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围樊城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率军攻打曹仁驻守的樊城。以期破樊后，直下皖、洛，占领曹操的统治区，进而一统中原。
曹操深知樊城的战略地位，便急派于禁、庞德两位大将率7万人马前去增援。时值秋季，霖雨不止，汉水猛涨，关羽水淹其军，生擒了于禁。然后又斩杀了将军庞德，蜀军一时威名大震，直逼樊城城下。曹操此时已到洛阳，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不禁惊慌失措，以至打算迁都。司马懿却十分沉着，忙上前谏阻道：“于禁将军是被水淹才失败的，并非是战场上杀不过敌手所致，于国无碍。如果现在匆忙迁都，既是向敌人示弱，也会助长了关羽的气焰，更会引起淮沔一带居民的骚动和不安。孙权和刘备，外亲而内疏，现在关羽如此得意，自然是孙权不愿看到的。我们可以派使臣与孙权联系，请其派兵抄关羽的后路，樊城之围自然迎刃而解。”
曹操听完司马懿的一席话，非常高兴，决定依计而行。恰巧这时孙权遣使找上门来，要求自后路进攻关羽，以讨好曹操。曹操大喜过望。
关羽闻知孙权乘机抄他的后路，心中不免惊慌，本欲撤兵回救，却又眼见围樊之战功亏一篑，十分可惜。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孙权派大将吕蒙率兵袭击公安，刘备的南郡太守糜芳投降，吕蒙占据了江陵。与此同时，东吴的另一大将陆逊也攻取了宣都等地。关羽无奈，只好放弃樊城之围，还当阳，走麦城。后被吴将俘获，不降被杀。樊城之围不战而解。
司马懿不仅借东吴之力解了樊城之围，而且还借孙权之手杀了关羽，真可谓一箭双雕，坐收渔翁之利。这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筹的谋略。
不久，曹操病死于洛阳。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后迁为丞相长史。
这时，孙权举兵西进。曹丕召集群臣分析军情，商议对策。众大臣都认为，东吴此次兴兵西进，意在攻取樊城、襄阳。而两城积储不多，难以持久抵御。于是，他们建议应及早命令镇守襄阳的大将曹仁在孙权兵到之前，火速弃城，退居皖城。只有司马懿不以为然，他说：“孙权刚刚打败关羽，必然担心刘备会伺机报复，现在是他欲与魏王结好、防御西蜀的时候，决不敢冒然犯我。樊、襄二城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千万不能放弃。”遗憾的是，曹丕固执己见，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命曹仁焚弃二城，退居皖城。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孙权并未侵扰二城。曹丕闻讯，懊悔不迭。
速擒孟达公元219年，西蜀大将关羽北攻襄阳时，因兵力不足，多次求援于驻屯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的蜀将孟达，孟达按兵不动。关羽兵败被杀后，孟达怕刘备治罪，遂于延康元年（220年）便率兵投降了曹魏。司马懿看出其人言行不一，反复无常，曾多次劝谏魏文帝曹丕，对孟达不可重用。可惜，曹丕不听，却非常器重孟达，封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魏国合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相当于今湖北南漳、保康、房县、竹山、竹溪和陕西安康等县），又封他为新城太守。然而，孟达对此并不满足，总在图谋自成大业。太和元年（227年），曹丕病逝，与孟达关系密切的桓阶和夏侯尚两位大臣也相继死去。新继位的魏明帝曹睿派司马懿领兵驻屯宛城（今河南南阳），以骠骑将军之职主管荆州、豫州（今河南中部、北部）的军事事务。于是，孟达疑惑起来，觉得司马懿是在监视他。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乘机写信劝孟达起兵反魏，回归蜀汉，孟达同意了。但是，诸葛亮对孟达是很不放心的，却又深以其为患。为了弥补丢失荆州的重大损失，争取从侧翼牵制魏军兵力，配合蜀军北出祁山，取得上庸地区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诸葛亮决定用计促成孟达迅速起兵反魏。为此派了一个名叫郭模的人向驻屯于魏兴（今陕西安康县西北）的魏军将领申仪诈降，故意将孟达要举兵反魏的消息透露给他。申仪早与孟达不和，得此情报，十分高兴，立即上报司马懿。孟达闻讯十分不安，想立即起兵，又拿不定主意，便寄书成都，与诸葛亮商量。司马懿已经料定孟达必反无疑，得到申仪的报告后，判明了诸葛亮的意图，决定消灭孟达。为了充分做好准备，他双管齐下：一是设法破坏孟达与蜀汉的关系，挑拨离间，使其犹豫不决，延缓起事；二是调兵遣将，火速征讨。司马懿深恐孟达迅速起兵，便写信给孟达说：“昔日将军背弃了刘备，蜀汉上下无不切齿又痛恨于你。魏国对你一向十分信任，封高官，任要职，又委你图蜀大事。所以，诸葛亮早就想除掉你，苦于无计可施。如果将军真与蜀军相通，诸葛亮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消息泄露出来呢？显而易见，郭模的降魏及其所送的情报都是不可信的，完全是诸葛亮的离间之计，目的是想借魏军之手杀害将军。因此，将军不应当有任何疑虑。”孟达根本识别不出这是司马懿的缓兵之计，以为司马懿真的对他没有怀疑，觉得没有必要迅速起兵了。
再说诸葛亮见孟达仍然举旗不定，犹豫不决，情知不妙。又派人送信告诉孟达：不要轻信司马懿的任何言语，必须马上举兵反魏，迅速加固城防，准备迎击魏军的进攻。否则就会功败垂成，甚至丢掉脑袋。孟达这才最后下定了决心。同时，他又给诸葛亮回信道：“皖城和洛阳远距800里，上庸又远离宛城1200里。即使司马懿知我起兵，也必须奏报魏明帝，待批复圣旨到达宛城后，才能出兵。其间最少需要一个来月。到那时，我的城防和布置均已完成。上庸偏僻，地势险要，司马懿是不会亲自出马的，别的将领来则不足为虑。”孟达的大意给司马懿提供了奔袭的条件。
司马懿给孟达去信以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讨伐孟达。诸将领却认为，孟达是否与蜀汉勾结，最好再观察一下，不宜贸然出兵。司马懿解释道：“孟达是个反复无常、不讲信义的人，他举兵叛魏是必然的，只是目前还举棋不定。如不乘此良机迅速平定，就会后患无穷。”司马懿当机立断，先斩后奏，奔袭上庸。
太和二年（228年）正月，司马懿亲自率领一只精兵从宛城出发，大军偃旗息鼓，昼夜兼程，沿途严密封锁消息，以每日150里的急行军速度，仅用8天时间，便兵逼上庸城下。东吴、西蜀急忙派兵，从两路奔走，援助孟达。司马懿亦分出两支人马，分别阻击东西两线的援军，使其无法接近大兵围困的上庸一带。
这时，孟达的城防布置刚刚开始，只好仓促组织抵抗。他写信给诸葛亮说：“我公开反魏刚刚8天，司马懿就已兵临城下了，简直太神速了！”上庸城，三面环水，孟达在水军设置了一道木制的栅栏。司马懿遣军渡水，一举攻破木栅，直逼城前。接着又将全军分成8队，昼夜不停地轮番攻城。孟达军心动摇。魏军攻到第13天时，眼见城池就要攻破，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人打开城门投降。魏军攻入城中，杀死了孟达，俘虏了一万余人，迅速结束了战斗，然后迅速撤离战场，班师归皖。
奔袭上庸是一个不大的战役，作战时间虽然不长，战斗过程也不复杂，但司马懿的指挥却是非常出色的。首先，他正确地分析了诸葛亮的意图，掌握了孟达的为人和品行，因而正确地判断了敌情及其发展趋势，成功地施行了缓兵之计；其次，他以极大的魄力机断行事，不顾个人风险，毅然决定打破先奏后斩的常规，做到了出敌意外；再次，他率军出兵后，以日行150里的速度，以八面同时攻城的方式，一鼓作气，不到半个月就结束了战役，把诸葛亮蓄谋已久的重大计划扼杀于摇篮之中，达到了速战速决的目的。当然，孟达起初优柔寡断，贻误战机，以后又盲目自信，麻痹轻敌，也给司马懿造成了可乘之机。这一战役，充分显示了司马懿杰出的军事指挥谋算能力。
智拒诸葛
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志在统一中原、复兴汉室的诸葛亮率大军北伐。蜀军进抵天水，围曹魏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魏军的形势非常危急。魏明帝急调荆州都督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辖车骑将军张邰、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部抵御诸葛亮。
司马懿与诸葛亮对阵谨慎行事，持重相抗。他断定，孤军深入的蜀军，必因军粮供应困难而急于求战。于是，他命令全军在险要之地筑好营垒，据险固守，拒不出战。诸葛亮被迫以退兵诱敌，司马懿谨慎追赶，后来由于部将催逼，被迫派兵出战，结果被蜀军击退。后来，魏军吸取教训，听从司马懿的计策，坚守不战，蜀军终因粮草不济而被迫撤兵。
蜀军无功而返，魏军谋士杜袭、督军薛悌认为，明年麦熟，诸葛亮必然兴兵再犯，应抓紧冬季时间向陇右运粮。司马懿不以为然，他说：“诸葛亮再出祁山，不会举兵攻城，而会寻求野外作战。战场是在陇东，而不是在陇西。诸葛亮几出祁山都未能如意，都是因为粮草供应不足所致。此次归去必然大量积存谷物。依我看，不足三年他是不会举兵来犯的。”事实证明，司马懿的预见是十分准确的。诸葛亮果然在三年后复出，于青龙二年（234年）才大举兴兵。其攻击的地点果然在陇东，采取的作战方式主要是野外作战。
这一次，诸葛亮经过充分准备，率10万大军出斜谷，人郧城，扎营于渭水南原。魏明帝甚为担忧，又增派征蜀护军秦朗率步骑2万人，归司马懿节度指挥。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背水为垒。并派将军周当屯阳遂，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与蜀军对峙于积石。诸葛亮大军受阻，不得前进，只得退到五丈原。司马懿清楚，诸葛亮虽经三年准备，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10万大军的军需补给仍会十分困难。蜀国倾其国力进行伐魏战争，也很难经受起旷日持久地消耗。因此，诸葛亮还会像上次那样急于决战。于是，他严令部属，坚守营寨，不许出战。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对“持重”战略认识得更加清楚，他要以逸待劳，拖垮蜀军。
诸葛亮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屯田养兵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双方相持数月，毫无动静。诸葛亮无可奈何，便决定采用激将法，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妇女的衣饰，意在羞辱司马懿，从而激怒他，使其出战。魏军将士知主帅受辱，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战。司马懿冷冷一笑，故作震怒说：“待我奏请圣上，不日与蜀军决战！”魏军将士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魏明帝看完司马懿的奏章，心领神会，断然拒绝出战，并派大臣辛毗为军师，手持符节，前往魏营加以压制。此后，每逢蜀军前来挑战，司马懿便假意要出战，辛毗便手持符节立于军门加以阻止。蜀将姜维闻之，忧心忡忡地对诸葛亮说：“辛毗持符节立于军门，魏军看来是不会出战了。”诸葛亮叹道：“司马懿本来就无心应战，之所以一再请战，不过是向其属下显示军威而已。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假如他真心出战，又何必要千里迢迢向魏明帝请战呢？”
一日，诸葛亮派使者去魏营挑战，司马懿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使者。席间，司马懿与使者闲聊，漫不经心地问道：“诸葛公近来起居如何？一天能吃多少饭？”使者不知何意，如实答道：“仅吃三四升米。”司马懿又问起诸葛亮日常处理政事的情况，使者毫无警觉，怀着钦敬的心情答道：“诸葛公夙兴夜寐，凡20板以上的处罚，他都要亲自审阅。”了解到这些情况，司马懿心中暗喜。送走使者，他对身边的将佐们说：“进食不多而事繁不息，人岂能堪。诸葛亮岂能久在人世也？不久将死。”
一天，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军事进展情况，他复信道：“诸葛亮虽率军10万，但已落人我的圈套。大破蜀军，指日可待。”此时的司马懿对自己避而不战的策略十分自得，更加有信心了。不久，在他与蜀军避战对峙百余日后，诸葛亮因操劳过度，忧烦至极，病死于五丈原。蜀军只好退兵，北伐中原再度失败。
司马懿老谋深算，以守为攻，终于成功地阻止了蜀军的进攻。从表面上看，司马懿是非常被动的，实质上，他是非常高明的。他知道诸葛亮治军有方，但是，蜀军远道而来，粮草运输非常困难，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于是，他就抓住蜀军这一致命弱点，坚守不战，用时间慢慢地将蜀军拖垮，使得足智多谋、指挥卓越的诸葛亮也徒唤奈何，含恨而逝。由于阻击蜀军有功，青龙三年（235年），司马懿被提升为太尉，成为主管曹魏全国军事的统帅。
远征公孙
景初元年（237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字文懿）背叛魏国，自立为燕王，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市），改纪年为绍汉元年，下设文武百官，与曹魏抗衡。同时派大将军卑衍、杨祚领兵数万，依托辽河的有利地势，坚营高垒，准备防御魏军的进攻。
第二年正月，魏明帝曹睿将司马懿从长安召回洛阳，商量如何平叛。司马懿主动提出，只率4万人马前去讨平叛乱。曹睿担心兵少路远，难以取胜。司马懿说：“兵不在多，只要善于计谋，就能出奇制胜。”曹睿一听，非常高兴。但仍有些担心，便进一步问道：“你估计我军出动后，公孙渊会采取什么对策呢？”司马懿答道：“放弃襄平，主动转移是上策；防守辽河，阻击我军，是中策；坚守襄平，就要当俘虏了。我判定，公孙渊绝对不会弃城退走，他估计我们孤军深入，不能坚持长期作战，必然要依托辽河的天然屏障阻击我军，这是次等、下等的计策呀，岂有不败之理！”“那么，你估计这次远征辽东，往返需要多长时间呢？”曹睿又问。司马懿胸有成竹地说道：“前去需要100天，回来需要100天，作战需要100天，休整需要60天，一年时间足够用了。”曹睿见司马懿对如何作战的方案了然于心，非常满意，便派司马懿率军4万前往辽东平定叛乱。
公孙渊得知司马懿将要亲自率兵前来，很是害怕，立即遣使向孙权求救，表示愿意臣服于东吴。孙权同意出兵伐魏，声援辽东，但同时写信给公孙渊说：“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敌，深为弟忧之。”
景初二年（238年）三月，司马懿率领步骑4万，从洛阳出发，魏明帝亲自送出西明门，并命令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儿子司马师送过温县，并令郡守等地方官吏沿途拜见。司马懿率军经孤竹，越碣石，逼近辽水。这一年，司马懿已经59岁了，比当年曹操远征乌桓时还大7岁。他老当益壮，满怀胜利的信心，领兵远征。六月，魏军到达辽河西岸。这时，卑衍、杨祚已在辽河东岸筑起了一道长达六七十里长的防线，修建了坚固的营寨。魏军到达后，卑衍采取坚守不战的办法，企图与魏军长期隔河对峙，想用时间拖垮魏军。
司马懿看罢地形，便命令一部分士兵大张旗鼓地向敌军的南翼猛攻。卑衍和杨祚见魏军攻势凶猛，惟恐南翼江防被破，急调精兵前去救援。这恰恰中了司马懿的声东击西之计。司马懿见燕军的精锐部队已急赴南翼，便立即亲率大军从燕营北部偷渡辽河。过河后，随即命令部队沉掉了渡河的船只，毁掉了浮桥，逼近燕营。并傍辽河构筑工事，摆出了一副持久作战的姿态。然而，司马懿并不发动进攻，却率领主力绕开敌营直奔襄平而去。众将不明白司马懿的意图，问道：“将军只围困而不进攻，又绕开敌营而走，太不能显示我军的威力了吧？”司马懿解释道：“敌军凭借坚固的营寨，企图疲惫以至拖垮我军，我们如果去攻打，岂不正中敌人下怀？兵法上说，攻其必救，就可迫敌出战。敌军主力集结在辽河一线，后方空虚，我军直指其老巢襄平，他们必然回兵救援。那时，我们不就可以乘机大量地消灭敌人了吗？”众将恍然大悟。
魏军一举突破辽河天险，并弃营不攻，直扑襄平。卑衍、杨祚万分惊慌，生怕老巢空虚不保，立即率领全军回援襄平，企图堵截魏军。司马懿待燕军进到适当地点，命令奔赴襄平的兵马回师猛击，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三战三捷。卑衍、杨祚率领残兵败将，慌忙逃回襄平城内。司马懿乘胜进军，兵临襄平城下。
这时，正值多雨的季节，襄平地区连降暴雨，加上辽河河水猛涨，淹没了两岸大片地方。襄平城四周，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水乡，有的地方水深达数尺。魏军急切不能合围，营帐全都泡在水中。有的官兵提出转移到高地扎营，司马懿传令道：“有敢言迁营者斩首！”都督令史张静违反命令又要求迁营，果然被司马懿斩首示众。魏军被迫泡在水中，处境十万困难。公孙渊乘机命令城中的部队与老百姓出城放牧、打柴。有的将领见有机可乘，就要求消灭出城的敌军，司马懿不准。一个名叫陈硅的问他：“将军过去打上庸时，八路并进，日夜攻打，只用了6天，就攻破了城池，杀掉了孟达。现在我军远道而来，反而不急于攻打敌人，是何道理？”司马懿笑道：“那时，孟达兵少粮多，可供一年，我军人数4倍于敌而粮食不够一月，以一月图一年，怎么能不速战速决呢？以4人攻打1人，则是可以速战速决的，所以不计死伤，猛攻上庸，实质上是与他竞争粮食。现在情况不同了，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又逢大雨，难以速战速决。此次出兵辽东，不怕燕军坚守，就怕燕军跑掉。目前，我军虽少，但粮草充足；燕军虽多，但粮草将尽。如果消灭出城放牧、打柴的燕兵，抢走他们的牛马，在我军没有完成合围的情况下，不就等于迫使燕军拚死逃跑吗？公孙渊依仗人数众多和雨天大水给我军带来的困难，继续坚持，不肯认输。我们何不将计就计，主动示弱于敌，让他们安心。等到雨停、水退、敌军粮尽之时，再发动攻势，不比现在捡点小便宜强得多吗？用兵的诀窍在于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啊！”众将听罢，莫不钦佩司马懿的才智。于是，司马懿率领部队，一面继续合围襄平，一面暗中赶做大批楼车、钩梯，待机攻城。
不久，雨停了，辽河之水亦渐渐退去，魏军也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接着，司马懿抓住燕军粮草基本断绝之机，对襄平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司马懿指挥魏军将士筑起土山，登高俯射城中，其箭如雨，昼夜不息。又在城下挖地道，以求伏兵人城，上下结合，还配以楼车、钩梯，轮番进攻。时过不久，公孙渊支持不住，遣使出城求和，要求魏军先撤出包围，然后他自缚请罪。这种缓兵之计，哪里能骗得过司马懿？司马懿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并将来使斩首。公孙渊忙又派卫演到魏营，请求允许他送儿子当人质，以图解围。司马懿让卫演捎话给公孙渊：“既敢对阵，或战或守或走，三者都不能，就应降应死，岂有求和之理。不必送子当人质！”公孙渊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死命抵抗。但是，他的士兵早已饥疲不堪，军心早已瓦解，大将军杨祚首先开城投降。司马懿挥军入城，一举击毙燕军7000余人。公孙渊无路可走，便率军从南面突围，企图杀开一条血路逃生，结果被魏军杀死于乱军之中，余部全部投降。
襄平城被攻占以后，所谓燕王朝的其它几个郡都望风而降。平叛作战果然只用了3个多月。第二年春，司马懿按照原定的一年计划，如期班师回朝。
平定辽东之战，制止了公孙渊的分裂割据，维护了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创造了一个孤军远征、以少胜多的杰出战例。
诛杀曹爽
公元239年正月，司马懿讨平辽东回到洛阳不久，魏明帝曹睿病死。魏明帝临死前，拉着司马懿的手，将8岁的太子曹芳托付于他。命太子上前抱着他的脖子。司马懿顿首流涕，受遗命与大将军曹爽共辅幼主。
太子曹芳继帝位后，司马懿升为侍中录尚书事。与曹爽各统3000兵马，共同执掌朝政。起初，曹爽因司马懿德高望重，对他恭敬有加，不敢专断独行。后来丁谧等人劝道：“太尉有大志而甚得人心，不可推诚信任。”曹爽遂对司马懿猜疑提防。在丁谧的谋划下，曹爽于景初三年（239年）二月使魏少帝下诏，提升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提升了司马懿，实际上削夺了司马懿的兵权。而且朝中奏事也得先经曹爽。曹爽还把自己的弟弟曹羲、曹训、曹彦等分别提升为中领军、武卫将军、散骑常侍。为了提高威望，建立功名，曹爽不顾司马懿的反对，于正始五年（244年）二月强行伐蜀，结果劳民伤财，无功而返。
曹爽专利，司马懿失权，两个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在不利的情势下，老谋深算的司马懿采取以退为守的策略，运用韬晦之计，收敛锋芒，藏形隐迹，告病居家，不问朝政。
正始八年（247年）四月，曹爽的野心日益膨胀，竟将太后迁入永宁宫，进一步独专朝政。并与其党羽密谋，企图夺取皇位。但是，他最为忧虑的仍是司马懿。
一天，曹爽借心腹李胜调往荆州之机，让他以向司马懿辞行为由，前去观察这个称病居家、不问朝政的太傅。当李胜来访时，司马懿立刻猜出了他的来意，于是决定将计就计，迷惑对方。
李胜来到司马懿的卧室，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在两个侍女的服侍下喝粥，粥竟撒满了前胸。李胜说：“听说太傅旧病复发，没想到竟病得如此严重。我此次蒙皇上恩典，将赴本州（李胜是荆州人，所以称本州）任刺史，今特来向太傅辞行。”
司马懿故作气喘吁吁状，说：“您去并州，并州靠近胡人，可要好好防范。我年老病重，死在旦夕，恐怕我们今后不能相见了。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请您日后多加关照。”李胜纠正道：“我是回本州，不是去并州。”司马懿问：“您不是去并州吗？”李胜又重复一遍：“我是回本州，回荆州。”司马懿装作才明白的样子，说：“我年老糊涂，没有听懂您的话。您调回荆州，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李胜回去后，将其在司马懿处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告知曹爽，并说：“司马公不过是尚有余气的尸体而已，形神已离，不必再对他有何顾虑了。”
曹爽最忌怕的对手就是司马懿，听完李胜的这番话，他认为把持朝政、为所欲为的最后障碍不存在了，于是更加肆无忌惮了。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丧失警惕、思想麻痹的曹爽兄弟，陪同小皇帝曹芳拜谒高平陵，轻易离开了京城。装病蛰居而暗中准备的司马懿立即抓住时机，发动了政变。他上奏永宁太后废免曹爽兄弟，夺了他们的兵权。然后，亲率太尉蒋济等兵屯于洛水浮桥，切断曹爽的归路。并派人给魏帝送去罢免曹爽的奏章。他还指洛水为誓，保证曹爽等人仅予免官，决不加害。曹爽的谋士桓范力劝曹爽速保皇帝到许城，下诏调兵，镇压司马懿的反叛。愚不可及、贪生怕死的曹爽此时早没了主意，索性把刀往地下一扔，投降了。然而，这一次曹爽又上当了。曹爽等人回到京都不久，司马懿便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戚权”的罪名，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全部处死，并夷灭三族。
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司马懿在讨伐政敌王陵凯旋归京后，病死于洛阳，终年72岁。
纵观司马懿的一生，如果说，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东平公孙等战例，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那么，他多次装病，韬光养晦，奇诛曹爽，则显示了他政治斗争的韬略。对此，唐太宗李世民评价说：“观其雄略内断，英猷外决，殄公孙于百日，擒孟达于盈旬，自以兵动若神，谋无再计矣。”
司马懿不愧是三国时期杰出的谋略家。
荀彧荀文若
荀彧（162年～212年），字文若，东汉颍川郡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出身于本郡望族。祖父荀淑，父亲荀绲、叔父荀爽均担任过地方官，在当时颇有名望。荀彧后来投奔曹操，为他用兵筹划，建功立业，成为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
投靠明主
荀彧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荀淑曾任朗陵县令，父亲荀绲曾做过济南相。叔父荀爽后来官至司空，在“荀家八龙”中才学最高。在这样的环境中，荀彧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他少年时代就出类拔萃，在同龄人中特别突出。他年龄虽小，但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加上他品行端正，深得乡邻赞誉。南阳何颥善于识别人才，一见荀彧，连声称奇，说他不同凡响，将来必定能成为王佐之才。
公元189年，荀彧被推举为孝廉，送至京城洛阳，经过考试，成绩优秀，又被授予守宫令之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董卓兵变，荀彧见洛阳日益混乱，便要求赴外地为地方官，于是朝廷任命荀彧为亢父（今山东济宁市南）县令。董卓作乱以后，荀彧知道天下即将大乱，担心自己和亲属的安全，便弃官返回故乡194年，曹操二次东下，征伐徐州牧陶谦，让荀彧屯驻甄城，把后方留守的重任都托付给了他。正当曹操一路攻城掠地，乘胜追击之时，后方兖州的张邈、陈宫等人却暗中迎接吕布，发动叛乱。
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太守张邈当初和曹操关系十分融洽，曾全力支持曹操讨伐董卓，曹操实际上曾是张邈的部将。后来曹操出任兖州牧，地位在张邈之上，令他有些不快，他更怕终有一天自己会被曹操所杀。所以，他听从部属陈宫的建议，乘曹操东征，内部空虚之机发动反叛，迎吕布为兖州牧。张邈和陈宫两人在兖州已有十多年，在陈留和东郡势力雄厚，而曹操初任兖州牧，立足未稳。所以，当陈宫和张邈起兵反叛，“郡县皆应”。只有鄄城（今属山东）以及东郡的两个属县范县（今属河南）和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三座城池在曹操手中。当时鄄城留守士兵很少，文武将官有很多都和张邈通谋，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吕布占领兖州，粮饷奇缺。张邈派刘翊欺诳苟或说，吕布是来协助曹操攻打陶谦的，要他尽快供应粮饷。荀彧识破了张邈的诡计，他处变不惊，沉着冷静。严令部队坚守城防，作好战斗准备。并一面派人将张邈反叛的消息火速报告曹操，另一方面将东郡大将夏侯悼调回鄄城。在夏侯悼率部返回鄄城的当晚，荀彧果断地将城内数十名通敌的将吏处死，安定了军心和民心。这时，豫州（今安徽亳州市）刺史郭贡率数万军队来到鄄城城下，要求荀彧出城相见，荀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应邀前往。夏侯悼等人力劝道：“你肩负着全城的重任，孤身前往郭贡营中，如赴虎穴，凶多吉少，千万不能冒险行事。”荀彧对他们说：“郭贡和张邈等人，以前的关系就不密切，现在刚到不久，即使有什么阴谋，也不可能很快商定。我们应尽快趁他们还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前去对他讲明利害得失，既使他不愿和我们合作，至少也要争取颍川。他劝家乡的父老乡亲应该迅速离开，以躲避战乱。但乡邻难舍故土，不愿背井离乡，四处流落。此时，同郡人冀州（今河北临漳县）牧韩馥，因仰慕荀彧而派人前来接荀彧及众乡亲到冀州。由寸颍川乡亲仍不愿前往，荀彧便耐心动员本宗族的人迁往冀州。后来董卓派部将李催领兵出关，所过之处虏掠烧杀，荀彧的众乡邻很多被杀掠，他们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苟或的劝告。
荀彧率本族人到冀州后，韩馥见其中有不少饱学之士，很是高兴，都被委以重任。荀彧也深得韩馥信赖。后来，袁绍夺取冀州，灭了韩馥。他久闻荀彧大名，知道他才干出众，对他极为器重，待以贵宾之礼。荀彧的弟弟荀堪以及同郡人辛评、郭图等，都受到礼遇，并被袁绍委以重任。
荀彧虽久闻袁绍大名，但他发现袁绍外宽内忌，不善用人，治军不严、多谋寡断，他预料袁绍终难成就大事。智者择主而事之，荀彧觉得冀州非久居之地，打算另觅英主，更换门庭。
不久，奋武将军曹操领军击败黑山农民起义军白绕部，朝廷命他为东郡（今河南濮阳市）太守。荀彧知道曹操有雄才大略，通晓兵法，思贤若渴，多谋善断，虽然目前实力不强，但断定他日后终成大业，于是便把自己匡扶汉室的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荀彧毅然离开袁绍，于191年前往东郡投靠了曹操。曹操见荀彧来投奔军中，十分高兴，他同苟或谈话后，对他评价很高，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当时荀彧才29岁，被拜为奋武司马，帮助曹操管理军务，并参与军事策划。
智勇双全
公元192年，曹操出任兖州（今山东金乡县西北）牧，不久又出任镇东将军。荀彧则以镇东司马之职随从左右，替他出谋划策。他保持中立。假如我们先表现出来对他的怀疑和不信任，那就很可能逼他同张邈抱成一团来反对我们。所以，权衡再三，我还是认为去和他面谈为好。”于是荀彧仅带了几名随从，前往郭贡营中。郭贡见荀彧镇定自若，毫无畏惧之色，又听了荀彧的慷慨陈辞，认为鄄城不易攻取，于是领兵撤退。
当时传闻陈宫要攻打东阿，汜嶷攻打范县。荀彧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安抚民心，鼓舞士气。于是便派程昱亲自前去范县和东阿通报情况，鼓励众将士坚守城防，等待曹操率部归来。
吕布率兵攻打鄄城，久攻不下，便驻兵在濮阳。东征的曹操闻讯后，担心兖州有失，急忙回师，在濮阳与吕布遭遇，双方相持三个多月，不分胜负，因军粮不继，各自撤兵。但张邈兵变未果，三城之危化解，使曹操进退有据，凭以再战。
举荐英才
曹操的父亲曹嵩，被陶谦部属所杀。曹操为报父仇，两次征讨陶谦。195年，陶谦病死，刘备代为徐州牧。曹操想乘机夺取徐州，再战吕布。荀彧竭力劝阻，让他权衡利弊，不要因小失大，如果此时攻打徐州，吕布一定会乘虚而来夺取兖州。当前最好集中力量对付陈宫和吕布，击败他们，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然后再去经略别处。曹操认为荀彧言之有理，便放弃攻打徐州，而趁麦熟季节，储备了足够的粮食。195年，曹操与吕布两度交锋，曹操以少胜多，大败吕布，迫使他奔投刘备。曹操乘胜追击，攻陷定陶（今属山东），然后分兵平定诸县。曹操采用了荀彧的策略，基本上平定了兖州，于是朝廷任命他为兖州牧。曹操有了兖州这一巩固的根据地，就为以后战胜对手，进而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公元196年，汉献帝刘协从安邑辗转回到洛阳。曹操闻讯，召集将领谋士商议迎献帝的事。一些人认为，关东地区尚未平定，李催部将杨奉与白波渠帅韩暹等刚扈从献帝返回洛阳，又与河内张扬联合，怕难以对付。荀彧对曹操说：“眼下，东京都城已经残破，天下义士仍心存汉室，尊奉皇上以从众望，这正是难得的机遇。”经荀彧精辟的分析，曹操下定决心迎献帝迁都许城。
公元196年八月，曹操率兵进驻洛阳，当时洛阳到处残垣断壁，遍地狼藉，粮食又严重缺乏。九月，曹操护汉献帝迁都许城。献帝任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后来又任丞相。从此，曹操牢牢控制了汉献帝，获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权。
献帝迁都许城之后，荀彧被封为侍中，代理尚书令。常替曹操处理军政大事。曹操长年在外征战，国家大事他都要与荀彧商量筹划。
荀彧不仅全力替曹操处理军政大事，还不断帮助他物色和举荐人才。而曹操也思贤若渴，嘱咐他推荐人才。荀彧先后向曹操推荐了一批极富才华的谋士，如郭嘉、荀攸、钟繇以及陈群、杜袭、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荀悦、辛毗、赵俨等，他们为曹操开创大业，战胜对手，并最终统一中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官渡报捷
曹操迎献帝迁都之后，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他可以对各路诸侯发号施令。当时东有吕布，南有张绣，北有袁绍，西有马超、韩遂等，曹操居中，四面受敌，形势并不乐观。当时他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被张绣击败，袁绍十分骄横，让陈琳写信讽刺他。曹操大怒，想去攻打袁绍，但凭当时他的实力是敌不过袁绍的。他采纳了荀彧的主张，决定先除掉吕布，再作他图。他派钟繇抚定关中，然后率兵亲自东伐吕布。
公元198年九月，曹操杀了吕布、陈宫，平定了徐州。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十余万大军南下，准备进攻许昌。曹操列兵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与袁绍展开对峙，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开始了。官渡之战，袁军在人数上是大大超过曹军的。战斗展开后，双方互有攻守，相持了一段时间。曹操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袁军实力仍较强，而曹操兵力不足，粮食也快要用完了。曹操准备回撤许都，写信与荀彧商议。荀彧不以为然，回信给曹操说：“现在军队虽然粮食短缺，但若同楚汉相争两军相持于荥阳、成皋时相比，情况并不算太严重。当时交战双方的处境都要比现在严峻得多，但刘邦和项羽谁都不肯率先撤退，因为谁先后退谁就会失去势头，由主动变为被动，处于挨打地位。现在袁绍将其全部兵力集结在官渡，与您决一胜负，而您的军队只有袁绍的十分之一，但两军列阵据守，就像是卡住了他的喉咙一样，使他寸步难进，不是已经有半年时间了吗？可见袁绍并不难对付。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双方都各有难处，再往下拖，局势必然要发生变化。这正是运用计谋，出奇制胜的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荀彧又征集了一批粮草送到官渡。于是曹操听从了荀彧的主张，放弃了退兵的打算，继续与袁绍对抗，终于创造出以少胜多奇迹般的战绩，大败袁绍。
官渡之战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荀彧的神机妙算、力阻退兵，为官渡之战的获胜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荀彧跟随曹操多年，战功卓著，曹操深表钦佩，并给予很高评价。他曾向汉献帝上《请爵荀彧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万岁亭在今河南新郑县内），后来又增封千户。曹操还要把荀彧的官衔由代理尚书令晋升为正式尚书令，经荀彧数次辞谢才作罢。
赤诚忠魂
官渡之战后，曹操认为袁绍损失惨重，将一蹶不振，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他想亲率大军往南去攻打荆州刘备。荀彧认为此计不妥，对曹操说：“袁绍因新近打了大败仗，全军上下人心惶惶，你为什么不乘着这个大好时机平定河朔，而去远征江汉呢？倘若袁绍得到机会喘息，重整旗鼓，乘虚攻击我们后方，到时，我们腹背受敌，一切都已经晚了。”曹操又接受了荀彧的主张，仍一心一意对付袁绍；率军驻扎在黄河南岸。不久，袁绍病死。袁绍之子袁谭、袁尚为争夺继承权发生火并。曹操按荀彧的谋划，于203年三月攻克冀州门户黎阳。袁氏兄弟败退邺城。曹操佯攻刘表，诱使袁氏兄弟互相厮杀。曹操见时机已到，便又挥师北上，攻克邺城，平定河北，自任冀州牧。
荀彧在分析和判断问题上一向以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卓识而著称，曹操对荀彧在谋划官渡之战和力主北伐上的预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他又接受了荀彧的建议，于208年再度挥师南下讨伐刘表。荀彧对曹操说：“如今北方已经平定，南方的刘表就是目前您统一的最大障碍了。他现在已经对您构成威胁，而这正是出兵消灭他的时机。您可以派大军出叶县宛城，佯动出击，暗中则命令精锐骑兵抄小路，火速插到襄阳，乘其不意，攻其不备。”曹操依计行事，战事十分顺利。曹军南下途中，刘表病死。曹操不费一兵一卒，直达宛城，刘表嗣子刘琮投降，曹操率兵追击刘备，直达江陵，九月，轻松占据荆州。
荀彧与曹操相处多年，私交甚深。曹操主动将女儿安阳公主嫁给荀彧的长子荀恽，结为秦晋。荀彧不仅足智多谋，而且德高望重，被人们奉为楷模。钟繇视苟或为孔丘的弟子颜渊，常自叹弗如。司马懿也对荀彧有很高的评价。
公元212年，董昭等人建议将曹操进爵为国公，并加九锡，以表彰曹操的巍巍战功，这是朝廷中拥曹派的一次重要举动。所谓“九锡”，指的是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亦即大臣在车马、衣服、乐器、门户、庭阶、警卫、仪仗等方面所享有的特殊规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王莽在篡汉建立新朝之前，也曾先加九锡。董昭等人私下与荀彧商量，试探荀彧的态度。荀彧身为汉朝重臣，自幼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自然要恪守封建道德，只想尽忠汉帝，而不想成为汉朝的贰臣。他也发现此时曹操已是野心勃勃，想取代汉朝。于是他劝曹操说：“曹将军兴义兵旨在匡扶汉朝，安定国家，应该秉忠贞之诚心，守退让之实意。”劝他不宜进爵国公，接受九锡之赐。
当时，拥曹派与拥汉派斗争已经公开，曹氏代汉称帝只是个时间问题。曹操得知荀彧反对自己接受九锡，心里十分不快。他觉得荀彧已成为自己专权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他要寻找机会除掉荀彧。机会很快就来了。212年十月，曹操南征孙权，便上书朝廷，请求派荀彧到谯县（今安徽毫州市）慰劳将士。于是荀彧前往谯县犒赏三军，行饮飨之礼。随即，不等荀彧劳军结束，返回许城，他又乘机让皇帝刘协把他留在军队中。荀彧因病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忧郁而死，时年50岁。关于荀彧之死，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一盒食品，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荀彧明白曹操的用意，于是主动服毒自杀。荀彧临死之前，将他的书稿全都付之一炬，使他的大量谋略灰飞烟灭，令人惋惜。
荀彧死后，曹操便自立为魏公，加九锡，如愿以偿。
钟繇钟元常
钟繇（151年～230年），字元常，三国魏大臣，书法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末为廷尉正、黄门侍郎。曹操执政，任传中、司隶校尉。曹丕代汉，任廷尉，封崇高乡侯。明帝即位，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工书法，宗曹熹、蔡邕、刘德升，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尤精于隶、楷。与晋王羲之并称“钟王”。
随操平乱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要小心啊！”。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后钟繇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明帝太傅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工于书法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曰，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第一妙迹《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宣示表》是钟繇的代表作品之一。关于此帖的情况，南朝王僧虔曾有如下记载：“亡高祖丞相导，……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修平生所爱，遂以入棺。”现在流传的刻本传为王羲之所临。此帖在朴厚、茂密之外，同他的《戎路表》、《荐季直表》等帖比较，体式较为规整，法度更加严密，带有较多的晋以后的书法风格，当为晋人的临写所致。
《贺捷表》，又名《戎路表》、《贺尅捷表》。是钟书中最具特色的作品。书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时钟繇68岁。内容为得知蜀将关羽被杀的喜讯时写的贺捷表奏。此书仍保留了许多隶书笔意，但从整体来说，已完成了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楷书规范已经完备。故《宣和书谱》说：“楷法今之正书也，钟繇《贺尅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荐季直表》是钟繇作品中唯一有墨本传至现代的作品。书于魏黄初二年（221），时钟繇已七十高龄。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此帖具有古雅茂密，渊懿错落之趣，又系墨迹上石，故有“自华氏之刻印，而天下之学钟书者不知有《淳化阁帖》之誉。”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陈寿评曰：锺繇开达理干，……，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张郃
张郃（？～231年），河间鄚县（今属河北任丘）人。三国时期魏国名将，曹操部下“五子良将”之一。先从韩馥，后投袁绍，在与公孙瓒的交战中多有功劳。官渡之战时，张郃受郭图陷害，率众投降于曹操，得以重用，随曹操平定北方，远征乌桓，平马超，灭张鲁，多有战功。后来，张郃随夏侯渊驻守汉中，在夏侯渊被杀后暂代主帅，维持败兵。魏明帝时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张郃奉命救援陇右，在街亭大败蜀将马谡，导致诸葛亮撤兵；诸葛亮第四次时，张郃随司马懿前往相拒。后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被飞矢射中右膝而亡。
率众投操
191年，袁绍取冀州，韩馥战败，张郃率兵归附袁绍，任校尉，用来对抗公孙瓒。后来，公孙瓒被击败，张郃功劳很大，升为宁国中郎将。
200年，曹袁两军相持于官渡，袁绍派淳于琼率万余人护送军粮，屯于乌巢。曹操留将守营，亲自率兵偷袭乌巢。张郃认为曹操兵精，淳于琼必败，应迅速去救援，而袁绍的谋士郭图却建议进攻曹操的大本营。袁绍采纳了郭图的建议，张郃劝阻，袁绍不听，只派轻骑去救乌巢，而派重兵去进攻曹操的大本营，结果不能够攻下。很快，乌巢兵败，消息传来，袁军军心动摇。郭图闻讯后大为羞愧，为推卸责任，诬谗张郃不卖力作战，失败后还出言不逊。张郃心中害怕，与将军高览愤而投奔曹操。曹操闻张郃来降，十分高兴，将此事比作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于是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授予他部队，随军作战。
204年，张郃随曹操攻克邺城，大败袁尚。次年，又随曹操在南皮消灭袁谭势力。
207年，曹操远征乌桓，张郃与张辽共为先锋。战后，张郃因功升为平狄将军。后来，张郃又参加了征讨管承，征讨陈兰、梅成等人的作战。
211年，马超、韩遂叛乱，张郃随曹操出征，在渭南大破关中军。继而，张郃率军围攻安定，击降杨秋214年，马超在张鲁支持下，卷土重来。张郃跟随夏侯渊击败马超，并平定了宋建的叛乱215年，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汉中，从散关入，派张率五千步兵在前开道，一直到阳平。张鲁投降，曹操回军，留张郃与夏侯渊、徐晃等守汉中，以拒刘备。同年，张郃率兵南下进攻巴西郡，欲迁徙当地百姓到汉中。刘备派征虏将军张飞为巴西郡太守，抗击张郃。张郃军进至岩渠，被张飞击败，率残部退回南郑，改任荡寇将军。
218年，刘备进攻汉中，屯于阳平，夏侯渊、张郃、徐晃等率军迎击，张郃负责防守广石。刘备亲自率精兵万余人，分为十部，夜间猛攻张郃。张郃亲自率兵与蜀军进行搏斗，刘备不能攻克。次年，魏军主帅夏侯渊在定军山战死，曹军大败，张郃同败军一起退守阳平关东。司马郭淮和督军杜袭收敛散卒，推举张郃继夏侯渊为魏军主帅。张郃出任，指挥士兵，布置营寨，军心安定。刘备欲渡汉水来攻，见魏军在汉水以北列阵相迎，刘备于是放弃渡河，隔水相持。不久，曹操遣使令张郃假节。后来，曹操亲自进攻汉中，不能取胜，于是撤出汉中的部队，令张郃屯兵于陈仓。
220年，曹丕即位，任命张郃为左将军，进封都乡侯。不久，曹丕称帝，又进封张郃为鄚侯，随即命令张郃跟随曹真征讨安定的胡羌，之后与曹真一同进朝朝见。
223年，张郃同夏侯尚一起进攻江陵。张郃别督诸军渡江，攻取洲上屯坞。
227年，魏明帝曹叡即位，张郃奉命屯兵荆州，与司马懿进攻孙权部将刘阿等人，追至祁口交战，击败吴军。
228年，蜀相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魏明帝曹叡加张郃位特进，使督诸军，与蜀将马谡战于街亭。马谡依守南山，下不据城，被张郃截断水源，杀得大败。继而，张郃又平定了三郡的反叛。魏明帝曹叡下诏嘉奖张郃，增加食邑1000户，前后一共4300户。司马懿在荆州训练水军，欲从沔江顺流进入长江伐吴，魏明帝曹叡命令张郃率关中诸军去荆州接受调度。张郃到达荆州后，正值冬天水浅，大船无法通行，于是又回军屯驻方城。同年年底，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关围陈仓。魏明帝曹叡急招张郃进京，把三万士兵交给他指挥，并派遣武卫、虎贲等侍卫保护张郃。魏明帝还亲至河南城置相酒送，问张郃能不能来得及救援陈仓，张郃判断诸葛亮军没有粮草，一定不能持久，便回答等援军赶到时，诸葛亮已经退走。张郃率军连夜赶到南郑，诸葛亮果然退军，于是奉诏还于京都，被拜为征西车骑将军。
火烧乌巢
张郃为曹操“张乐于张徐”五员大将之一，五子各有所长，而郃尤以巧变著称。张郃起自袁绍属下历任校尉、宁国中郎将，于官渡之战降于曹操。
官渡火烧乌巢的瞬间，《三国志·张郃传》对袁绍方的谋划有详细记载：“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官渡之战的过程不用多说，由以上记载便可知张郃深知兵机，乌巢之事的带来的变化已在其所料之中。然而，这次争论，却为张郃降曹埋下伏笔。
《张郃传》：“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郃惧，乃归太祖。”以袁绍军破而后张郃降，然则传后的裴松之注依《武帝纪》与《袁绍传》对此说存疑。《武帝纪》：“（袁绍）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绍众大溃。”这两说都是张郃降而后袁绍军溃。
关于张郃降曹的原因，本传记为郭图进谗言：“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所记，应有此事，不过《郃传》袁绍军先破而后张郃降这一说法就有很大疑点。《郃传》、《武帝纪》与《袁绍传》同出于《三国志》，在此事上就写作立场而言，后二者较为可信，而《郃传》将此顺序小有改变，所要掩示的，也正是《武帝纪》与《袁绍传》没有掩饰的——张郃降而后袁军溃，更进一步可以理解为张郃的投降是袁军崩溃的重要原因。
乌巢被烧，袁绍败局虽成，然而也应该是余粮尽军心散之后的事，事实上却是在乌巢被烧瞬间，这样庞大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不难发现，张郃在此时起了几乎是关键的作用。曹操火烧乌巢之时，“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郃传》。这里所领“重兵”的无疑是张郃、高览，二人的突然投降，使得袁绍的这支“重兵”或降或逃，一下子烟消云散，受乌巢之火与重兵覆没的双重打击，袁军才马上军心散乱以至崩溃。否则若是袁绍粮尽前全军死战，曹操方即使胜利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所以由此可见张郃在这里作用的明显。
另外要说的是张郃对投降时机的拿捏也是相当到位，不负“巧变”之名。《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张郃的投降，是在曹操烧乌巢后回营这一瞬间，此时曹军根本就未对袁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乌巢之火的影响也没有明显化，而以军力来看，张郃、高览所领的“重兵”未必处于劣势，这样情况下的投降，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而这也正是张郃拿捏准军机变化的表现。事实证明，这成为左右后来战局的关键，对曹操而言而是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筹码。所以对于张郃来归，曹操惊喜之余，有“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之喻，以之为“偏将军、都亭侯”，可以说是相当厚待。
曹操之下，星光灿烂，而张郃再次表现出巨大作用，是在汉中之役。“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陈寿后评称张郃用兵以巧变称，而此战则显示出他的严整坚重。刘备起自河北，又曾北从袁绍，对张郃向来应有所知，阳平广石之役可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意以未得张郃而不满。
夏侯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又素号知兵，却为刘备所轻，张郃在关右汉中诸战皆为渊部下，反倒为刘备所重惮，从刘玄德顾诸葛亮于乡野、识马谡于病中的阅人之道来看，也略见张郃的不简单。
夏侯渊败，“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郃出，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遂不致为刘备所乘，亦可见张郃在军中的威望。
相据中州
魏文帝继位，以张郃为左将军，“诏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召郃与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传》。魏初，诸曹夏侯从战统军是定俗，而真正在前线奋战的，却是张郃这样的外姓将领。
江陵之战，《郃传》只记为：“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
《吴主传》：“（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
由以上二传可见，带兵分据中州的便是张郃。《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这一段更是详写其过程。
这个江中洲具有相当重要军事意义，对曹魏而言，可以阻断对江吴军的救援，对东吴而言，以之为基地可以随时进击江陵城下，换句话说，占据了江中洲，便把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后来魏军占领了江中洲，使得东吴多支援军长期束手无策。
对于江中洲的地位，东吴方事先也有相当的认识，故以“万人备州上，立围坞”。而张郃渡江击孙盛，从前后相关记载来看，实乃江陵之役中最大的硬仗。《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单由浮桥延至陆上一点登陆，不可能抢滩成功，而必须以水军配合，或是协助排除守军对浮桥的干扰，或是从背后牵制吸引洲上的守军的兵力。水陆两方的配合本来就具有相当的难度，而由浮桥登陆，更是将己方一线暴露在敌方的一面中，因而最具艰险。
《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先下流潜渡牵制水军，再由陆路登上江中渚，便达到“水陆夹攻，破之”的效果。这与上段分析的过程接近一致，只不过这里没有说明陆路方面用的是“浮桥”，难道是很偶然的巧合么？
《三国志·诸葛瑾传》后注引《吴录》：“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既然诸葛瑾身位大将之重，又：“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那么很难将自己处于险地，贸然渡入江中渚，而“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表明他至少不曾遭遇大败，那么《夏侯尚传》所言便不一定是事实。同时，在魏书诸传有关击败诸葛瑾一事的记载，只见于《夏侯尚传》，其它诸传皆未提到。
由此，便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夏侯尚传》中“入据江中渚”的，不是诸葛瑾而是吴将军孙盛。那么这样才与《三国志》中魏书、吴书诸传及《吴录》所载相吻合。再仔细看《尚传》中这段，“尚夜多持油船”这里的“尚”官方记功语气很重，然而也意多隐晦，可指“夏侯尚部”，也可指“夏侯尚军”，但夏侯尚作为诸军统帅，亲自渡江涉入险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张郃此时正是夏侯尚所督之部。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此战水陆两线，吴方从正面带来最大的压力当是孙盛屯坞里的万余人，而率主力渡江激战的，最终将孙盛部击破占领江中渚的，乃是张郃。《尚传》内容，当为陈寿得自魏国官方资料，故为最详，而此事《郃传》仅两句。这大概是曹丕欲将之战之功归于夏侯尚，而授意在记录上做的手脚。
陈仓围解
魏明帝继位前后，曹操以来的元老宿将已经星散将尽，所余着惟曹真、张郃、徐晃等人，另一方面，司马懿起自曹丕左右，于文帝时代在魏国迅速崛起。魏国的军事重心大致可归于江汉与关中两区，张郃前在关中随夏侯渊平定诸羌胡及枹罕宋建，渊死代之统领汉中诸军，文帝时“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后又在江陵之战督诸军奋战，“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江汉与关中诸军都曾受张郃统领，作为曹操以来军事上仅存的元老，加上长期以来的良好战绩，张郃在魏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曹真于文帝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参与了江陵之战，明帝即位先后任大将军、大司马，俨然是诸曹、夏侯在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在诸葛亮出祁山后主导中的军事。而司马懿于明帝即位后不久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此后，张郃、曹真、司马懿各自作为魏军在中央、荆州、关中的最高层领导，关系比较微妙，曹真为诸曹夏侯代表、司马懿为曹丕托孤重臣，通常张郃处于这两人的领导之下。明帝时代，曹真后督关中诸军，司马懿督荆豫诸军，分别应对蜀、吴方面的战事，这可以说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而这一平衡时期，张郃显然是魏军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一但关中、江汉的有军事行动，张郃部便要奉魏帝之命从一区赶往另一区。在来回奔移与大小作战中，已至黄昏之年的张郃军事上的成就越来越引人注目。
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首出祁山。
《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三国志·曹真传》：“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
《三国志·张郃传》：“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於街亭。”
由《亮传》与《曹真传》可以肯定的是此战为箕谷、祁山两线作战，作战的先后，《曹真传》：“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看似行文有势，然实际上较为含糊，既军郿又何以要击马谡？“遣真督诸军，遣张郃——”这样给人映象似乎对抗蜀军的主力是曹真，张郃所部也为曹真督下，《郃传》：“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这里却是张郃督诸军，二人职责似有所冲突。
而《诸葛亮传》的逻辑则交待得较为清楚，因为扬声取郿，赵云据箕谷，曹真举众拒之，所以才会有《真传》中的“军郿”。雍凉为曹魏所并有年，天水三郡何以骤然响应诸葛亮？也可由《亮传》知其真正原因：曹真的所率的魏军主力已在箕谷被赵云邓芝牵制住，蜀军主力声东击西的转击祁山，顿时无援的天水三郡为情势所迫才不得不叛变魏国。由此，可以说是曹真军事上的判断失策造成了关中空前的危机。
对于张郃的出战，《亮传》随后交待得更加清楚：“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关中的剧变，使得魏明帝不安之下移驾西镇长安，此前曹真的关中诸军已无法调动，面对诸葛亮从祁山方向而来的主力，魏明帝派出的领军将领，实际上是张郃。
“加郃位特进”，〈宋书·百官志〉：“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诸公下，骠骑将军上。”东晋制：“特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诸持节都督。右第二品。”综上来看，“特进”在曹魏也应是与“骠车卫”近级的高位，然而，这是临时的加官。张郃行伍起家，根据《三国志》本传的记载来看，此时为左将军、鄚侯，这在曹魏政权下已是外姓将领的极至了，毕竟张郃既非诸曹夏侯嫡系，又非诸帝身边近臣，即使此后再有功，也被当权者想办法把功劳转移给了亲信嫡系。所以终文帝一世与明帝初年，虽张郃数战有功，却未得升进。然而此时明帝的大将，曹真被牵制、司马懿在荆州，能用的就只剩张郃。而一但战败，明帝自身所在的长安便将暴露在蜀军面前，此时明帝也是抱着搏一把的心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张郃身上，“特进”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对张郃的破例提升。
街亭之战，成为三国的经典战例之一，而马谡由此战成为后人的笑柄。《三国志·马谡》：“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后人多以此战笑马谡不知兵，然而却很少看到，马谡面对的，是知兵善变的张郃。
史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这样的智商，断不是随便犯低级错误的人，街亭之事，《诸葛亮传》：“谡魏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诸葛亮自贬三等疏对于街亭之败的陈述为“不能训明章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何以为“举动失宜”？《张郃传》“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在《王平传》有：“谡舍水上山，举错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马谡的“舍水上山，举错烦扰”正违了军法，所以诸葛亮便有“不能训明章法之言”。在优势情况下，统领大军对敌却不敢踞城硬战，试图上山踞险，举错烦扰，无不表明，一向“好论军计”的马谡“临事而惧”了，一惧之下，便失去理智，罔顾军法，这正应了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之言，马谡之失，不在于才智，而在于器量，令他所恐惧失常的，是张郃的威名。而此战中的张郃，的确是与他一直的威名相符，轻松的利用马谡的破绽将其全军击败。在不利情势下冷静应变，最终抓住对方破绽将之击破，使得己方的不利得以全面扭转，这看似平凡实际上却又是难为之事吧。此役之后，诸葛亮费尽心思所造成的大好形势顿时全部丧失，不得不退回汉中。诸葛亮出祁山最成功的一次，却以张郃的完胜而收场。而张郃随后又拔军讨平了叛魏应蜀的南安、安定、天水三郡。
街亭一战，实际上是张郃以孤军击败蜀军的主力，这样的结果令魏明帝也为之感动，《郃传》：“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当虓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壮语之下，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吧。
街亭之战后，张郃应是协助曹真统领关中诸军。当年冬，张郃督关中诸军至荆州伐吴。诸葛亮利用关中空虚之机复出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作为外姓将领，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曹魏建国以来绝对是未有之事。由此可以看到魏明帝对张郃的信重。而之后的事实，也验证了张郃熟知兵机：“因问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这就是传说中的料敌千里之外吧。尽管张郃已料到了陈仓之战的结果，为使明帝安心，他还是晨夜进军，“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
陈仓围解，张郃被招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司马曹真与大将军司马懿。这个名号应该是夹杂了种种含义的，“车骑”是由左将军的提升，这本是一直以来行伍出身的外姓将领在曹魏政权下从不曾达到的高度，而“征西”既是一个军号，又隐含了对张郃长期以来在西线诸战特别是街亭之战中立下功绩的感念。这几种复杂的感情夹杂在一起，便产生了“征西车骑”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又威武无比的军号。在曾经共同奋战的同辈人逝去后这么多年，张郃才达到他的最高点。
木门道拒亮
黄初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大司马曹真病死，明帝使司马懿西屯长安。此时张郃以征西车骑将军受司马懿节制。品级本是相差不远，又皆是知机善多谋，张郃不可避免的与司马懿发生了摩擦，而且还不止一次。
最初的部署，《汉晋春秋》：“宣王使要（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晋书·帝纪第一》：“张郃欲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
这里的分岐，是司马懿欲以主力救祁山，而张郃建议多留兵后镇以防诸葛亮来袭。其结果是《汉晋春秋》：“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
《晋书·帝纪第一》：“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
两种记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也都提到的是，诸葛亮分兵袭了上邽。这正是张郃先前欲分兵防备的，而司马懿的恐前军不能当之虑则多余了。在这里，司马懿初次主持对蜀作战，所求的只是不丧师，而以张郃的丰富战斗经验，他的主张则是制敌之策，两者的处发点都是慎重，而明显在这样的战争中张郃更务实一点。
另外，从细节上来看《晋书》的这一段记载有许多疑点，司马即然在上邽留兵，不击败守军又何以芟麦，显然，《晋书》缺失的是守军被击败的相关记载，在《汉晋春秋》却便提到了诸葛亮破费曜等之事，从当时的双方主力奔袭的方位形势来看，应是事实。所谓的：“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也只是《晋书》的一面之辞，并不符合突袭作战的常理。而更现实的一点是：魏军刚奔救祁山，马上又赶返上邽，这样高强度的来回奔返，其疲劳可以想象，而作战力更是令人怀疑。诸葛亮“自逆宣王于上邽”，也是想在魏军疲惫的状态下占点便宜，更不可能“望尘而遁”。还是“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更合理一点。这样的交手算下来，其结果是魏军既损守军又被割麦，还来回奔返，吃了不小的亏，另一方面要说的是，蜀军在这激烈攻防转换时间里，也不可能大规模收割上邽之麦。
诸葛亮退走，司马懿又追至卤城，此时张郃与他发生第二次分岐。“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事在《汉晋春秋》。
由此也可看出魏军先前奔返上邽之时，祁山附近尚在蜀军围攻之中，魏方之前的奔袭尽管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战果，但仍有一定的主动，另一方面，蜀军出兵以来，并未有重大损失，在祁山一线还保留着相当的实力，《晋书·帝纪第一》：“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由此可见蜀军还占据了一定地利，魏军与之正面冲突未必能占到便宜，在此情况下张郃之策有正有奇，不给蜀方以空隙，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可谓万全，而司马懿对张郃的理智意见“不从，故寻亮”这样的态度看来有点歇斯底里。也有可能是司马懿不想蜀军粮尽退走，而急于进行主力决战，以在他的第一次对蜀作战中建功。
《汉晋春秋》：“五月辛巳，（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驽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晋书·帝纪第一》：“帝攻拔其围，亮宵遁。”二书又是大相泾亭。
《晋书》为司马懿表功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就大大降了其真实性。真实情况，在《三国志·魏书》诸传不见其详，然则在《蜀书·王平传》里便提到了：“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此段与《汉晋春秋》相符，而无当监何平，便是这里的王平。所以《汉晋春秋》此事的真实性是很高的。
这里“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故有其原因，《王平传》：“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那么此时王平所领便至少有原五将之兵，加以坚守重围，即使巧变如张郃，也无计可施，“郃不能克”，但也表明不是军败，所以“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所击破的应是司马懿部。
“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驽三千一百张”应是一场相当大的败仗，《三国志》里各传原文，对此战的以上过程尽皆隐去不提：《张郃传》：“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诸葛亮传》：“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陈寿掩盖了司马懿败战的事实，然而终究还是在《王平传》中描述了一点详情，既使在这里，司马懿之败也被略去，然而恰恰是《王平传》中的这部分事迹，证实了《汉晋春秋》相关部分的准确性，而让我们能一窥其真相。
在这里，张郃与司马懿发生了最后一次争执，其结果是张郃最终丧失了性命。“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曹操定出这样的军法，也是当年有所认识的：征张绣之战，曹操正是以死地之兵，击退追来的张绣刘表联军，司马懿对此也定有所知。而此时的蜀军远胜于当年张绣刘表联军、木门道又是天下至险之地，在这样的地点追击这样的归师，实际上绝对是将张郃置于死地。张郃对此一定有所觉悟，然而主将有强令，他尽管“不得已”，还是得遵命，而这一次的情况，又被他自己料中了。
中箭身亡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张郃随司马懿前往相拒。后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追至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被飞矢射中右膝，死亡，被谥为壮侯，儿子张雄继嗣。由于张郃前后征战有功，魏明帝分张郃的食邑，封张郃的四个儿子为列侯，封他的幼子爵为关内侯。
张郃通晓应变之术，擅长布置营寨，预料战势、地形，一向准确，即使诸葛亮都对他有所顾忌。张郃虽为武将，却喜欢儒士，曾推荐同乡的卑湛，被皇帝下诏嘉奖，将张郃比作爱好儒学的东汉大将祭遵，并将卑湛提升为博士。
由汉至三国，军号泛滥，然则始终以大骠车卫、四征前后左右为最高。“征西”、“车骑”之制，可见《宋书·百官志》：“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由“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可见这两个军号都高于“前后左右”将军，同时又位次三司，按汉魏惯例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作为最高层次的军号，单处车骑、征西二者之一，已足见其重，在三国曹魏，却有一个“征西车骑将军”，遍观前后，担任此位的，只有一人，便是张郃张俊乂。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魏征西将军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左将军迁，是年转车骑将军。”“魏车骑将军一人，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征西将军迁，使持节行都督督军，三年战殁。”由此看来，洪饴孙是将《三国志·张郃传》里的“征西车骑将军”解释为张郃先后但任“征西”、“车骑”两个军号，然则还缺乏具体可信的记载证明此说。“车骑将军”一说，《晋书》有“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即使以之为信，然而最关键张郃任“征西将军”一说在任何正史里不见其事，所以张郃分任两号之说也就存在较大疑问。
作为比较正统的史料，《三国志》对军号、官位之事备及其详，即然郃本传里有“征西车骑”一说，其可信应是相当高的，另外，查诸《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更有：（八年）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这里明确提到的张郃，也是以“征西车骑将军”出现的，说明这个军号已被常璩所认同，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三国志》里这个军号的可信度。
另外，张郃在街亭之战的巨大作用，使得他一时间在曹魏军队中据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特殊军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具体情况将在街亭之战的分析里提到。
与同一个人发生这么多次争执，在司马懿一生中是仅见的，而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张郃所料中，司马懿在道理上处于劣势，自郃一死，全魏就再未出现在智计上使司马懿这样出于劣势的人。陈寿对张郃的评价是：“郃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这样的智将，在朝野内外有着崇高声望，为敌人所惧怕的同时也难免为猜忌多权变的司马仲达所忌惮。
更明显的是，此战中张郃所料皆如计，而司马懿先有上邽之失，后有祁山之败，这便势必会动摇他今后的统帅地位。于是，在国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木门口追击战很有可能成了司马懿借刀杀人之法。
由于最终的胜利，魏明帝也不便对大将之死再追究责任。《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晋书·帝纪第一》：“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司马懿在此战中出现这么多失误，最终还丧了大将张郃，却依旧得到厚赏，这只是因为，魏国最后，胜利了。
而另一方面，为张郃之死悲惜的，大有人在，最悲痛的，还是魏明帝本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谈话。《三国志·辛毗传》末注引《魏略》：“诸葛亮围祁山，不克，引退。张郃追之，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临朝而叹曰：‘蜀未平而郃死，将之若何！’司空陈群曰：“郃诚良将，国所依也”。由这段对话可见，张郃一度被明帝和重臣们视为国之支柱，他的死，是当时朝野伤悼之事。
历史评价
张郃是一位不仅让刘备忌惮，据说连诸葛亮都不得不小心提防的曹操名将，熟悉孔明“挥泪斩马谡”故事的人们都知道，街亭之败，虽可归罪于马谡用兵的可笑，但不也说明了张郃之善于用兵吗？想到街亭之役乃是导致诸葛亮出师不利的最大败因，张郃便更值得我们另眼相看了。
张郃出道很早，最初也曾加入讨伐黄巾的战团，几番周折之后，投至袁绍帐下。官渡之战时，张郃也曾向袁绍提过若干合理建议，不必说，“袁绍定律”决定了这些建议的结局。张郃在袁绍大势将去前的一刹那率军投向曹操，给了袁绍更加致命的一击。曹操显然对张郃仰慕已久，他见了张将军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韩信归汉了。"想到韩信乃是时人公认的千秋名将典型，想到曹操并没有盲目抬举他人的习惯，这份评价便更见贵重。然而，张郃并没有像同属降将出身的张辽、徐晃那样经常获得独当一面，自领一军的机会，苦差使倒接受了不少。在曹操行军过程中，我发现张郃常常充当某种工兵营营长之类的角色，在前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三国演义》的读者知道曹操曾被马超追得不可开交，幸亏神勇的许褚一面单臂划船，一面举起盾牌遮挡，才免于一死。这位神勇的好汉其实不是许褚，正是张郃。夏侯渊死后，为确保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张郃被手下民意选举为夏侯渊的继任者（这事后来得到了曹操的准许），但张郃任主帅的机会并不长，曹操死后，防备西川刘备的重任落到司马懿身上，张郃再次成为司马懿的副将。
诸葛亮忌惮张郃，难不成司马懿对他也有所防备。张郃之死，同样冤曲莫名，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司马懿以“借刀杀人”术害死的。战场上张郃再次击败了诸葛亮，蜀军只能退却。司马懿命令张郃追击，张郃表示反对，理由是“诸葛亮极善用兵，虽然一时撤退，也会沿途布防。且附近一带山势林立，地形复杂，一味追击，必有凶险”。然而军令如山，司马懿怪脸一翻，张郃只能知难而上，结果，诸葛亮预先埋伏在山上的蜀兵，正好乱箭齐发（好像还是那种诸葛亮亲自设计的十枝连发的强弩），张郃就地沦为一张活靶。——据说，张郃只是膝部中箭，膝部中箭怎么会当场死去呢？这中间只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