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南地处甘肃南部陕、甘、川交界地域，是关中平原通往巴蜀的交通要道，山川秀美，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史前时期就有先民繁衍生息，从古至今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地理条件，造就了富有地域特征的民俗风情和文化艺术，民间刺绣就是其中之一。陇南民间刺绣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男耕女织”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晶，赵逵夫先生在其论文中考证，陇南北部的西和、礼县一带就是秦先民的发源地“西犬丘”，而发明“女织”的人就是秦人的始祖女修，所以女织文化在古老的陇南大地世代传承。时至今日，陇南虽经历了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融合，但勤劳善良的陇南各民族妇女依然保留和承传着“女织”文明的优良传统，刺绣艺术就是女织文明的延续和进一步发展。陇南境内各县民间刺绣的种类丰富，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陇南民间刺绣虽然没有中国传统“四大名绣”著名，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使当地的许多传统民间刺绣艺术保持了原创性特征，是陇南民间妇女寄托情感的主要艺术形式，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从各种民间刺绣的艺术风格来考察，受中原、秦陇、巴蜀、氐羌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从而使陇南市各县民间刺绣在保持个性特征的同时，形成了陇南民间刺绣的总体艺术特色，即在造型、图案、色彩方面既有中国北方传统民间美术的总体特征，又受当地少数民族民间美术文化的影响，热烈中不乏沉静，泼辣中蕴涵素雅，艳丽中透出明快，饱含着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审美情趣。陇南民间刺绣的种类主要有荷包、兜肚、缠腰、枕头、出脱帽、鞋垫、袜底、绣花鞋、围裙、门帘等。
其中枕头、荷包、鞋垫目前在全市境内的农村依然广为流行，以西和、宕昌的枕头、鞋垫刺绣最有代表性。在西和农村，传统样式的枕头依然流行，尤其在婚嫁习俗中，刺绣精美、喜庆吉祥的枕头、鞋垫依然是姑娘的重要嫁妆之一，鞋垫的使用更为普遍，枕头顶刺绣无论规模还是纹样、色彩的艺术性方面，均代表了本地区刺绣的最高水平。荷包在陇南九县普遍流行，尤其在端午节期间各县城都有专门出售荷包的民间艺人，样式、种类繁多，而以宕昌县沙湾镇的荷包最有代表性，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刺绣的工艺精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表现形式和内容方面又有新的突破，当地政府也对沙湾镇的民间荷包刺绣给予大力的扶持，打通销路，与经济效益结合，有效促进了宕昌民间刺绣艺术的延续和发展，本部分也将作为重点进行分析和探讨。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陇南民间刺绣的形式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兜肚、缠腰、出脱帽、袜底、绣花鞋、围裙等传统民间刺绣种类，随着西方服饰文化对传统民族服饰文化的冲击，人们穿着风俗习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古老的传统服饰，即使在农村也趋于消失，十分罕见。部分零星的传统刺绣品已经成为纯艺术品被收藏和欣赏，逐渐失去了其实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民间刺绣艺术形成了巨大冲击，有些种类已濒临灭绝。在陇南当地只有部分婴儿还偶尔穿戴肚兜、绣花鞋、出脱帽。而有些新型的刺绣样式却在当地民间悄然兴起，主要以门帘、被单、枕头套刺绣为主。
一、陇南民间荷包概述
荷包是民间刺绣的主要种类之一，是用布和丝线做成的佩戴于腰间或胸前的一些囊、袋，内装香料，外绣图案，兼实用与审美为一体。荷包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中国古代，荷包曾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达官贵人佩戴荷包，具有显示尊贵身份与礼仪的双重意义，到清代，荷包已成为上至各级官吏下至普通百姓普遍佩戴、兼实用与装饰为一体的装饰品，在以封建宗法制为特征的中国古代，荷包作为“女织”的重要内容，在官方和民间均得到良好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具有普遍意义。
陇南当地民间传统中，荷包往往是男女爱情的象征，是封建社会的少女对心上人表达爱情的主要形式之一，西和民间社火曲《绣荷包》，就生动地讲述了深闺少女为心上人绣荷包的全过程：“初一到十五（呀），十五月儿高，风吹（上）杨柳（呀）摆树梢……剪子磕三磕（呀），想起三哥哥；剪子裁三裁（呀），裁出个模样来……”陇南民间荷包，类型丰富多样，包括生肖动物、蔬果、人物、生活用品等，造型稚朴可爱，色彩对比强烈而和谐，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动物以十二生肖最为常见，也有“五毒”类的蟾、蛇、蝎、蜈蚣、蜘蛛等，立体型的动物荷包形体娇小，色彩单纯，装饰简洁，但十分稚拙可爱，就连“五毒”动物也不例外；挂饰型动物荷包取侧视平面造型，大胆夸张，双面用不同色彩装饰，纹样较为繁密，一般采用传统的“添加”装饰手法，取得了热烈、富丽的艺术效果。蔬果以仙桃、葫芦、萝卜、香蕉最为多见，在色彩表现上多采用固有色，红果绿叶，色彩艳丽。人物造型以各种胖娃娃或戏剧人物为主，造型概括质朴，憨态十足。
目前陇南荷包主要作用在于“祈福纳祥”，同时兼具装饰功能，在众多传统民俗活动中，荷包使用很普遍，随着城市流行文化的冲击、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化，荷包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包括婚礼中也很少见荷包。目前荷包只有部分农村地区依然流行，大致在以下三种情形下使用：
婴儿满月或周岁时佩戴荷包。主体荷包造型一般取“长命锁”形式，外绣精美的花卉图案以及“长命百岁”、“吉祥如意”等文字内容，以求婴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多数地区则流行戴“缰绳”的习俗。
求神拜佛时为神灵送香包。村民们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使其多子多福，有的事先许下心愿，或专门为神灵制作，香包造型以金银财宝、芭蕉扇、葫芦、仙桃等器物及蔬果为主，外绣祥云花卉图案，内装香料，此处的“香包”之“香”其作用类似于焚香。而这些香包又被“求儿女”的香客讨回，祈盼神灵赐予他们儿女，待生下孩子以后，又将香包奉还神灵。
每年端午节，农村小孩都要佩戴荷包。在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认为农历五月为毒气流行的月份，或认为农历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日，所以通过各种形式来驱除毒邪，这也是端午节各种民俗事象的来历。而佩戴荷包就是主要形式之一，荷包内装艾草、菖蒲等中草药，因为这些都是“五毒”动物害怕的气味。但陇南端午节期间小孩佩戴的荷包与其他地区相比，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即在一根用红布缠裹的粗麻绳上，将香包串在一起，形成香包串，上面装饰小铃铛，当地俗称“缰绳”，节日期间戴在小孩脖子上，具有保护小孩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寓意，也有独具地方文化特色的装饰效果。除小孩以外，在陇南的部分地区，当年出生的小牛犊、小毛驴、小马驹等，端午节期间也要戴“缰绳”或荷包，每年端午节以后，在乡间草地上随处可见戴“缰绳”或荷包欢蹦乱跳的小牛犊、小毛驴、小马驹等，除了使小家畜更加活泼可爱，其意义与小孩戴“缰绳”相同，祈求和祝福小牲畜健康成长。既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也间接体现出陇南人民的淳朴、善良，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端午节荷包的造型、题材、类型丰富多样，以形如元宝的香包最常见，另外“五毒”类动物较为常见，取辟邪驱毒、以毒攻毒的意义，以保佑小孩、小家畜健康成长，此外，还有大量的蔬果、器物、胖娃娃等。
陇南的广大地区还有端午节绾手襻的风俗，即用各色头绳（毛线）在小孩子的手腕、脚腕处绾上手襻、脚襻，有些手襻、脚襻还用各色毛线来编织，其作用与香包相同，当地人认为小孩戴上手襻可以吓走毒虫，具有保护作用，也具有装饰效果，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端午节民俗事象。
二、宕昌沙湾镇荷包艺术
宕昌地处陇南西北边陲，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县内文化遗存丰富。宕昌在历史上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其主要民族“宕昌羌族”是西羌的一支，在秦汉时便在宕昌农耕畜牧，在战国中期又是西羌（戎）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北魏时羌人建立了宕昌国，宕昌遂成为羌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宕昌目前人口的民族结构来看，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达97%，元代以前宕昌居民基本为藏族，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四川、陕西、山西、河南、湖南等省以及陇南境内其他县区的汉族人口大量移居宕昌，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目前宕昌独具特色的民情风俗以及民俗文化。在陇南市，宕昌民俗及文化明显区别于陇南北部具有秦陇文化和中原文化特色的西和、礼县，从民间艺术的风格来分析，造型、色彩等形式因素既有北方汉民族民间艺术的雄强、浑厚、古朴，又有北方少数民族艺术的豪放、神秘，尤其在服饰文化方面，受羌藏服饰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此处主要探讨的宕昌民间刺绣种类之一的荷包，是当地民间美术中较有代表性的类型之一。
宕昌传统民间刺绣的种类主要有荷包、枕头、围裙、出脱帽、肚兜、缠腰、鞋垫、绣花鞋等，在图案、色彩方面既有中国北方传统民间美术的总体特征，又受当地羌藏民族民间美术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个性，包含着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审美情趣。但其中最有代表性，艺术水平最高者首推荷包，这里以宕昌县沙湾镇的民间荷包为代表，探讨其艺术特征。
宕昌县沙湾镇的荷包在继承当地传统民间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陕西、甘肃庆阳等地区民间荷包刺绣的艺术特点，使其荷包艺术的制作水平得到较大的发展，色彩更加明快、绚丽，造型大胆夸张，同时在荷包表现的题材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增添了许多新品种。目前宕昌县沙湾镇的荷包主要有各种动物造型、日常器物造型、瓜果蔬菜造型、人物造型等，其中尤以动物造型最有代表性。
（一）动物造型
动物造型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为主，兼有其他丰富多彩的动物造型。动物荷包多以挂饰型构造为主，整个造型呈扁形，双面装饰。动物造型采用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意象”造型手法，取动物之神态，对造型进行了夸张、概括以及程式化的艺术处理。例如“虎”的造型，摄取了老虎威武与敏捷的习性特征，“小猪”则抓住了其敦厚活泼的特点，但又充满着质朴憨厚的民间趣味。在色彩上则采用象征、写实、夸张并用的手法，老虎的色彩采用写实和象征的手法，黄底黑花纹；猪的色彩则进行了大胆的夸张，采用纯装饰性的色彩，烘托出一种浓烈的喜庆色彩。同时也经常采用拟人化的艺术处理方法，来增强动物的亲和感。例如老虎的五官，则完全借鉴了人的五官特点，使老虎的神态更加活泼可爱。在图案装饰方面，多采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常用的“添加”和“程式化”手法，用色彩艳丽的植物花卉对造型进行装饰美化，在突出动物特征方面则采用了“程式化”手法，例如老虎身上的斑纹以及头上的“王”字等，从而使“威武”、“笨拙”均具备了憨厚质朴的民俗特征。
（二）瓜果菜蔬造型
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桃、梨、萝卜、石榴、荔枝、南瓜等为表现对象，突出丰收、喜庆、长寿、多子、吉利等主题和寓意。陇南传统刺绣中的瓜果菜蔬类荷包，一般以立体圆雕式造型最为常见，而宕昌县沙湾镇的此类题材则多以扁形挂饰类为主。造型方面一般具有对称、概括的特征，在色彩方面也善于采用写实、夸张、象征的手法，图案装饰方面也多采用“添加”手法。例如“桃子”，造型完全对称，产生了均衡之美，也符合挂饰类荷包便于佩戴的功能要求；色彩以桃子的本色黄色为底色，叶子采用鲜艳的草绿色，追求写实，但在具体运用时只是象征性地采用了黄色，用金光闪闪的黄色丝绸面料为原材料，和真实的桃子色彩又有很大的距离，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效果；荷包图案则采用了“添加“的艺术处理方法，将桃子和美好的花卉进行组合，类似于中国传统花鸟画中的祥瑞图形，带有浓厚的祈福纳祥寓意。同时也经常运用谐音、象征的艺术手法，来表达一种吉祥美好的寓意：石榴象征“多子”，荔枝象征“吉利”，桃子象征“长寿”，南瓜象征“丰收”等，在质朴的造型、华美的图案、巧妙的装饰中，凸显出强烈的民俗趣味。
（三）日常器物造型
日常器物造型多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和民族特色的器物为主，如扇子、宫灯、眼镜盒、烟袋等，眼镜盒、烟袋具有装饰和实用的双重功能，但目前已十分少见，而扇子和宫灯等器物则作为居室的装饰品被流传下来，其中尤以宫灯的构思、造型最为巧妙，也最具艺术性，是当地器物荷包中的代表作品。宫灯荷包，首先构思极为巧妙，不是采用机械的纯器物造型，而是用六只孔雀的造型进行组合，再配以丝穗装饰，产生了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其独特的艺术效果还表现在对色彩的高妙运用，用带有荧光色的石青色作为底色，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艺术韵味；另外宫灯的这种色调，和当地羌藏民族的服饰色彩也较为接近，很显然也受当地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的影响；而宫灯亦为传统宫廷器物，所以整个荷包无论从视觉形式方面还是内在寓意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味。另外，单就形式感而言，也体现了民间艺人的匠心独具，六只形状统一的孔雀，同样的装饰图案，进行正六边形骨骼的旋转对称排列，形成“灯”的总体感觉，但又通过富有诗意的“孔雀”打破了一般灯造型的单调和机械，既产生了很强的韵律感，又具有内在的生命意义。用此宫灯装点居室，使室内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与喜庆祥和的民俗文化气息。
另外，其他如扇面造型，也具有类似的艺术趣味，扇子也是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日常用具，同时也是中国画的一种画面装裱形式，在扇面形的荷包上刺绣中国传统花鸟画题材梅、兰、菊、竹以及各种翎毛花卉，其艺术情趣也富有民族文化特色，是民间艺术与民族艺术的有机结合。
（四）人物造型
人物造型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民间文艺题材，有福、禄、寿形象，也有稚拙可爱的胖娃造型，也有取材于民间戏剧、小说故事等人物题材。人物刺绣的造型方法也有“壁挂型”和“立体型”两种。
壁挂型人物荷包为双面对称型装饰，色彩运用方面“写实”与“装饰”手法并用，对比强烈，突出面积的对比效果，装饰性强；造型方面也大胆夸张，人物稚气可爱，尤其五官的描绘，突破了人物造型的限制，完全打破了写实色彩的界限，充分发挥和运用色彩的纯形式因素，造型方面则完全运用“符号化”的民间艺术造型特征，使人物形象更加天真烂漫，体现了民间艺术造型中“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艺术特征。虽然没有突出人物神态的精细描绘，但却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味，散发出浓厚的生命气息，这也正是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所在。人物造型虽然是象征性的，但和写实艺术相比，更触及了造型艺术的本质特征，更加自由、浪漫，体现了民间刺绣艺术中人物造型的内在本质，传达出民间艺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说壁挂型人物荷包的视觉特征类似于雕塑中的浮雕，那么立体型人物荷包则如雕塑中的圆雕一样，形成另外一种视觉效果，立体型人物荷包类似于布袋，一般用一种色彩单纯的布料作人物外部皮肤色，中间用棉花或碎布片支撑造型，有些也装有香料，外部装饰、描绘方法与壁挂型人物类似，但又有不同，人物的头发一般用色彩艳丽的彩色丝线制作，而武官则采用刺绣的传统方法，所以造型、装饰手法更为丰富多样，在形式感方面形成点材、线材与面材的交互运用，视觉效果也更为丰富。题材以稚拙可爱的胖娃最为常见，外部的底色多为洁白的布料，表现胖娃“白白胖胖”的可爱形象，也寄托了一种中国民间传统风俗中祈求“多子”的精神含义。活泼可爱的小孩，佩戴上稚朴憨厚的胖娃荷包，传达出吉庆祥和的寓意。立体型人物荷包的艺术趣味与民间木偶相似，但比木偶更充满了童真趣味。
陇南宕昌民间荷包中的人物造型，是当地民间妇女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创造的艺术形象，他们虽然未经过专门的造型训练，但这种世代承传的民间人物造型，其精神含义却毫不逊色于写实艺术中的人物形象，甚至表现得更加充分。民间艺术人物造型的这种特征，其实是中华民族先民原始艺术精神在当代的延续，尤其陇南作为中华文明以及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当地的民间艺术中也渗透和延续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我们从礼县高寺头出土的“陶塑少女头像”与“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人物造型中，仍能感受到强烈的生命意味，人物仿佛仍在呼吸。陇南民间刺绣中的人物形象，与几千年以前的民间艺术造型相比，有极其相似的艺术特征，朴实无华的艺术语言，单纯稚拙的人物形象，却传达了无比丰富的精神涵义，这是我们民间艺术的价值和特色所在，并不断地为民族艺术输送着精神营养，是民族艺术发展的根本。总之，宕昌沙湾镇民间刺绣艺术在继承陇南优秀民间刺绣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生活气息，保证了这种民间艺术种类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