央之命而行，这一点，中央是应该清楚的。”
周佛海还说：“我在抗战后期即已设置电台与重庆联络，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中央工作人员，诛锄恶逆，保卫大上海，我是有功的，应当将功折罪。”
周佛海是善辩的，他滔滔不绝讲了几十分钟，竭力抵赖对其的指控。然而，他低估了他的审判对手。
负责审理周案的首都法院的检察官名叫陈绳祖，推事名叫金世鼎，两人都是从重庆过来，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刀笔吏。当时，社会上对迟迟不审判周佛海表示不满，传闻法院检察官接受了周的贿赂，对直接分管周案的陈、金二人来说有些不平，有些压力。他二人便公开对记者们说：一定要将周佛海定为死刑，一定要驳倒周佛海的狡辩。
当周佛海自我辩护过后，检察官陈绳祖连珠炮般地向周佛海提出几个问题：
你和汪精卫是什么关系？
你参加低调俱乐部是怎么回事？
最先主张与日本人讲和的是不是你？
你怎样策划发行伪中央储备券？
你策划制造了多少起沦陷区的血案？
……
周佛海对检察官提出的种种指控，或者抵赖，或者轻描淡写加以掩饰。对于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周答：汪精卫是总管，我是汪下面的人，开会时见面，没有什么深交，我只不过对汪的主张表示赞同。
对于低调俱乐部一事，周答：这是一句笑话。那时候梅思平、陶希圣住在我家里，高宗武也常来。胡适偶然来过，听到我们发表和平的意见，就说了笑话：外面调子都很高，你们的调子都很低，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叫低调俱乐部了！对于最先主张与日本讲和一事，周佛海推到梅思平、高崇武等人身上去。
对于沦陷区内出现的残杀无辜民众的事，周佛海更是设法推卸责任，说都是李士群、吴四宝等特务干的，反正李、吴已暴毙，死无对证了。
周佛海善辩，检察官也善驳。当周佛海强调抗战结束时军统委派他当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在维持秩序夺取地盘上建有功绩时，陈绳祖即从档案中拿出一份公文念道：
“至于胜利时委派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纯属一时利用。”
然后，陈绳祖笑道：“现在你总该没话说了吧！”周佛海也微微地笑，说：“是的，是利用。但是你可以利用一个人一时，难道你可以利用一个人一辈子吗？难道你可以利用所有的人一辈子吗？”
陈绳祖挥了挥手说：“那是政治问题，我们办案是从司法角度考虑的。政治问题，那是最高当局政治家的事。”
首次公审长达4个小时。11月2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再度公审。周佛海不得不承认“离开重庆是根本的错误，当时看错了，牺牲了祖宗和子孙的名誉。”但是仍竭力抵赖其罪行，声称自己是和平的抗日者。
周佛海的狡辩，无法改变对其的判决，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布判处周佛海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退庭后，当周佛海被押出审判大庭时，立即围上来众多的记者，他们纷纷请周佛海留言留字。周佛海沉思了一会儿，在每个人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十年以后真知我。
周佛海。
周佛海虽被判处死刑，但还有上诉权利。其妻杨淑慧为保住周的性命，竭力声请复判。
首先，她请来几位当时著名的律师，如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这些律师水平很高，影响面也较大。
其次，她收集了一些有助于周佛海减刑的证据，其中有顾祝同、蒋伯诚、杜月笙、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书写的证明。
在所有证明中，被认为最有力的是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的6位将领，即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和郝鹏举所写的证言。杨淑慧花了两根大金条，托军统特务周皋去找这6人联合签名。在这6人签名的证言上，详细谈了抗战期间周佛海在军饷、军械、驻防、情报、交通联系等方面给他们的帮助，希望能给周佛海减刑。
杨淑慧自己也走访了周佛海昔日的老朋友，如陈布雷等，希望这些人能帮周佛海说情减刑。
没有料到，声请复判书送到最高法院后被驳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
这时候，从法律的途径走只剩下司法行政部这一条路了。于是，杨淑慧匆忙写了抗议书，送到司法行政部。
送上去后，杨淑慧和家人千祝愿万祈祷，企盼这最后一条路别堵死。
没想到就在1946年除夕下午，抗议书再度被驳回来。
根据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法律，抗议书如被最后驳回24小时以后，犯人随地可被行刑，周佛海命在旦夕。
周佛海获知抗议书被驳回后，认为自己死期将至，便向监狱看守所提交了早已写好的声请书：
“窃本人已经最高法院维持原判死刑，行刑当在朝夕。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但对于家属不能不有所慰藉。王道不外乎人情，恳乞对本人家属接见，勿限定日期次数，至感德便。”
如果当时法院迅速执行判决，周佛海也就从此为人生划上个句号，但是法院却不急于下令枪毙周佛海，可能也是正赶上过阴历年，忙得没心思派人行刑，这就给周佛海的家人活动赢得了时间。
杨淑慧在接到抗议书驳回通告的当天下午，前去找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对他说：“如果佛海真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是没办法。”
陈方一听话里有话，忙问：“你有什么办法？”
杨淑慧哼哼冷笑两声，然后说道；
“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上面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
陈方一惊，反问道：“真有此事？”杨淑慧说：“信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但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此信已经被我送到香港银行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被处死，请不要怪我撕破脸皮，将全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都将知道蒋先生好话说尽以后，还是置人死地。这对一个政治家的政治道德和信用来讲，总不是好事吧？”
陈方知道杨淑慧急了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赶紧圆场，说：“蒋先生早就说过：枪毙周佛海，不经他批准，任何人不能擅自决定。如果当局要枪毙周佛海，一定该先写公文来，我一定把它扣下来。明天是大年初一，我去蒋先生那里拜年的时候，一定提醒他这件事。我以脑袋担保，周佛海不会被枪毙，你放心回去好好过个年吧！”
大年初四，杨淑慧去陈方家拜年。陈方告诉她说，他已经把枪毙周佛海的法院公文压下来了，并且和蒋介石谈过此事，要杨淑慧放心，蒋介石绝对无意枪毙周佛海。
周佛海暂时保住了性命，但法院公文已呈交给蒋介石，他此时无意批准，难保以后因故变化。杨淑慧不敢松懈，旋即又去找陈果夫，请他帮助引见蒋介石。
陈果夫听到杨淑慧要去见蒋介石，不由吃了一惊，道：“你真敢去找他？”
杨淑慧回答：“事到如今，只有亲自见蒋先生求他开恩了！”
陈果夫不由感慨地点了点头，想了下又说：“我担心蒋先生不接见你。这样吧，我先向蒋夫人试探一下，若能争取她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
2月13日，陈果夫得知蒋介石去了武汉，宋美龄没有同往，就驱车去美龄宫。宋美龄听到陈果夫说明来意，感到惊讶，说道：“一个死囚的妻子直接找国家元首为丈夫说情免死，少见，少见！”
陈果夫说：“如果蒋主席能够接见杨淑慧，世人将会有好的评说，认为蒋主席具有平易近人的伟大胸怀。”
“世人如果说委座庇护大汉奸呢？”宋美龄不无顾虑地说。
“这种人总是有的。”陈果夫见宋美龄仍在犹豫，便直截了当地点明：“夫人，恕我直言，委座过去写给周佛海的信虽然没有具名，但字迹谁都认得；杨淑慧藏在手中，一旦急了把事情公诸于众，那就糟糕透了！夫人三思。”
宋美龄一时无言了，她苦恼地摇了摇头，片刻方才说：
“等委座回来，我将先生的一片好意转告他！”
杨淑慧是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领进蒋介石官邸的。蒋介石已经坐在办公室内等候了。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喊出一声：“蒋主席——”随即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不停地抽泣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其实，还用得着讲什么话吗？周佛海参加汪伪政权以后与蒋介石的关系如何，蒋介石心中最清楚。
屋内空气十分沉闷，除了杨淑慧断续的泣声以外，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蒋介石的脸色显得难看，他不时皱一下眉头。终于他以低缓的语调对杨淑慧说道：
“起来吧，安心回去吧，让佛海再在那里面待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蒋介石寥寥几语，在杨淑慧看来真是一字千金！感到满足，趴在地毯上连磕三个响头，才起身随毛人凤退了出去。
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个命令颇为奇特，它语言含糊，却又在含糊中见端倪。“查该犯自民国30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这就是说，汪伪政权建立一年后，周佛海就与重庆搭上了关系。“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已确保京沪一带秩序和社会安定，未使人民遭受涂炭，究属不无贡献。”打着保护人民的幌子，为蒋介石政府占据了地盘，这是为国民党打内战立下功劳的。
周佛海在看过减刑令后，对蒋介石在措词中的用心，心领神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前闻文官处所拟余减刑命令，主席曾亲笔修改两次，当时以为前段必须痛责，后段乃系原恕，今见明令毫无责备之词，而主座所改者何字何句，均能体会而心识之，读此，对于主座曲为矜全之苦心，能不感激涕零耶？”
周佛海的减刑，不仅使他个人喜出望外，也使同案犯感到兴奋，甚至希望周佛海有朝一日能为他们扬眉吐气。狱中汉奸们纷纷赠诗庆与周佛海。
周佛海一时得意忘形，居然说道：“如恢复自由，誓必于余生中竭尽全力，对国家、人民与朋友争一口气，扬一扬眉也！”一个该死的大汉奸，就这样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