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19世纪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当中，受到鲁迅先生尊敬和佩服的，当首推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每每论及俄罗斯大作家时，往往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首位，这绝不是偶然的，两位文学巨擘都因以小说描绘人类灵魂而著称，鲁迅对国民魂灵的无情剥脱形成了他的双重艺术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苦难灵魂的残酷拷问建起了他的“摩天祭坛”。两人的小说创作都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实主义。
（一）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小说创作都有一个崇高的发端，在鲁迅是为了唤醒沉睡的民众，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做到“国民精神之发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为屈辱的以及人人抛弃的人请命”。因此，他们的艺术着眼点始终是“人”，是“人”的独立价值，也是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大师相通的地方。
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认为“立国”“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就必须改造落后的国民性。鲁迅为此作了毕生的努力，他把广大群众的觉醒作为“立人”的目的，因而他的小说着眼点便放在“人”身上，往往通过对人们灵魂的无情剥脱和深入剖析，揭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对群众精神的毒害、摧残及其造成的恶果，热切希望群众早日觉醒，成为具有新思想、新道德的新人。鲁迅先生将他犀利的笔锋刺入生活的底蕴和历史的深处，揭开的不仅仅是人物惨痛生命的悲剧史，而且是人物内心布满历史积垢的灵魂：忠厚的华老栓对人血馒头的迷信和虔诚，质朴的祥林嫂对死后会被两个男人分劈的恐惧，空幻的陈士成落榜后的精神分裂，一无所有的阿Q于土谷祠浪漫的“革命”幻想曲，多子多灾的闰土对儿时好友吐出“老爷”的卑怯……鲁迅像一个高明的解剖家异常冷静地剥脱着一个个麻木的灵魂，将“立人”的重大课题推到人们面前，引起人们的严峻思考。
经历过长期监禁、流放、受尽了身心的折磨，对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刻体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宣称：“十九世纪一切艺术的基本思想，就是复兴被环境压迫、时代积习和社会偏见不公正地压倒的、垂死的人……为屈辱的以及人人抛弃的人请命。”他把自己的创作称为“最高意义的现实主义”，而其核心就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主人公被卷入生活的旋涡，甚至跌入罪恶的渊薮，迫切的追求，紧张的探索，折磨着他们的身心，他们仍在挣扎中倾诉自己的可怜和不安，显示自己灵魂深处彷徨、绝望、犯罪、赎罪、受苦、享乐等种种剧烈的冲突，以及对道德和宗教的探索，似乎要让人们听到他们内心的呼号，如《罪与罚》中心地善良、敏感、富于同情心却倾倒于超人理论的拉斯柯尔尼柯夫杀人犯了罪，还用充分的论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动机的高尚，但他的心灵毕竟承受不了道德的重荷，忍受不了良心的痛苦，不能不活活地折磨自己。
无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内心的奥秘观察得非常深邃，他仿佛把人心灵深处的每一个角落都彻底翻抖出来，连细小的隐私也不容躲藏。这正是对人有着真切理解，而孜孜不倦探求人生的根本意义，思考人与社会关系的伟大人道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
（二）
由于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以“人”的灵魂为艺术的着眼点，因此，他们的小说创作不同于一般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观照，他们将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深邃思考融进了他们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中，使典型人物具备了高度的哲理性，这是他们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的关键因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文学家的鲁迅，同时又是中国近代和20世纪初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批判，其彻底、坚决的精神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他对人生价值、社会理想、民族命运的孜孜不倦的探求，其深度和力度也是他人难以达到的；尤其是他对改造国民性的毕生追求是他对中国思想革命和文化建设的独特贡献。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便带有显著的思想家的特点，塑造的典型人物，与其说富有哲理性，倒不如说这些人物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具象化，但又不是抽象概念的具象化，而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他们的性格和精神都个性化了，而个性也精神化和性格化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将他的艺术着眼点对准“人”的灵魂时，是将思想也作为艺术的描写对象融入整体的艺术构思之中的，他的小说始终闪烁着改造国民性的理性的光辉，在这一理性光辉的照耀下，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大群悲剧人物。
阿Q是鲁迅塑造的最富哲理性的典型，包含着深邃的历史哲理意蕴。他始终不懈地解剖阿Q病态的心理和荒诞的思维，即阿Q精神。可以说，阿Q精神是鲁迅对历史和现实作出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艺术概括，最充分不过地体现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无与伦比的深刻思考和探索，体现了他思想家小说的特点。
第一，阿Q精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物，它主要表现为奴隶主义。鲁迅认为，缺乏诚与爱的奴隶主义是中国国民性的根本弱点，卑怯而残暴，谄上而欺下，自欺而欺人，陈腐保守而投机取巧则是奴隶主义的产物和具体表现形式，而产生奴隶主义的根源，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礼”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对人们精神的驯化和钳制，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精神枷锁下，社会心理虽然顶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实质不过是要人们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把人们陶铸成柔弱虚伪的奴才。
第二，阿Q精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蹶不振的失败主义历史环境里滋生和膨胀的病态心理。中国几次奴于异族，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历史一步步陷入失败主义的困境，并迅速达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首先，失败惨痛的现实阻碍了民族心理中积极入世、乐观进取的实用精神，使其演变成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其次，注重精神修养的心理蜕变为以虚幻的精神自足来掩饰和逃避现实的苦难，以臆造的精神优胜来补偿现实的失败，从而求得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虚假平衡。民族文化心理的这种衰竭病变到了辛亥革命时代日益加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死亡。
鲁迅的深刻还不在于此，还在于阿Q精神不仅写出了中国的一切“谱”，还写出了一切弱小民族，一切受压迫受欺侮的民族的病态心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全人类的某种共同的病态心理，这就使得阿Q成为千古不朽的艺术形象，享受着独一无二的艺术殊荣，永远成为人们思想的一面明镜。
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敏感、情感丰富、富于同情心，有着非凡的哲学家的意识以及浓厚的东正教的色彩，因此，他的精神总是处于尖锐的对立：一方面是对现实的厌恶和愤恨，另一方面又热望调和各种矛盾。这不仅成了他对自己和别人的可怕的折磨，而且成为他创作小说的主导特点之一，使他的小说成为多声部性的复调小说，从而以其成功的对话向人们灌输他的哲学意识和东正教思想。正如巴赫金指出的：所有在小说里真正起作用的声音都是“信念”或“对世界的看法”，而它们又不是单纯的抽象的理论，而仿佛是来自人物“血液成分”本身，跟人物血肉相连，构成人物本性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极其活跃的思想，它们促使人物采取特定的行动。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思想作为描写对象融入整体的艺术构思中，他才得以一反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即塑造的人物不是某种性格典型，而往往是某种精神、某种思想、某种气质的典型，而这些典型都带有病态的狂热，乃至歇斯底里，并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柯夫，只强调自我的存在，一切言行的目的就是证明自我价值与能量，而不顾社会人应遵循的共同法则和道德制约作用，最终陷入精神的孤独和挣扎之中；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的人，在他们的内心与行为中交织着善与恶、爱与恨、高尚与卑鄙，分不清彼此，相互撞击，造成内心的极端苦闷，因而性情怪戾，喜怒无常。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典型人物一旦出场，一般性格已经形成，而且总是顺着一定的哲理思考和伦理道德准则的轨迹发展，并常常表现为欲达到精神和谐而自觉接受悲剧命运的苦难，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柯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卡拉马佐夫、《群魔》中的塔斯夫罗京都是在犯罪之后为了精神上的解脱而宣告了自己的“死刑”：拉斯柯尔尼柯夫主动向警察局自首，伊凡于道德法庭上给自己定了杀父罪而精神崩溃，塔斯夫罗京则上吊自尽。这些都显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同社会邪恶的绝望的冲突，表现了作家对被遗弃了的人的悲哀和痛苦的关心，对于人的个人追求的力量的思考，但这种关心和思考，却又仿佛是“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充满东正教的色彩，以至连鲁迅也“常常想废书不观”。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奉行一种“快要破裂的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驻足东正教的结果，也是他最终未能登上人道主义顶峰的根源。因此，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持批判的态度，这正是他的思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显得更深刻的地方。
（三）
因为描绘人的灵魂，并将思想作为描写对象融进整体的艺术构思中，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便具有了一种象征的性质，所不同的是鲁迅追求的是严峻的象征主义的艺术境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追求的则是崇高的象征主义的艺术境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象征主义的宗师波德莱尔是同一时期的作家，但他追求的崇高的象征主义的艺术境界跟前期象征主义在审美本质特征上是不同的，他的天才虽然使人感到深不可测，但他的作品却并不使人感到非常神秘，他的作品寄托着作家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对人民灵魂纯洁的礼赞，对探索者、追求者的理解，对和睦、仁爱、宽恕、忍让的精神境界的向往，对人类灵魂奥秘的剖析和探究，尽管仿佛是在布置精神上的苦刑，但他特有的敏感和深沉的气质，形成了一种崇高的艺术境界，于苦难中显出悲剧性的高尚，于卑微中显出一种超尘拔俗的追求。因而，他“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决定了他深沉、阴郁、悲怆的创作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太关心细节性的象征手法，他的作品倾向于总体性的象征，如“罪与罚”，三个字可以说是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象征性的概括；“白痴”在现代人心目中象征着善良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描述现实的痛苦世界时，又进行着哲学象征，“以他素有的非凡的思想、感情和形象，建起了一座摩天祭坛，那里是无所不有：巧妙的诡辩、矿工的信仰、‘圣痴’的疯癜、精密的分析、用有宗教思想人物的远见卓识来笼络读者”。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可以说“不是写给他同时代的某位作家，眼下看来也不是写给以后的某位作家，而只是写给后世的，写给社会上出现新的力量并且建立起全然不同局势的那个时代的”。这大概就是具有悲剧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象征意义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思潮、流派、倾向的作家都不同地感受到了他的影响。无疑，20世初的鲁迅在全方位吸取域外优秀文化时，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的崇高的象征主义的艺术境界中得到了启迪。但鲁迅最早翻译的是象征主义者迦尔询、安特莱夫的作品。对于波德莱夫，也早就引起鲁迅的注意。因此，鲁迅接受象征主义的精华，是全方位学习域外文化的结果。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他的阴冷、冰凉中裹着烈火的气质，他的娴熟的艺术技巧，他的气度宏放的拿来主义和开创中国现代小说新形式的勇气和魄力，使他必然要寻找一种既能容纳和概括而又能传达出意蕴中心的表现手法，他吸收了传统和西方象征主义的长处，弃其神秘主义思想和颓废倾向，以我为主，将其精华消融到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形成了严峻的象征主义的艺术境界，使小说的概括力和凝聚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达到了内面世界和外面表现之差的消融。
鲁迅所创造的严峻的象征主义的艺术境界并不主要通过象征性的物象去完成，而是由他描绘的那个带着历史的遗憾和时代痛苦的世界，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一系列象征性的生动形象——沉默的国民魂灵的群体形象而获得实现。
鲁迅小说（主要是前期小说）描绘了200多个人物（包括那些众多的没有姓名的），这些人物各自都有自己的象征寓意：赵太爷、假洋鬼子、郭老娃、七大人等代表着统治阶级；丁举人、赵七爷、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等代表着帮闲阶级；单四嫂子、华老栓、闰土等代表着善良而怯懦的劳动人民，阿Q既是落后农民的代表，又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化身；狂人代表着反封建的勇敢斗士；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则代表着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如此等等，构成了沉默的国民魂灵的群体形象，从而体现了鲁迅小说的整体象征意义。
无疑，鲁迅描绘的人物形象，尤其悲剧人物，是令人难忘的。但鲁迅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紧紧仰仗象征的巨大容涵性和巧妙的暗示性，使作品描绘的现实世界和塑造的系列形象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不断产生飞跃和升华，从而获得一个比他所描绘的表层世界更富有意义和想象的审美世界。
这就是鲁迅小说象征的轴心力量和暗示作用，它使得鲁迅小说变成双重的艺术世界：一个是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悲凉的世界，一个流动着历史的缺憾和民族遗风的世界；一个是由这些国民魂灵的系列形象象征的世界，这是一个历史意识和当代精神互相映衬而观照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让世人和后人激动不安，在沉默中思考、在思考中觉醒、在觉醒中奋起、在奋起中超越的世界，是一个旋转着的多姿多彩的具有无限审美空间的世界。这两者的叠合、交织、融合，使小说产生了难以抗拒的魅力。
（四）
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以毕生的精力对人的灵魂进行追根究底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们对社会、对世界，尤其是对人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艺术概括，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现实主义，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同时他们又各自以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作家的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双重艺术世界，从而在文学史上竖起一块巍峨的丰碑，并作为文学的一种范例，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作为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巍然的三座文学高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之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深不可测的天才，他的伟大的良心和敏感，对人类苦难的近乎折磨人的表现是无与伦比的，他建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摩天祭坛”，不仅在过去，在现在被人们广泛地探讨，而且在未来，也将使人们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