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的人认为，倘若碰上自己心烦意乱的时候，那往往会难以克制和忍让；也有人认为，要在高兴的时候，也总是不能忍让；有的则觉得在青少年时期可以应允一定的“为所欲为”，而到了中成年，或老年时，则应该多多地忍让和克制；还有些人把自己的更年期看成是不能适当地忍让和克制的理由，等等。应当承认，时间是人们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人生。所以，时间是构成人生诸多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时间上的差异，从而分析忍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在有些时候，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中，人的确会变成格外的急躁，不耐烦，亢奋，以至敏感性，以至于比较容易对一些外部的刺激做出较为强烈的反应。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在从事社会交往活动中，在处理各类矛盾和冲突时，常常需要选择合适的时间。用比较通俗的话讲，也就是某种机遇。
但是，这种特征是不是就要构成在某些时间或时期中不必要进行忍让和克制的理由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偶然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无情的大千世界绝不会因为你正处于一个十分不利或不便于忍让的时间，而不给你添麻烦。而这种处境中，你能否理智和冷静地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做出适当的判断，并进行有分寸的反应，对于自身下一步的存在是关系重大的。处理得好，可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处理得不好，则极可能是雪上添霜，屋漏又逢连夜雨。这里，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利用你目前特定时间的具体特点，作出特定的忍让和克制。也就是说，充分利用特定时间和时期的具体环境、具体事物来回避某些正面的冲突与交锋，从而达到缓解矛盾的作用。
所谓“借题发挥”，指的就是运用某一时间的特定背景与环境，进行忍让与克制。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可以称为处世之一大技巧。
唐代的光禄卿王守和，从没有与旁人发生过争执。他曾经在书桌间写了一个很大的“忍”字，帏帐中也绣了一个“忍”字。
当唐明皇李隆基知晓这件事后，认为王守和的姓氏与名字好象是讥讽时政，于是将他喊来，问道：“你的名字叫王守和，已经知道不好战，现在又喜欢写忍字，更见到了你的用心所在。”
王守和回答说：“我听说坚硬木材最终一定会被折断，世界上的任何事，都要以忍让才为上上之策。”
唐明皇赞许道：“好。”并赏赐他锦帛，以给其他的人树立榜样。
南朝梁代人羊侃，字祖忻，泰山梁文人。早年担任北朝魏国的泰山太守。因为他的祖父羊规曾是宋高祖的祭酒从事，因此羊侃一直都有回到南方来的想法，后来他终于寻到一个机会，于是就回来了。
在回来的途中，走到涟口时碰到几位老朋友，于是大摆宴席，忆往事，大家谈得非常投机。有个客人名叫张孺才，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竟然醉了，搞得船上失了火，烧掉了九十多艘船只，烧毁、丢失金银珠宝不计其数。羊侃听说此事后，依然微笑劝大家喝酒、吃菜。似乎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倒使张孺才既惭愧，又恐惧，脸色发青，冷汗直冒，就这样他匆匆的离开了。当手下人报告孺才逃走时，羊侃立即派人去找他。安慰他，并把他找回来，替他接风洗尘。仍然与从前一样对待他。为使孺才安心，亲自执壶斟酒。
后来羊侃回到南朝，因为为人待人忠厚，作上了梁武帝的军司马。
晋平公，晋国一代昏君，武艺平庸，脾气暴躁，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狩猎。
有一天，平公统率大队人马去野外打猎，他张弓射着了一只鹌鹑，但没有射死，鹌鹑掉在地上苦苦挣扎。他立即叫侍臣竖襄去抓，没料到鹌鹑负伤而逃。
这几天来，平公几乎天天上山狩猎，今天好不容易射着了一只鹌鹑，到手的东西却丢了，恼羞成怒，命人把竖襄打入死牢，听候发落。
竖襄飞来横祸，满朝文武私下讥讽平公，大夫叔向立即拜见平公，说道：“陛下，这几天上山，收获不小吧？”平公原以为他是来替竖襄说情的，一听这话，气消了一半，但也忿恨地说：“今天我本来射着了一只鹌鹑，不想被竖襄放走了，害得我空手而归，我非杀了竖襄，不然难以了却心头之恨！”叔向也不禁暗暗发笑，但他没有说平公不对，只是说：“陛下言之有理，竖襄狗胆包天，该诛！以前，先君唐叔也曾在那个地方狩猎，一箭就射死了一头大野牛，先君还用野牛的皮做了一副大铠甲。先君以他出色的武艺和超常的胆识获得奖赏，受封于晋，从而创立了今天的晋国。如今传位于陛下，而您射鹌鹑不死，竖襄无故放走它，以致大王射鹌鹑不死的好事传了出去，不是罪该万死吗？唯有赶快处决竖襄，方可免除天下诸侯的嘲笑！陛下您认为如何？”
晋平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想处死竖襄会有严重的后果，忙命人放了竖襄，并大加奖赏。
四、背信弃义要不得——背义之忍
中国有句古话，即“受人滴水之恩，甘当涌泉相报”，而且，把这种的报恩当成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基本规则。同时，忘恩常常也是要受到人们普遍的唾弃和斥责。所以，在人际交往和人生过程中，得了人家的好处，总是要想办法予以回报，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懂事理。也只有这样，也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赞赏。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要得到人们帮助时，便百般地乞求，不惜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但一旦得到好处之后，便过河拆桥，把他人的恩处忘得一干二净，丢到九霄云外，以至于在当年的恩人有求于己时，也视之不顾，或不给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是十分气愤的，而总是要寻求报复，并到处诉说对方的不义。实在的说，这一情况和行为也确实是令人气愤。
谁听了也会生气，谁要是碰上了也会有一种被愚弄了的感觉。但是，就是在这种忘恩的情况下，忍和克制也是有必要的。
第一，不要过分地期望回报由于他人忘恩而引起的恼怒和烦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自己对于这种回报的期望太高了，总以为自己为他人做过一些什么，他一定应该给予自己某种报答。
有些人甚而认为，自己帮了他人，那对方也等于是欠了自己一笔人情债。而作为“债”，是应该归还的。如果不还债。当然是不可饶恕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对回报的期望是否合理的呢？
应该说，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交换行为，当然，这并非经济学上的商品交换，只是一种社会的交换。而这种社会交换与商品交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中并不存在像金钱货币那样的一般等价物被当作这种交换的标准，来衡量交换之间的平等与公平。此外，这种社会交换的范围也比商品交换要大得多。包括各种感情、尊敬等等。所以，从一种交换的角度看，期望回报是合理的，看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期望回报又不能等同于商品交换中的回报。我们也不能用商品交换的心态和思路来支配这样一种社会交换。可以这么说，在商品交换中，我们有权要求对方给予同等的回报，否则，依据合同或契约的条件，可以对对方提出控告和起诉。相反，在社会交换过程中，我们即使给予了对方某些帮助和支持，广义地说，就是给予了他人一定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够主动地要求对方给予回报，而必须由对方自觉地给予。而且，在如何给予，给予什么样的回报等问题上，都应当由对方自己决定，我们不便、也不能有所要求。即便对方未能给出回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什么地方控诉或请求公断。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对回报的期望是允许的，但是，又应该是有限度的。
这种限度就在于：我们不能够要求对方一定要给予我们想要获取的某种具体的回报，某种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回报，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候给自己必要的回报。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不少人在指责对方忘恩时，常常是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对方未能依自己的意思给予回报。于是，便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是被对方利用了，因而大为光火。而在对方这样一种“忘恩”的情形下，忍住自己的不满，克制住自己的烦恼，则是真正地体现了自己对于社会交换行为的理解，反映了自己对人际关系之内涵的理解。
西汉人栾布，小时候和彭越一起游玩。后来被人抓去当作奴隶卖给了燕人。
汉攻打燕，把栾布抢了回来。梁王彭越将他买回来封为大夫。后为汉高祖杀了彭越，诛灭三族。将头挂在洛阳城下。并下诏说若是有谁去收尸就抓起来。当时栾布一人到那彭越头下去祭祠并大哭。官吏把他抓起来报告了皇帝，准备立刻把他煮死。栾布说：“但愿能说一句话再死。”于是说：“当您处在困境中的时候，梁王若是偏向楚国，那么汉就会被攻破，一偏向汉，那么楚国就被攻破了。现在天下已经安定，封了不少王，想将天下子子孙孙传下去。今天您由于一次征召他没有来就杀掉，我担心功臣们人人惶恐不安。现在彭王已经死了，我活着不如也死掉，你们杀我吧。”皇帝因而觉得这是一个义士，就把他放了，而且委任为都尉。孝文帝时任燕国相。
栾布之所以可以成功，凭借的是他超人的勇气和过人的忠心义胆。
东汉人李固，相貌英俊，少年就非常好学。汉桓帝时任太尉。当时大将军梁冀专权，一天比一天逞凶。李固上奏书抑制他。所以受到梁冀的怀恨。后来梁冀诬陷李固与刘文勾通要立清河王刘蒜为皇帝。将李固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他的弟子王调、赵永等很多人至朝廷申诉太后下诏将他赦免了。后来梁冀又诬陷，再次将他抓了起来，和杜乔一起都死在监狱中。梁冀将李固、杜乔两的尸体放在露天，而且下令说如有人敢去看望就给他定罪。李固的弟子郭亮，还不到二十岁。
左手提着章铖，右手拿着铁钻，到朝廷上奏书，恳求收李固的尸，没有人通报。
就与董班一起看望并哭悼李固。又与杜乔过去的僚属杨匡上奏书要求收回他们的尸体。太后答应了，就把两个人搬回去埋葬了。郭亮等人都隐逸，终身不当官。
曹操，在南皮杀死了袁绍长子袁谭。袁谭的别驾王修拜访曹操，请求葬袁谭的尸体。他说：我受过袁家的大恩，若是可以收敛袁谭的尸体，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曹操欣赏他的义，就同意了。依旧任王修为司空。
唐人杨凭，任京兆尹。由于有罪被贬为临贺尉。亲戚朋友们没有人敢送的，只有栎阳尉徐晦一个人到兰田和他告别。权德舆对他说：“你送杨凭，的确很厚道，只是你就不怕连累吗？”徐晦回答说：“我徐晦从平民起就得到杨凭的夸奖而提升，他现在降职并调到很远的地方，怎么不同他告别呢？若是您有一天被人谗言而放逐，我还不是不能视同路人吗？”德舆很感叹，称赞徐晦。后来，李夷简上奏提升徐晦为监察御史。而且对他说：“你不背弃杨凭，难道会背弃国家吗？
”这些人的用心，难道不合乎天理吗？
现在让我们回到西汉，郦寄与吕禄关系密切。吕后死后，大臣们想杀掉吕氏一党。那时吕禄掌管北军。于是叫郦寄劝说吕禄把兵权交给太尉周勃。吕禄相信了。和郦寄一同出外游玩，周勃因而掌管了北军，杀死了吕氏一党。天下的人都说郦寄出卖了朋友。
《孔丛子》记载：子顺对魏王说：“那些四处游说的人，凭借秦国之强大，以出卖自己的国家为代价谋取名利。”《张仪传》说：“秦国的臣僚们说张仪缺乏信义，通过出卖国家来获得秦国的容纳。秦国假如一定要使用这样的人，天下的人将要笑话我们。”
东汉人赵岐，桓帝时任皮氏长。那时有个宦官唐衡横行天下，赵岐以为这是国家的耻辱。当即辞职回家了。唐衡的哥哥唐糱，任京兆尹，升官并非由于道德、本事。赵岐的从兄赵袭又多次提出指摘。唐糱很嫉恨，捉拿了赵岐的家属和亲戚，诬陷他们犯了重罪，全部给杀掉了。赵岐到处逃难，隐名埋姓，在北海市场上卖饼。当时安丘人孙嵩遇到了他很惊奇，把他用车带回了家，将他藏在夹壁中。藏了多年，直到唐氏一党全都死了。遇到赦令，才出来，后任为议郎。
东汉人张俭，桓帝时任东部督邮。那时中常侍侯览的家在防东。在当地残害老百姓，干的全是违法的事。张俭弹劾侯览，结果毁掉了他的住房，没收了他家的财产。此后结下冤仇。侯览诬陷张俭是党人，后来赦免了张俭。到汉灵帝时，又开始打击党人，侯览特别恨张俭。张俭只能逃亡，被迫到了东莱，住在李笃家里。李笃凭熟人送张俭到了塞外。张俭到过的人家，被杀掉的有十多家。后来党禁废除，张俭才回到故乡。孙嵩、李笃对待赵岐、张俭，平时并无骨肉之亲，又并非熟人朋友，相遇后却不惜毁掉自己的一家来容纳他们。懂得大义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与那些在转眼之间朋友就成了路人的人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
五、适时隐退——勇退之忍
“人恶影而疾走，不知处阴而影自灭。”——此典出自《庄子杂篇》的“渔父”篇；所讲的是曾有一个十分讨厌影子的人，他走得快之时，发现影子依旧没有离开他自身，他就认为这全是因为自己走得还太慢的缘故，所以就快跑不停，最终弄得气竭力尽而死。这就是发生在一个不知走到阴暗处，自己的影子就会消失的人身上的故事。
“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典出《周易大壮》；讲的是一头公羊看到了一道由竹木编成的篱笆，就自恃自己犄角的坚硬，向篱笆撞去，最终篱笆纹丝未动，它的犄角却因此而被撞伤，可是它却依然去撞篱笆，结果是它的犄角被篱笆夹住，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只好是在那里徒唤奈何地“咩咩”
叫唤。
明朝的洪应明正是欲通过包括这两则寓言在内的寓言来说明引退隐逸的道理的，有关引退隐逸——退出官场与寻求田园山林、躬耕自种之乐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化意识中，在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中，一直是与走入官场仕途、谋求迁升有着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进退仕隐的矛盾。关于引退隐逸，现在往往被视为人生的消极之举，但是，依据具体人物的具体情况深究下去，则未必尽是如此。
却说汉高祖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在一次宴会上向大臣们这样总结道：“能在军营内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是比不上张良；能安抚百姓，给在前方作战的军队源源不断地供应粮饷，我是比不上萧何；带领百万大军，作战必胜，攻城必克，我是比不上韩信。这三人都是人杰，我可以信任他们，任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取得天下的缘故，项羽唯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任用他，因此他终于被我打败了。”刘邦这段话，高度地褒赞了“汉初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这三个人在汉取得天下之后，分别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个人的终局亦有所不同，由于他们的人生在不同的方面都具有典型的意义，本书对他们都将陆续有所谈到。这里首先论及的是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