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用语言描绘
在说话中还有一个常用方法是比喻。比喻的作用是使抽象难懂的道理形象化、生动化，更易于为听众所理解。法国哲学家艾兰曾说过：“抽象的风格总是差的，在你的句子里应该充满了石头、金属、椅子、桌子、动物、男人和女人。”比喻就是使语言形象化最常用的方法。
好的比喻本身就可以作为经典被人们记下来，流传久远。意大利著名男高声歌唱家帕瓦罗蒂曾有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说：“听众的鼓掌就是我的氧气，我的嗓子是在热情的听众面前才开花结果的。”至于培根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雷锋的名言“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之所以流传这么久，都是因为比喻的巧妙。比喻使枯燥的道理变得更形象、生动。
前汉刘向《说苑》中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有人对梁王说：“惠子这个人说话善于打比喻。假如大王您不让他打比喻，那么，惠子便没法说话了。”
于是，梁王对惠子说：“希望你今后发言时不要打比喻了。”
惠子回答说：“假如有个人不知道‘弹’为何物，你告诉他‘弹就是弹’，他能明白吗？”
梁王说：“当然不能明白呀。”
惠子接着说：“如果你改换一种说法，告诉他：‘弹的样子像弓，是用竹子作弓弦。’那么，他该明白了吧？”
梁王说：“当然明白了。”
惠子说：“我要把我知道的事物，告诉不知道这事物的人们，你说不打比喻，行吗？”
梁王说：“你说得太好了，不打比喻是不行的。”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梁王本来是不许惠子再打比喻的，可是惠子又悄悄打了一个比喻，说得梁王口服心服。惠子真是个“善喻”的能手。
惠子在这个故事中，指出了比喻的重要功用——“把我知道的事物，告诉不知道这事物的人们”，也就是要“以熟喻生”，达到“化生为熟”的目的。
在我们的日常交际中，常常需要论述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如果配以贴切的比喻，就会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
为了使听众乐于接受你的道理，请常和比喻交朋友，形影不离。
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有个弟子叫子路，子路不大重视学习，孔子很想改变子路的这个缺点。
有一天，孔子对子路说：“你有什么爱好？”
子路答：“爱好长剑。”
孔子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学习怎样？”
子路毫不在乎地反问：“学习也有好处吗？”
孔子说：“一个国君，如果周围没有敢于劝谏的正直之臣，他在政策上就要失误。一个君子，如果没有能够给予他教益的朋友，他在品德方面就会有失检点。驾驭烈性的马，不能放下手中的鞭子。操纵弓箭，决不能离开矫正弓箭的器具。木头经过墨绳的规划加工，才能变直。人们经常听取不同意见，才能变得非凡。如果你肯于学习，就能顺利成长。要想成为一个君子，不能不学习。”
子路虽然觉得老师讲得句句在理，但仍有点疑惑不解，就也打了一个比喻反问：“南山上的竹子，不经加工自然直。砍伐下来制成箭，能够射穿犀牛皮做成的盔甲。这样看来，又何须学习呢？”
孔子借用子路的比喻，进一步开导他：“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用竹子削成的箭，虽说也能射穿物体，但不会是很锋利的。如果削出箭尾，插上羽毛，再装上箭头，就会射得远。如果把箭头再在磨刀石上加以磨砺，射得不是会更深吗？”
这一番形象生动的比喻，终于打动了子路。他赶紧拜谢道：“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
上述言语中，精妙的比喻互相出现，各自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见解。由于孔子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又运用了一系列贴切浅显的比喻，一步步征服了子路的心。可见孔子这个大教育家也是“善喻”的能手。
“善喻”小则可以教育一个人改正缺点，大则可以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公元前323年，楚怀王派昭阳率军攻打魏国，大败魏军，夺取了八个城市。正当昭阳奉楚王之命准备进攻齐国的时候，齐国的特使陈轸来见昭阳。
陈轸先是代表齐国祝贺昭阳立下的赫赫战功，接着问昭阳：“按照你们楚国的规定，获得这么大的战功，该升到什么官职呢？”
昭阳回答：“可以升为上柱国的官。”
陈轸又问：“比上柱国再大的官是什么？”
昭阳答：“那只有令尹子了。”
陈轸说：“令尹子是国王手下最高的官，楚王不会设两个令尹子。因此，你昭阳今后无论再立多大的军功，也仍然是个上柱国罢了。”
听到这话，昭阳似乎没有多大的反应。于是陈轸便讲开了故事：“楚国有个掌管祭祀的人，赐给他的门客们一壶酒，门客们说：‘主人的酒只这么多，大家都饮，不够喝，一人饮还差不离。这样吧。咱们在地上画蛇，谁先画成了，这酒就由谁喝。’于是大家比赛画蛇。有一个人先把蛇画好了，本来酒该他喝，可是他却说：‘我还能给蛇画足。’正当他画足时，另一个人把蛇画完了。这个人说：‘蛇本无足，你画的蛇不算数。’说完，抓过那酒壶高高兴兴地喝起来。”
讲完了“画蛇添足”的故事，陈轸展开了“攻心”：如今你大败魏国，得其八城，你的官升到了顶。你还打算进攻齐国，齐愍王对你很害怕，你的名声早已威震四方，你该知足了。如果你功成名就之后，仍不知足，再发兵齐国，那时，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被齐国打败；二是可能功高震主。这二者都能给你带来杀身之祸。这和画蛇添足又有什么区别呢？”
昭阳听了这番话，觉得很道理，于是立即下令退兵，停止了攻齐的军事行动。
在这个历史事件中，陈轸以“画蛇添足”的故事使昭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停止了攻齐，从而挽救了齐国。在整个游说过程中，比喻说理的言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善喻”的陈轸的功劳不亚于千军万马的征战，生动地体现了刘勰的名言“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比喻贵在抓住事物的特征。古人历来十分注意进行这方面的训练。《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晋政治家谢安在一个寒冷的下雪日子里，把家里的子侄们聚集在一起，同他们谈论做文章的规律。不一会，雪下大了。谢安兴致勃勃地说：“白雪纷纷何所似？(这纷纷扬扬的雪花像什么呢)”
侄儿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
(在空中撒盐大约可以比拟吧)”
侄女谢道蕴却答道：“未若柳絮因风起。”
(不如用柳絮随风飘舞来比拟)
谢安听了大笑，连连称赞。
在这则故事中，谢朗把纷飞的白雪比做“散盐空中”，谢道蕴则比做“风卷柳絮”。两个比喻都符合“像”的要求，但后者显然优于前者。前者仅仅抓住了雪与盐颜色上的相似，后者则不仅顾及了颜色，而且还抓住了柳絮与雪花轻柔飘飞的形态上的相似之处，这就比以盐喻雪高明得多了。所以谢道蕴的比喻受到了谢安的称许。
精彩的比喻来源于深思。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经为了描绘一个孤独的男子怎样珍爱自己的爱人，苦思了两天，还找不到恰当的词句。第三天夜晚，又思考到头昏脑涨才躺下。睡到半夜，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
“我将保护和疼爱你的身体，就像一个在战斗中残废了的兵士，爱护着他唯一的一条腿。”
于是，他迷迷糊糊地跳下床，在黑暗中摸到一根烧焦了的火柴在烟盒上匆匆写了了“唯一的腿”，然后倒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烟盒上写着的字，他又想了足足两小时，才将句子完整地回忆出来。
由此可见，一个精彩的比喻是来之不易的。每一个力图使自己的言辞具有更强感染力的人，不可不研究比喻的窍门。
毛泽东说话好用比喻，他的比喻往往闪耀着思想、智慧的光芒。他的许多妙喻，看似顺手拈来，实则深思熟虑。在与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他经常是妙“喻”如珠，一语胜千言。
1941年11月，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向共产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党内有些同志很不理解这一建议，甚至还怀疑李先生提出这个建议的动机。毛泽东慧眼识良策，果断地采纳了这一建议，还写了一篇名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专文，阐述与推广这一政策。文中写道：“目前根据地的情况迫切要求我们脱掉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应于作战，再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要以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肠胃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全文虽然只有短短两百多字，却妙“喻”连珠，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李鼎铭先生的建议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高度的赞赏。
毛泽东的比喻既有深刻而鲜明的政治性、政策性，又极富情感性，是打开别人心扉的一把好钥匙。
1949年，毛泽东刚刚进入北京，就邀请党外知名进步人士到住所叙旧、谈心，共商建国大事。有一天，司徒美堂去拜访毛泽东，由于他年老多病坐不了汽车，所以毛泽东让卫士把自己的躺椅绑上两根木棍做成了一副滑竿，把老人抬到客厅门口，毛泽东亲自上前去，用双手搀扶着他下“轿”。在与司徒美堂交谈时，毛泽东了解到他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很肤浅，带着很多疑虑，认为民主人士只能是为共产党“捧台”、“抬轿”，便解释道：“我们以后要长期一块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能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
毛泽东用“坐轿”与“抬轿”，极其通俗生动地阐明了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共事的方针政策，他借事设喻，巧释疑虑，真是妙不可言，恰到好处。司徒美堂刚刚当了一回“坐轿者”，体会犹在，能不相信毛泽东的话吗？
1949年2月22日，刚刚决定起义的傅作义受毛泽东之邀，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亲自迎接傅作义的到来。一见毛泽东，傅作义便立正敬礼道：“傅作义负荆在此。”毛泽东握住傅作义的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兵戎相见，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这次发动内战，众叛亲离，最后还是你们把他甩掉了。”
一席话令傅作义容光焕发，精神振奋。回到北京后，他对身边的人叙说这次与毛泽东晤谈的详情，十分感慨：“真是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啊！此行如拨云见日，极受教益。”从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到西柏坡的“姑舅”相会，毛泽东用一个比喻就生动而清楚地说明了傅作义与共产党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从今往后，傅作义就是共产党的“亲戚”，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了。人情味一旦渗入到政治关系当中，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作用。刚返回北京的傅作义，立即发表了《北平和平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