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28日诞生在雅斯纳维·波良纳庄园，这所庄园原是他外祖父的财产，托尔斯泰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外祖父品格端方，为人正直，与农民和谐相处，深受农民爱戴，这在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影响了他的一生，托尔斯泰后来思想的发展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托尔斯泰父母的早逝，使托尔斯泰变得孤独却又放荡不羁，喜好美丽的雅斯纳维·波良纳的大自然孕育了托尔斯泰淳朴自然的性情，那辽阔宽广的田野，曲径通幽的小路，流水淙淙的小溪，莽莽苍苍的森林，芬芳的铃兰草，欢快的牛羊，神秘的皓月，都使托尔斯泰悠然神往，致使他没有等到大学毕业考试就回到雅斯纳维·波良纳，而渴望过着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托尔斯泰在大学里醉心于哲学，他读过黑格尔和伏尔泰的作品，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卢梭，他研究过卢梭的全都作品，尤其爱读《忏悔录》。他在1905年写道：“从我十五岁的时候起，卢梭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一生受到两个重大有益的影响：一是卢梭的影响，一是福音书的影响。卢梭是永葆青春的。就在不久之前，我重读了他的某些作品，我青年时代早期阅读这本书时曾经有过的那种敬仰和惊喜之情又油然而生。”
托尔斯泰从卢梭那里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对强调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中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个性的束缚，十分赞同，但他完全接受并加以发展的还是卢梭在这种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追求人的个性完善，而主要是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忏悔意识。他在1857年1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青年》中写道：
我的理想以四种心情为基础：第一……对一个幻想中的女人的爱情……第二……对爱的回报……第三是希望一鸣惊人……第四，也是主要的，是自卑自贱和忏悔，这种忏悔与对幸福的期望合成一体，密不可分，不带丝毫伤感的成分……我甚至因为厌恶过去而感到愉快，而且拼命把过去看得比实际更加阴暗……忏悔和渴望完善，这是我在那种成长时期的新的主要心事，我因之对自己对别人以及大千世界开始产生了新的看法。
无疑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确实是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卢梭的影响，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有趣的是托尔斯泰还受到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影响，这是东方文化向西方移位过程中很值得探讨的现象。托尔斯泰曾经借助英、法、德等国文学，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论著，他亲自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写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思想影响“很大”，老子则是“巨大”的。1905年12月4日，托尔斯泰在给当时彼得堡政法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说：“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1906年9月至10月间，他在给另一个中国著名学者辜鸿铭的题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的复信中写道：
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这主要是中国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对他们的注疏。我也读过中国有关佛教的书籍以及欧洲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
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使他吸受了儒家“自省”、“自讼”、“每日三省吾心”的内省思想。这种内省思想不同于西方的忏悔精神，西方的忏悔主张心灵开放，沟通内心与外界的交流，强调向心外（上帝）求真理，而内省思想则主张心灵封闭，隔绝内心与外界的交流，强调向心内（实际是先天的道德观）求真理。内省思想实际将认识论、道德观、人性论熔于一炉，片面夸大了主观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其实“知这良知诀盗，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使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不过是一种虚妄。托尔斯泰吸收这种内省思想，实际上是强调了道德观，他从老子的“无为”中看重的其实也是“道德自我修养”和“勿用暴力抵抗邪恶”。
由上可见，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是一种最虔诚的忏悔意识，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家庭教育，西方民主思想尤其是卢梭（包括福音书）的影响，中国儒家哲学。因此，这种忏悔意识是东西文化与俄罗斯文化撞击的产物，是托尔斯泰的个人气质与人类文化自然融合的表现，这只有文化巨人才能做到。
鲁迅在他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及其后一段时期曾受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吸收过“世纪末的果汁”，自然也吸收过当时流行的托尔斯泰思想的“果汁”。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很注意托尔斯泰。1908年在《破恶声论》中，鲁迅第一次赞美了托尔斯泰：“奥古斯丁也，托尔斯多（即托尔斯泰）也，约翰卢梭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这儿的“自忏之书”包括了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鲁迅赞美托尔斯泰的“自忏之书”伟哉，这是因为他们在背叛自己所隶属的封建阶级这一点上，有着一定程度类似的经验。鲁迅对托尔斯泰的贵族式的忏悔，是有切身感受的。他赞美托尔斯泰的忏悔，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忏悔是真诚的，是“心声之洋溢”，是“至诚之声”。
鲁迅从托尔斯泰那里接受了坦荡与真诚的忏悔意识，《热风》集中的《无题》和小说《一件小事》便流露着这种坦荡与真诚的托尔斯泰忏悔色彩：外来事物的冲击，引起内心对崇高善良人性的发现，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使自己玷污了的灵魂得到荡涤和升华。由于崇高人性的发现，“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再“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但是必须看到，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并不都是从道德自我完善出发的，这仅是一个方面，即“慈悲”的一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从嫉恶如仇的一面来接受的。鲁迅从西方各种思潮中吸收的精髓是反传统的精神，因此，他对托尔斯泰企图通过人们真诚的忏悔和道德上的复活来达到社会的改造，由每一个灵魂的洗礼和更新来达到社会的变革，并不完全赞同。他与托尔斯泰不同的是他不沉溺于爱的说教，对于阻挠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保守、邪恶和顽固的势力，主张进行韧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认为只有憎才能爱。所以他更赞赏托尔斯泰嫉恶如仇的一面，称赞托尔斯泰是一个“轨道破坏者”，一个“偶像破坏的大人物”，一个“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的彻底而坚决的破坏者。
鲁迅认为旧象愈摧破，人类才愈进步。因此，他执意要做一个旧传统的破坏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必须用暴力去改造社会，他曾多次申明自己是一个愿意平和的人，认为平和的方法是可贵的。他主张用爱来联结人心，联系社会；由觉醒的人来背着因袭的重担，解放下一代，以达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而，鲁迅的破坏，是要对旧的文化传统的反抗和批判，他的忏悔意识便表现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反思。
如果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所创造的事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那么文化从整体上讲可分为三个层次：外层是物的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第二自然”，或对象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理论，社会制度等；核心层（即深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这三个层次彼此相关，形成一个有机系统：文化的外层是最活跃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深层则是最保守、最稳定的因素，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
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追求建立哲学体系，但他的一生，始终以一种十分迫切的心情注视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孜孜不倦地以罕有其匹的韧性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着严肃的分析和判断，开创了一个中华民族必须世代相续的伟大工程——改造和重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鲁迅从准备进入文学领域时就把立足点深深插入了民族文化心理的土壤，他认为如果不致力于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任何革命都“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深层反思，是从文化的集体心理和个人心理两个方面展开的，他在十分痛苦和艰巨的反思过程中，将托尔斯泰那种感情浓烈的虔诚的忏悔意识改造成为理智明晰的清醒的自审意识，这种演变了的忏悔意识是民族共忏悔的意识，是主体超越时代的忏悔意识，它在对民族文化集体心理的反思中达到了对个体（或自身）的认识和把握，又在对个体（或自身）心理的反思中达到了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和把握。自审意识是东西文化与鲁迅个人气质相融合的光辉结晶，也是这位文化巨人超越时空的奥秘所在。
（二）
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和鲁迅的自审意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所不同的是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而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他们一个是道德哲学家，进行着孜孜不倦的道德说教，一个是义无反顾的斗士，对民族和个人进行着无情的解剖。他们都共同进行着改造人的灵魂的伟大工程。
托尔斯泰是他那个时代俄罗斯民族忏悔的先驱，他站在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对俄国封建的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都作了猛烈的批判，并且揭露了从上到下的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然而，“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托尔斯泰把农民的心理放到自己的批判、自己的学说当中”，“甚至把他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漠视，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恶不抵抗’，以及他们对资本主义和‘金钱势力’的无力咒骂，都带到自己的学说当中去了”。
托尔斯泰不是以一个文学家，而是以一个道德哲学家的口吻真诚地孜孜不倦地为自己的过去而忏悔，为俄罗斯的过去而忏悔，他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宣传他的学说：要求社会上的人们遵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主张勿用暴力抗恶，规劝人们消除对立，讲求团结，通过爱来感化人们，期待压迫者的良心发现和忏悔，在道德上自我完善；他提倡不合作主义，号召人民群众不为统治者效劳。
托尔斯泰学说尽管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思想家、文学家，他为改造人的灵魂的苦口婆心却是永远为人们所称道的。
鲁迅在他进行的改造人的灵魂的伟大工程中，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面对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义无反顾，英勇冲击，他是中华民族具有自审意识的先驱，他从传统文化的集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两个方面无情地解剖民族和自己。
他对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具有超人的透视力，他第一个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非人道主义成分，深刻而形象地概括为“吃人”。他发现上等人吃下等人，同等人互相吃，即使是被吃着，也有意无意去吃别人几口，更有甚者自吃而不知，这种发现需要何等清醒的自审意识！他曾在《呐喊》、《彷徨》中完整而形象地为我们勾勒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仁义道德”吃人的图画，表现了他对民族文化心理异常清醒而透彻的了解。在民族文化心理的诸因素中，他着力研究了民族性格。国民性研究是他集西方现代思潮的精髓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进行透视的聚光点，他尖锐地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一生都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他的小说塑造了一大群没有觉醒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阿Q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国民性的弱点，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了他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愿望。所以到1925年，鲁迅还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鲁迅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革，解剖了民族文化的集体心理，也解剖了全部中国传统文化，人们从这个聚光点的折射中，不仅认识了本民族文化的状况和性质，还认识了自己的文化心理状态。鲁迅就是在民族文化集体心理的剖析中，也剖析并认识了自己。茅盾曾说，“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鲁迅自己也坦率地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
鲁迅从启蒙时期就深受中国古文化思想的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却不为古书所囿，以为“文章误我”。说他苦于中了些庄周、韩非的毒，恼于摆脱不了这些古老的鬼魂。他对许广平说：“我的思想太黑暗。”并在《二心集·序言》中写道：“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鲁迅经常在矛盾、彷徨、痛苦中挣扎，有时甚至陷入绝望的境地，悲观到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族”，改造国民性不可能。他感叹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
但鲁迅的伟大正在于他能在矛盾、彷徨、痛苦中不断地解剖和批判自己，正如他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地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他还说：“彷徨，我确曾彷徨过，毫不想掩盖……‘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什么呢？不知道，但还要求索！”
“积习之深，我自己知道。还没有人能够真的解剖到我的病症。批评家触到我的痛处的还没有……还没有人解剖过我像我自己那么解剖。”
鲁迅就是在这种对民族文化集体心理的剖析中认识了自己，又在对自身心理的剖析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了民族文化心理，从而为他从整体上去审视整个民族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托尔斯泰和鲁迅作为文化巨人，他们的忏悔意识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民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他们的忏悔往往是代表民族的忏悔，哪怕这个民族并不喜欢忏悔。无疑，由个人的忏悔意识发展成为民族（或代表民族）的忏悔意识，这是文化巨人之所以区别于他人的原因。
托尔斯泰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一切从道德出发，因而注重民族文化中道德情操的审视和忏悔，尽管也注意到道德情操以外其他文化元素，如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教育、艺术、风俗、信仰等，他都探讨过，而且不乏卓越的见识，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切几乎都被淹没在他的滔滔不绝的道德说教中，道德哲学统治了他的头脑，使他忽略了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他没有意识到但客观上是以道德情操这个仅仅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方面代替着全部文化。因此，尽管他的忏悔是怎样的虔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时是怎样的激烈，也不能避免他的作品、观点和学说的矛盾，由此便造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清醒的反思，一方面又对文化传统进行狂热的辩护，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团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
鲁迅吸收过“世纪末的果汁”，他的现代意识要比托尔斯泰强烈，他以一个现代人应有的眼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他以国民性为聚光点，由内而外，即由文化的深层透视转而向文化的中层、外层辐射，达到了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观照，因而很注重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和封建专制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它的人道主义因素几乎丧失殆尽，成为扼杀人性、窒息思想的文化机器，它的几乎不可救药的堕性成了中华民族寻求发展的最可怕的重负。因此，鲁迅从不因为传统文化有过多么灿烂辉煌、举世瞩目的时期，也不因为传统文化曾创造了多么悠久的民族文明而失去他异常清醒的自审意识，他痛心传统文化较之西方落后，却又对中国民族最缺乏的反传统精神毫不留情地举起了批判的旗帜。因此，这就造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文化现象：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决绝的彻底的否定。
1925年1月，《京报副刊》在征求“青年必读书”的书目时，鲁迅应约答复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认为这“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绝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他说他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鲁迅不仅用个人的体验否定传统文化，而且以史实为根据，论证“古人并不纯厚”这一真理。他指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所受的压迫是“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古老中国的文化就是用老百姓的血一滴一滴凝结起来的。鲁迅前期就经常把旧中国比做是“吃人的筵宴”，揭露它是一个虚伪的社会，并深刻地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瞒和骗”的文艺，“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他后来愈加看清了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毒害，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他形象地将传统文化对民族精神上的毒害比做是“软刀子”，他指出：
有些读书人说，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又何必这样决绝地抛弃呢？是的。然而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了，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铡，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正因为鲁迅对民族传统文化在整体上有着如此清醒的科学的认识和一种强健而巨大的透视力，他才以超人的勇气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了决绝的彻底的否定。鲁迅的否定，出自于追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庄严的责任感，出自于他对导致民族落后的民族弱点的沉痛的针砭和迫切改变国民性的愿望，出自于积极吸收他民族长处的“拿来主义”精神，出自于重新建构适应现代中华民族发展需要的新文化系统的胆略。
后人尽管可以说鲁迅未免偏激，然而没有这种“片面的深刻”和“深刻的片面”，鲁迅何以为鲁迅呢？只要中国文化一天没有彻底扫除封建残余，鲁迅的这种清醒的自审意识就一定依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四）
在俄罗斯文化土壤上产生的托尔斯泰和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产生的鲁迅都是集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封建贵族阶级，都怀有一颗宽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他们都主张爱，托尔斯泰用博爱精神一生都编织着爱之网，鲁迅则以批判扼杀人性的丑恶现象为任，一生都建筑着憎的丰碑。
东西文化移位，形成托尔斯泰最虔诚的忏悔意识和鲁迅最清醒的自审意识（演变了的忏悔意识）。
1.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来源于三个方面：家庭环境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包括福音书）；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的内省思想。
鲁迅的自审意识既受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的影响，又出自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反思，它是主体超越时空的忏悔意识。
忏悔意识和自审意识是东西文化与托尔斯泰和鲁迅的个人气质相融合的产物。
2.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和鲁迅的自审意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不同的是托尔斯泰站在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他们一个是道德哲学家进行着孜孜不倦的道德说教，一个是义无反顾的斗士，以国民性为聚光点，对民族和个人都进行着无情的解剖。
3.作为文化巨人，托尔斯泰和鲁迅的忏悔意识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民族的，甚至是全人类的。
托尔斯泰注重对民族文化中道德情操的审视和忏悔，忽略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因而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最清醒的反思，一方面又对文化传统进行狂热的辩护。
鲁迅由内外对民族文化完整的审视和忏悔，注重传统文化的整体功能，由于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深刻认识，因而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了决绝的彻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