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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溺水者”昌耀(1)

林贤治(学者)

右派诗人昌耀自比为“溺水者”。

深水中看不到阳光,可悲的是,阳光恰恰成为溺水者的渴望。“胡风骨干分子”路翎自然也是一个溺水者。这个天才的小说家,二十余龄写下小说《财主和他的儿女们》,堪当中国文学的经典,然而在五十年代,才华未及充分展露即已陷身囹圄,致使精神失常,整个地为时光所吞噬。晚年,他写下一批短诗,其中有《马》:“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它自己看见。”有《蜻蜓》:“蜻蜓的心脏是有豪杰的火焰的蜻蜓的,/蜻蜓。”马在战场上奔驰,蜻蜓向着太阳飞翔,这里同时说到不屈的心,说到心中跳跃着的不灭的火焰,都是诗人不甘沉没的幻象。可是,这些毁余的诗性的灵光,只能徒增悲剧的色彩而已;他的所有努力,终将无补于命运的乖戾,无论是作为人的命运,还是作为诗人的命运。在诗坛上,没有人承认他是诗人,青年人则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以长期流放大西北,仅在劳改营生活就销去二十多年的时间计,昌耀不见得比路翎更幸运。右派改正以后,他也曾多少获得一些为世俗所钦羡的荣耀,然而,半生的摧残已使他身心俱损;在同类皆大欢喜,庆幸迟到的春天时,他依然沉溺在深水里,感受着现世的寒凛和孤凄。不必说盛年亡逝,未及写完“半部红楼”,即便他苦苦吟成的《命运之书》,也得集资印制并自行贩售。他的诗,论生命质感,论境界,论技艺,均不在任何一位中国现代诗人之下,可是诗评家给予他的赞誉,最终仍属悭吝。所谓“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这种待遇,是不能不使诗人至死为之不平的。

长达两千年的中国诗史,前后有两位从命运到诗风都十分近似的天才诗人,就是:李贺和昌耀。他们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正所谓“萧条异代不同时”;或者可以说,李贺是前半生,昌耀是后半生,他们本是一体,而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中。

李贺父亲早死,家境贫寒;因避父讳,未能应考进士,只做过奉礼郎的小官,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的政治出路早经制度所决定,正如他的诗里写的:“我当二十不得志,一心凋谢如枯兰”,一生备受困厄。他在“天迷迷,地密密”中抒写满腔怨愤,古人或称锋颖太露,调高不能下,气峻不能平;或称指玄而义隐,幽深诡谲,甚于《离骚》。很明显,从内容到形式,李贺都是悖于正统诗教的。所以,宋代大诗人陆游评说他“无补于用”,《珊瑚钩诗话》则称“牛鬼蛇神太甚,不可施诸廊庙”,也有诗话说他的诗“无梁栋,非大厦”,诸如此类。历来文士称李白为“仙才”,李贺为“鬼才”,所谓“诗鬼”实质上是一个贬词。

在把人的内面精神当作与外部环境相对峙的完整的世界来处理,充分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方面,李贺和昌耀前后辉映,堪称“双子星座”。然而,正如李贺长时期得不到正面的评价一样,昌耀的成就为诗坛的成见所障蔽,实乃出于必然。

昌耀1953年开始写诗,至1957年因诗罹难。从早期的作品看,他即已背向诗坛,完全无视时人的写作而独辟蹊径,初步形成个人的风格。像《边城》、《月亮与少女》、《高车》等,由古风而通于现代,在当时是稀有的。

早期的诗多写大自然,边地民俗也成了自然画面的一部分。诗人自称:“我是大自然的崇拜者。是风俗画收藏家。/我是美的阿谀者——仆人。”青藏高原一带的地形地貌是很有特点的。荒原、雪山、河流、湖泊、鸟与兽,而当所有这些唤起诗人的灵感时,都变做了“河口汇流处一支沧桑的哦咏”;他着意突出其中的苍凉、空旷、冷峭、孤迥、枯槁、幽黯、凄迷,将个人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他对远古的事物,对原始美有一种特别的嗜好;显然,由于长期处在被隔离的状态,已然滋生对深所恐惧的孤独的喜爱。《内陆高迥》写道:“孤独的内陆高迥沉寂空旷恒大/使一切的可能轰动自肇始就将潮解而失去弹性。/而永远渺小。/孤独的内陆。/无声的火曜。/无声的崩毁。”内陆与人生并置,又互为衬托,成就一部大悲剧。《草原》同样抒写一种亘古的悲凉感:“夜牧者,/从你火光熏蒸的烟斗/我已瞻仰英雄时代的/一个个通红的夕照/听到旋风在浴血的盆地/悲声嘶鸣……”。《极地民居》全诗如下:

原野苍茫。

所有道路都被一宿风声洒扫。

天下好像不曾走动过脚踵。

记不起有无客来,布幡褴褛。

穹隆甚低。野鸡翎插在墙壁。

酒杯已朽。我不再擦拭铜壶与礼器。

烛光在窗纸晾干。屋脊不再呜咽如狼。

书稿摊开撒满废字。是鱼目刺痛眼珠。

山阿里有融融唢呐声融融烈女的郁结。

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

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

一弹指顷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

青山已老只看如何描述。

景物和生活融合到一起,正如诗人对诗本身的理解那样,“实质上是一部大自然与人文结合的‘无标题音乐’”。

从自然环境中抽身而出,或者说特别侧重于人生的感悟与咏叹,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时,在昌耀的诗作中显露出了一道明显的界痕,像《慈航》那样祥和温暖的诗,像《山旅》那样辽远壮阔的诗,像《划呀,划呀,父亲们》那样欢快有力的诗,是渐行渐远终至于踪迹杳然了。诗人变得更加孤僻,唯凝视谛听自身的生命。

对于个体生命,中国文人历来缺乏敬畏和关爱,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仅限于适应儒教——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凡涉及自身的创痛,是没有审察的勇气的。此外,还有一种独善其身的办法,即逃避,忘却,转移疼痛,这也是老庄哲学的内容。对此,现代知识分子从总体上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被告知,世界观的改造本身就是痛苦的,如若不然,就是固守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王国。还被告知,当一个人受了损害,必须学会正确对待群众,同时学会正确对待自己,就是说,“小我”必须服从“大我”;如果有怨恨情绪,不问而知是“不纯”的表现,扩大一点说就是立场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生活中,这类训谕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于是,我们看到,众多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哪怕是九死一生的“右派”,很少暴露作为受害人的真实的内心感受;“洗脑”较为彻底的,甚至怀疑感受的正当性,以致把损害和痛苦给喜剧化了。

昌耀诗歌的意义,首先在于把生命当作最大的现实来看待。他说:“我觉得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做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对他来说,写诗就意味着跟黑暗的命运做斗争,撕开而非掩盖加于命运的黑暗,敞露身心的苦痛。在本土资源中,最具深度和力度的生存哲学文本就是鲁迅的《野草》;在昌耀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那种鲁迅式的置身墓窟中“抉心自食”的残酷情形。在昌耀看来,受难是灵魂的受难,因此倘要自救,只能是“精神的自救”,而实际上,也无权作“物质的自救”。这就大不同于其他的右派诗人,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某些近于神祗般的力量之上,在被解放中使奴性——恩赐观念仅是其中之一——得以保持。

昌耀自称是“一只逃亡的鸟”,“夜天中一只独飞的夜鸟”,“漏网之鱼似的苟活者”,他对自己的身份有清醒的认识。《哈拉库图》的起句便是:“宿命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他写:“英雄使命。/机遇先于公正。”(《猿啼》);他写:“觉生命个体渺如一粒种子飘飘摇摇/失身于宇宙的浩茫”(《造就的时代》);他写:“雄心已如古瓮破裂/倒扣在石岸宿命的白塔”(《广板·暮》);他写:“我们降生注定已是古人。一辈子仅是一天”(《眩惑》)。一个湘人,去芙蓉国而投荒西北,既是囚人,又是“不倦的游子”,因此,空间感显得非常特异,一方面被禁锢,跼天蹐地,另方面羁泊无依,前路茫茫,正如《冰河期》写的“白头的日子”,“千唤/不得一应”。

人生迂曲如在一条首尾不见尽头的长廊竞走,

脚下前后都是斑驳血迹,而你是人生第几批?

远人的江湖早就无家可归……

《江湖远人》,(1990)

昌耀笔下的空间,贯穿着一种敏锐的时间感。“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对时间的敏感,昌耀与李贺极相仿佛。

在昌耀那里,时间呈现出两种形象:一种是突变的,白驹过隙,千年一瞬;一种是不变的,天荒地老,无古无今。我们发现,他常常使用“白头”、“迟暮”一类传统的语词,表达因时间的流逝而生的一种虚无、惊恐、无奈与伤感。他感叹道:“渴慕伟力的男子抚剑自惭出生就已白头”;“你是否悔恨失去了许多机会,/顷刻间你是否感觉一切都已迟暮?”“大地/每刻落地开花生根的名字/像密林/悬挂的青枝/然后在某一天/同时衰老”。关于死亡的意象大量出现,同样与此相关。“行者的肉体已在内省中干枯颓败耗燃”;“三十年面目全非。/石门剥蚀,朽骨/立在故园形同枯鱼;”“以烤熟之发束为食。/宛如咀嚼刍草。宛如咀嚼脑髓。”这类李贺式的鬼气凛凛的句子,集中颇不少。至于时间的飞矢不动,相同的历史现象一样让诗人看得心惊:“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我深知从芦梗唇间吹奏的呜咽是古已有之的呜咽”;“赶路的人永是天地间再现的一滴锈迹”。《背水女》一诗以复沓的形式一唱三叹:“自古就是如此呵!”《东方之门》用多个“一开始”,表明“壮士”从信仰到牺牲这一循环往复曼衍了五千年的悲剧冲突的必然性:“而我们总是带着迷恋的负载/赤条条……涌向东方之门”。东方之门乃是“无门之门”。

在昌耀的诗中,少年和美女的传统喻体反复出现,其中既有理想的美化成分,也回应了其易于凋萎的本性。《诗章》(1987)写道:

我一夜站在阳台监察水文,设想自己仍是披着

淋湿的少年的长发,脸上的雨和泪光漫漶。

我设想自己百年之后会以另一种物质形态注视

我此刻站立的阳台。我设想自己投射在

河心的身影是永世不得登岸的蠕形虫。

在这里,少年没有变化,而时间已过去百年。时间不时地为诗人所穿越,或者可以倒过来说,时间不时地穿越诗人。但不管取何种形式,诗人都在强调物质生命被毁损的速度,劫夺的彻底,致使任何挣扎纯属徒劳。

时间呵,令人困惑的魔道,

…………

我觉得成人的暮秋似一次未尽快意的聚饮。

我仿佛觉得遥远的一切尚在昨日。

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

(《哈拉库图》,1969)

昌耀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总结道:“简而言之,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我一生羁勒于此,……虽谓我无能捍卫这一观点,但我已在默守这一立场……”。他坚持政治上的左倾立场,却又明显地有别于我们所惯见的左派;他诅咒“庙堂的祭司”、“神圣的卫道士”,而以一个“坚守者”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