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糊涂大智慧(人生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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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糊涂”法则二(12)

“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漏出网去,怎能四处打探消息,弄得清楚明白呢?”按说,这乃是不折不扣的混帐话,虽然有“水至清则无鱼”的说法,但身为当权者,本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漏出些小鱼倒也罢了,怎能连吞船的大鱼也漏过呢,那是什么网?但王导听了顾和的话以后非但不怪罪,反而欣赏至极,久久地赞叹。王导执政就是这般糊涂,甚至糊涂到网漏吞舟。

例证还有,那些士族官僚横行不法,连国家蓄备军粮也敢行盗,数量巨大,朝廷不敢追究,只处理监守仓库的小官敷衍了事。荆州刺史庚翼指出这种事,皆前宰之昏愦所致。

要知道当时的南方士族是有相当势力的,只能采取怀柔政策,消解南北矛盾,才能有利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当然王导不是一味糊涂,而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称帝,举行典礼时再三邀请王导“升御床共坐”,并接受群臣朝拜。王导坚决推辞,无论怎样死活也不升坐。这时他明白,晋室只是一个象征,司马睿的确是依靠他的支持和威望而登上帝位的,但这个象征的权威性必须维护,如他与元帝共同升坐受贺,则晋室的意义随同失去,政治就会出现危机,此其一;元帝知道名威尚轻,能登帝位全凭王氏匡赞,所以邀他共升御座,表面是优礼,也的确有优礼的诚心,但另一方面,也暗示他已觉察到王导的权力已超出通常大臣的范围,必然心生戒备,此其二;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很多高门士族对王氏的势力心存猜忌,绝不甘向王氏朝拜,如一旦登座,很可能造成人心思乱的局面,此其三。那时候,王导很明白,绝不糊里糊涂地坐上去。

司马睿在立国之初,对自己的地位很清楚,但他又不安于现状,尽力想表现自己,使士族感到他的存在,于是他摒除了司马家族一直引以为荣的儒学传统,推重法家,并制定了一些厉害的纠案条例。元帝实行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政治清明,还是为了改变强臣弱主的局面,建立自己的权威。

元帝起用刘隗、刁协二人协助他推行这一政策,刘隗、刁协认真执法,大胆弹劾许多大臣,得罪了不少士族豪门,其中有些事有关于王导。

元帝的矛头确实有指向王导的意思,当时东晋政治军事由王导、王敦兄弟分别把持,想要改变这种形势,就必须分散王导的权力,因此元帝任命戴渊、刘隗为将军,各率万人军队分驻合肥、淮阳,名义是北伐石勒,实是对付王导,在政治上也信任刘、刁二人,而远王导。

此时王导,似乎全无觉察,仍然维持原态,一副糊涂样子。元帝病死后,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乘机举兵,图谋篡夺晋朝政权。王导这时旗帜鲜明,表示坚决维护晋室,并亲自布置兵力。他首先安排子弟为王敦发丧,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又命人渡江偷袭,杀败其弟的军队。晋政权得以延续。

王导的成功,证明了“糊涂”中庸是适合东晋那个特定时代的正确施政方法。

终东晋之朝,糊涂之风盛极不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是官场的普遍之风,而且受到赞赏,成为人人追求的美德,揉合儒道而成玄学,就是这种美德的理论根据。

早在《列子·说符》中就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这是一种经验性的消极总结,再加上儒家的愚不可及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论等,变消极为积极,变成一种特殊的战无不胜的规律。具体的运用,则因人而异,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愚中存智,无为寓有为,此中连环演变,其妙无穷。

2不争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笔者曾听说这样的一个幽默故事:

孔子东游的时候看见两个猎人在指手画脚,争论得面红耳赤。孔子下车问他们在争论什么,原来两人在争论一道算术题,一个说三八等于二十四,另一个说三八等于二十三,各自认为自己的对,几乎打起来,最后打赌说找一个圣明的贤人裁定,如果断定谁正确,对方就将一天的猎物给胜者。看见圣人,他们就请孔子裁定,不料孔子裁定认为三八二十四的人将猎物给认为三八等于二十三的人。

结果认为三八等于二十三的人高兴地拿着对方的猎物走了,认为三八等于二十四的人气愤的说:“三八等于二十四,这分明连小孩都不争论的真理,你却这样论断,看来圣人是徒有虚名罢了!”

孔子笑着说:“你说的很对,既然这是个小孩子都不争论的真理,你坚持三八等于二十四就是了,为什么要与一个不值得认真对待的人争论这种本不该讨论也十分明白的问题呢?”

猎人无语,孔子安慰道:“他拿走了你的猎物同时得到了一生的糊涂,你失掉了猎物,却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呀!”

一种非常东方式的智慧,又包含了中庸的至理。

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智者老子就说过:“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3超然旷达宠辱不惊

中国人向来欣赏“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生活态度。即不把名利看作目标,视名利如粪土,此为“不争”。只是为了社会和百姓,舍身取义,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至于那些完全以功名为目标的人,或纯粹以隐逸为生活目标的人,前者被讥讽为“热中”,后者则没有为社会提倡。虽是山中高士,但仅仅为了独善其身,对于社会并无益处,客观上若此种处世态度流行起来,也是无益的。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欣赏的是健全的人格和精神,是很好地处理了世间关系的人。

郑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任过两任县令,关心民间疾苦,不阿谀奉承上司,做官的目的在于为了社稷和子民。他在名利场中出污泥而不染,并在心底深处强烈渴望有自己的一方净土,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和平。这种旷达超世的人生态度表现在他一生的情感和行为中。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写到:

吾弟所买宅,严实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尺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女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是矣。

清晨日尝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

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郑板桥的精神,包容着一种自然的、旷达的、超然的、不为物欲所役的高雅气质,是人生最美丽的最优雅的处世心态。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患得患失心理的表现之一。唐代有位宰相卢承庆,按例主持典选,考验百官。有一位官员督漕运,后来漕船遇风而沉,漕粮散失,卢承庆因此考其治绩为“中下”,并特意把这考语举给他看,不料这位官员并不恼怒。卢承庆思考再三,把其考语改为“漕船遇风而翻,非人力所能挽救”,考为“中中”,又给这位官员看见了,他却并不因此叩谢喜欢,卢承庆点点头,佩服他竟能如此“宠辱不惊”,把他考了“中上”。

世事如庭前花,花开也有花落;又如天边云,云舒也有云卷;何必患得患失,终日牵挂于怀呢?

4中庸亦非奸滑

儒家虽然倡导“中庸之道”,但同时也强调“直言”、“爽直”。“直”也是孔子爱讲的一个字。《论语》中出现了二十次。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孔子的“直”也包括两个方面,即正直与率直。孔子所主张“直”是经过人格培养,符合道德的一种品德,这就是“正直”,合乎正道的“直”。孔子高度肯定这种直,说:“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是他幸免于祸害。”说:“质直好义,是做人已到通达境界的表现。”说:“应当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定。”这样的直与曲的典型,孔子觉得卫国的大夫子鱼可算一个。当时,奸人弥子瑕为卫灵公所重用,子鱼多次劝谏。临死前,叫儿子不要在正室里办丧事,以此为“尸谏”,希望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而任用蘧伯玉。这样为道义而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最难得的。另外,按原则办事,不循私情,不私相请托等等也是这种正直品格的表现。

另一个儒家贤人是孟子,孟子本人就具备正直率直的个性。

有一次孟子本来准备去见齐王,刚好这时齐王派人捎话,说自己感冒了不能吹风,因此请孟子到王宫去见他。孟子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怠慢,于是便对来人说:“不幸的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见他。”第二天,孟子要去东郭大夫家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见齐王,今天却去吊丧,齐王知道了恐怕不好吧?”孟子说:“昨天托病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为什么不能办我想办的事呢?”孟子刚走齐王便派人来问病。孟子弟弟孟仲子应付说:

“昨天王令他上朝,他有病没去,今天刚好一点,要上朝去了,但不晓得到了没有。”齐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人在孟子归家的路上拦住他,让他不要回家,快去见齐王。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丑家避了一夜。景丑问孟子:“齐王要你去见他,你不去见,这是不是他太不恭敬了呢?这也不符合您所倡导的礼法呀?”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拿仁义向齐王献言,难道他们认为仁义不好吗?他们只是认为够不上同齐王讲仁义,这才是不恭敬哩。

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他进言,这难道还不够恭敬?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赶不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也有我的仁;他有他的位,我也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趋奉不可呢?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珍贵的三样东西,齐王哪能凭他的爵位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有所作为,我为什么定要委曲自己去见他呢?”

在这里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庸并不是“奸滑”置仁义于不顾,为保全自己而明哲保身。实际上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并非儒家所主张的人生观。见恶不抑则是助恶,历来为人所不齿。

十二、除却忧虑忘记自我

健忘本是一种不佳的习惯,在生理学上甚至称之为病态。但在处世谋生,以及成就功业方面,却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和方法,也是一种修养。薄忆厚忘,才能在世事纷杂的尘世中去粗存精,不为心中有过多的小事而纠缠住思想和手脚。

人应当忘掉屈辱和纷扰,对于别人也应该不计较其过失。主要的事记住即可,其它的琐事都可抛在一边。

所有怨恨都会由于行善而更加明显,可见行善并不一定都受人赞美,了解的人会发出赞美,不了解的人难免有所责难,所以行善要想要人感恩怀德,不如让人把赞美和埋怨都忘掉,仇恨会因为恩惠产生,恩惠不能普遍施给他人,得到的人会心生感激之情,得不到的人会发出怨恨之声,可见与其施恩而希望人家感恩图报,还不如恩惠与仇怨两者都忘却。

1问礼于老子

鲁昭公打发孔子去周的京城洛阳请教礼仪方面的知识,于是孔子拜访了老子。

孔子辞别时,老子给他送行,说道:“我听说,有钱的人用钱财来给人送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用赠言来给人饯行。我没有钱,也不是有道德学问的人。姑且冒用这个‘仁’的称号,赠送你几句话吧。”接着就说,“太过聪敏精明,又爱好议论别人的人有死亡的危险;过于喜欢辩论,揭露别人罪恶的人一定会危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