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个偏重学历的社会，要想生活得更好些，还是学历顶事。因此，那种认为让孩子得到学历是父母的责任的想法也可以理解。然而，孩子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真正需要些什么？读书就是一切吗？其它方面不需要关照吗？恐怕只有父母才能设身处地认真为孩子考虑这些问题吧。
无论谁都有个适合干或不适合干的问题。应当说，有的孩子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让他干其它工作却不比任何人逊色。为了“学历”把孩子的这种才干全部扼杀，这大概也含有父母私欲的因素吧。
有关子女的教育，可能以真正理解子女、关心子女的宽阔胸怀来进行为好，而不应用父母在社会上的面子这根尺子衡量。
孩子的个性个个不同，无论是哪个孩子，都会有一两点胜于他人的长处，每样都不行的孩子是没有的。谁都有一个对路不对路的问题。发现它的，既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而是他自己。
父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发现本人适合干什么的机会就可以了。至于他今后究竟如何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则完全取决于本人的努力，父母不应该再出来帮忙了。当然，孩子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钱还是要供给的，父母还应该承认孩子的人格，鼓励鞭策孩子。
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会比她更周全。
人们生长的基本生活保证以后，精神上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这种教育既可以从学习、读书入手，也可从实际生活入手。因为道德的教育更注重实际，这段革命家彭湃同志的故事很说明问题。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省海丰县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的母亲周凤，是一位勤劳俭仆、行为严谨的农家妇女。对于孩子她不但从生活上关心，而且能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上严格要求，使彭湃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比如，她经常教育彭湃，要珍惜劳动人民的果实，千万不能随便糟踏地里的庄稼、果实，更不能随便偷吃别人家的东西。她常对彭湃说：“偷吃别人的东西最可耻！”母亲的话成了彭湃的心头灯。
一年夏天，天气酷热。刚满6岁的彭湃和小朋友们一起放学回家。路上，有的同学看见一丛结着一颗颗石榴的树枝，伸出墙头，便都从围墙上爬进去偷石榴吃，并且分给彭湃两个。彭湃问：“你们在哪里买的？”小朋友们只是哈哈大笑，都不回答。这时，一个小朋友转身向后指着围墙里探出头来的那枝石榴说：“呶！
搭人梯摘的呗！”
彭湃听说是偷来的，马上把那两个石榴还给那几个同学，并厉声说道：“为什么要偷摘人家的石榴呢？可耻！”
回到家里，彭湃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母亲听。母亲感到，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就试探着问儿子：
“难道你就不想吃石榴吗？”
“我想吃啊！”彭湃很干脆地问答。
“那他们分给你的，你怎么不要呢？”
“那是偷的，我不要！”
“给你钱去买，要不要呢！”
“要！”
母亲听了彭湃的回答，连声夸赞说：“好孩子，你是妈的好孩子啊！”接着从衣兜里掏出两个铜钱交给彭湃说：“买去吧！”
彭湃接了钱，很礼貌地说：“谢谢母亲！”便一溜烟跑去买石榴去了。
说得透彻些，其实用不着教子，首先应是教父母。“教育者应首先受教育”，这句话万古长青。由于父母的修养、爱好是无形的，所以少买些给孩子的书，家长自己还是看些书吧！
美国影视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自幼就对电影世界着了魔，实在是出于机缘。
他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美国犹太人家庭。父亲是电子工程师，也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参加设计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父亲每做一件事都十分认真、精确。母亲则是一位热爱古典音乐的钢琴家。家里的生活，常常是母亲在起居室里跟几位音乐家朋友演奏室内乐。父亲则在另一间屋里与他的同行们讨论业务。父母虽在孩子们成年后离婚，但他们对斯皮尔伯格个性的形成都产生极大的影响。斯皮尔伯格的妹妹说：“斯蒂文热爱并精通技术，这肯定源于爸爸；他喜欢创造，则是妈妈引的路，因为妈妈爱好艺术，富于幻想。”
在他12岁那年的父亲节，妈妈给爸爸买了一架电影摄像机，这使他的生活发生了转折。爸爸常常带着摄影机和全家人外出野营，并用镜头瞄准大家。一天，小斯皮尔伯格问爸爸：“可以让我来当家庭摄影师吗？”父亲应允了，把摄影机交给他。从此，他把每一件事都加以戏剧化。一次父亲在用刀剖鱼之前，不得不等斯皮尔伯格喊完“开拍”才动刀。他第一部真正的电影是他用莱昂诺尔玩具火车相撞的壮观场面。小斯皮尔伯格从不同角度摄取了两列玩具火车如何相撞以及小塑料人的不同反应，然后反复欣赏他这部8毫米的小电影。
从这时起，斯皮尔伯格就梦想做一名电影导演。他厌恶上学，只对拍电影着迷。
上课时，他就在历史或英语课本的每一页空白处画小人，然后快速翻动书页，制造出充满生气的动画片。他尽量完成作业，以便顺利升级，而不致惹恼那位有学术头脑的父亲。
斯皮尔伯格的导演才能在他13岁那年就显露出来了。他回忆道：“那年，一个坏小子使我常年受罪，他总是把我打倒在地，或揪住我的头在水龙头上浇。
一次在学校的厕所里，他把一个爆竹扔到我的两腿之间，在爆炸前我跳了起来。
我很害怕他，连做梦都碰到他。后来我算计，既然打不过，那就联络他吧。所以我对他说：‘我在拍一部同纳粹作战的电影，我想让你来演战斗英雄。’开始他嘲弄我，但后来答应了。他14岁，身体健壮。我让他在影片中当班长，带着钢盔，穿着工作服，背着背包，后来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父亲向他提供玩具卡车和人造纸山作为斯皮尔伯格拍摄小电影的道具和布景。一到晚上，父亲总要给孩子们讲惊险故事。妈妈则是他的知己，每星期至少让他逃学一次。他把温度计放到灯泡上再把妈妈叫进屋，并装出痛苦的呻吟，妈妈就心照不宣地说：“天啊，你发烧了，今天就呆在家吧！”
一次，斯皮尔伯格拍一部战争片，出于“成本”考虑，需要动用家中的吉普车。他对妈妈说：“妈，您可以戴上头盔，穿上旧军服，开着吉普，在我的镜头前驶过吗？”妈妈高兴地做了。拍那部电影只花了7美元。
李斯特这个世界级的著名钢琴演奏家之所以成功，在于其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聘请了更好的老师教育李斯特。
这又一次说明，家和在育子中的作用。如今不少的家长在孩子身上投入，却很少在自己身上投入，想把自己失去的梦在孩子身上圆，这真是一个悲剧！
糊涂学之所以是大聪明之学，就在于只看问题的独特，它不认为儿童的成长在于经济的投入，而首先是父母的修养、素质和眼光。李斯特父亲的故事会证实这一点。
著名音乐家李斯特·弗兰茨的爸爸是个演奏员。
有一次，弗兰茨求爸爸教他弹琴。
“孩子，现在还不行。等你再长高一些，再壮实一些，我就教你。”
然而，有一天，当六岁的孩子准确地唱完对于他不成熟的听力来说很难理解的里斯协奏曲时，父亲终于决定教孩子弹琴了。练琴给李斯特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他觉得跟父亲学弹琴，就像做游戏一样轻松。他只用了一个夏天，便把父亲教的所有曲子都学会了。可他父亲亚当这时却眉头紧锁，努力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尽管他内心充满喜悦。因为小李斯特的天赋极高，正是父亲理想中的孩子。弗兰茨的确是个天才。
李斯特家族的人差不多都有音乐天赋：祖父——老格奥尔格是个小提琴手，又会拉手风琴。李斯特的父亲，不但能演盘乐器还能拉大提琴、小提琴。他在青年时代，曾创作过一些曲子。现在看孩子在事业上突飞猛进，父亲深知，孩子的天赋远远胜过他和孩子的祖父。半年以后，弗兰茨就已经能熟练地看着乐谱，即兴演奏指定给他的任何题材的音乐作品了。
等待李斯特的将会是什么呢？
难道等待弗兰茨的也是苦难的日子吗？和自己一样，一辈子生活在这渺无人烟的地方？不，亚当决心用尽全力为儿子创造幸福，把孩子培养成艺术家。
弗兰茨首次登台演出时，还不到八岁。一年后，1920年，小弗兰茨就在离多博里扬不远的大城市省普朗举办了音乐会。听众们沸腾了，称他是第二个莫扎特。
多么神圣的名字！这已不是父亲的幻想，而是白纸黑字地登在报纸上。然而，亚当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莫扎特的父亲，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和教育家，是自己孩子的称职的教师。但他能教弗兰茨什么呢？
亚当自己也懂得，孩子必须学习。因此，他把儿子托付给了几名优秀教育家。
卡尔·车尔尼教他学作曲和弹钢琴。费迪南德·帕埃尔教他乐器学，他是巴黎意大利歌剧院乐队指挥、音乐学院教授。安东宁·赖哈教他和声学和对位作法。
弗兰茨长高了，也变瘦了。从前孩子般的愉快表情从他的脸上消失了。同时，他的脸上浮现出聚精会神的甚至是孤僻沉思的表情。他贪婪地读书。可是只能在深夜读书。巡回音乐家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没有丝毫空闲。尽管如此，他还继续自己的练习课。他弹奏乐器，接连不断地作曲，有时甚至每晚都要演出。
他清楚地知道，艺术是没有止境的，艺术家的创作也是无止境的。但只要还有一点气力，他就会坚定地走下去。当他疲倦的时候，失去信心的时候，父亲的话就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孩子，要记住，应当奋斗，你应当奋斗下去。”
5教子不贪图享受
人不能为金钱和财富所累。人还是过一种节俭式的生活更好一些。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持有这种人生观最著名的诗人，“采菊东蓠下，悠悠见南山”
，他追求一种诗意般的、平静、闲淡的生活方式。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而这正是他母亲教育的结果。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的曾祖父叫陶侃(kǎn)，出身贫寒，但却很重视功名事业，勇于进取。陶侃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监督河道桥梁的小官。
有一次，他派人给他的母亲送去一坛糟鱼，他的母亲见了，担心这坛糟鱼的来路不对，于是又把鱼重新封在坛子里，交给差役带回去，并且写了一封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却用官家的东西赠给我，这不仅没有什么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愁。”母亲的话，使他猛然悔悟，努力进行修养，刻苦学习。他常用“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的话来鼓励自己和他人前进。能人评价他“机神明鉴似魏武(曹操)，忠顺勤劳似孔明。”后来凭着功绩，做了荆、江二州刺史，封为长沙郡公。陶渊明在他所写的《命子》诗里，称赞他的曾祖父是“桓桓长沙”，说他受天子“专征南国”的重任，却能够“功遂辞归，临宠不惑”(功名成就后能自动辞官归家，受皇帝宠爱能不迷惑矜骄)，可见他对曾祖父的功勋品德是非常骄傲的。
在那个腐败黑暗的社会里，能保持自身廉洁和不断的进取，陶母对儿子的训导的确是起了作用的。
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他们兄弟二人，不仅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而且勤俭节约，约束子弟，以节俭为家法，颇为后人所称道。
赵匡胤生于五代动乱的年代，早年曾游历四方，深知民间疾苦。因此，在黄袍加身，做了大宋皇帝之后，能够厉行节俭。史载：“太祖躬履俭约，多所减损，常服浣濯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青布缘苇帘，宫中闱幕，无文采之饰。”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节俭，避免奢华。一次，他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衣服，他看到后，严肃地说：“汝当以此与我，自今勿复为此饰。”公主对穿这种衣服，并不觉得怎么华丽，笑着说：“此所用翠羽几何？”
赵匡胤见女儿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于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寝广，实汝之由。
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公主很惭愧，感谢父亲的教诲。
还有一次，魏国长公主与孝章皇后侍坐，对皇后说：“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舁，乘以出入？”赵匡胤在一旁笑着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人何仰哉？当勿复言。”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样随时随地教导子女节俭。
宋太祖死后，宋太宗赵光义继位。他发扬了乃兄以俭朴为家法的传统。有一次，他召集皇室训话说：“朕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是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厉精，听言纳诲，每纳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
太宗赵光义为儿子们挑选老师和官属也极为谨慎。太平兴国八年(983)，诸王出宫就藩府，他下诏在朝班中选拔年五十以上通经有文行者，补任各王府僚属。后来又召这些人训话说：“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第五子赵元杰受封为益王，他的僚属翊善姚坦，就是一位忠直的官员。一次，益王堆了一座假山，穷极华丽，花费数万钱。假山造成，益王设酒宴召群臣观赏，众人拍益王马屁，异口同声地夸赞称好，唯独姚坦低头不语，看都不看。益王很生气，强迫他观赏，他正色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益王大惊，急问何出此语。姚坦说：“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非血山而何？”当时太宗也造了一座假山，听了姚坦的话后，立即命人毁掉了。益王儒雅风流，喜好玩乐，姚坦常规谏劝导，从而招来王府上下人等的讨厌。有人趁机给益王出主意，教他称疾不朝，以逐姚坦。
太宗听说儿子病了，每天派人探望，过了一个月，病未痊愈，太宗忧心忡忡，急派人把益王乳母找来，询问病情。乳母说：“王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检束，王居曾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耳。”太宗很生气地说：“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为辅佐王为善耳。今天不能用规谏，而又诉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辈为之谋耳。”因而把益王乳母揪到后园，杖之数十。然后召来姚坦告谕说：“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谗言，朕必不听。”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帝王视国家为个人财产，可以随意挥霍。但也有一些帝王，为长保家族的统治地位，提倡节俭，这对减轻百姓负担，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宋太祖、太宗以俭教子、以节俭为家法，就更有其可贵之处。
北宋年间，为提倡忠孝，宋仁宗赵祯亲手题写了一幅碑额，名之曰：“全德元老之碑”。是什么人能够得到仁宗皇帝如此高的赞誉？此人就是宋真宗时的名臣王旦。
王旦，宋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字子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在真宗朝受到重用，任宰臣15年。他之所以被称为“全德元老”，是因为他不仅擅长知人施政，而且治家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