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书面称“陇南”之说始于唐代，直称“陇南”地名，是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陇南”首次作为国家确定的地方行政区划则在民国初年，“陇南”作为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地理名称和国家行政区划，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1985年5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武都地区更名陇南地区。从狭义上来讲，陇南是一个行政区划，即指甘肃南部的陇南市，现辖武都1个市辖区和宕昌、康县、文县、两当、徽县、成县、礼县、西和8个县。从广义上来讲，陇南是一个地理方位称谓，“陇南”即陇之南，泛指处于甘肃南部一带的秦巴山区，其范围包括目前天水市和陇南市的广大地区，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武都、天水地区仍统称陇南。从区域文化的个性特征来看，陇南的概念应从广义的陇南地域概念来考察，但目前的陇南市辖区基本代表了陇南文化的核心地域。陇南地处陕甘川交界之处，地理位置特殊而重要，不仅形成了陇南湿润温和的总体气候条件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素有“陇上江南”之称，也孕育了陇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了品类无比丰富、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陇南民间艺术。
一、陇南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陇南早在史前时期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并且史前文化遗迹遍布陇南地域，陇南也是古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远古时代的氐羌民族就聚居繁衍于陇南地域，氐羌民族发源于甘青高原，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他们是马家窑文化的主人，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耕文明。后来随着与中原民族统治者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甘肃中部地区气候的干凉化变化，他们很早就向南发展，并不断地南下、西进，成为后来西南地域少数民族的源头。其文化也由发达的农耕文化向半耕半牧型文化过渡，在此过程中，他们又创造了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文化类型。陇南是他们长期聚居繁衍的地区，据赵逵夫先生考证，氐人就发祥于陇南西和的仇池，《山海经》中“形天葬首”的常羊山即今西和的仇池山，并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陇南建立了仇池国政权，之后又相继建立了武都、武兴、阴平等政权。所以氐羌文化也深深植根于陇南地域，虽然后来随着中原民族统治者的压迫以及吐蕃东扩，氐羌民族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但随着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氐羌民族文化也融入陇南地域的汉文化中。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陇南文县的白马人就是古代氐人的后裔，他们的民俗文化虽然受汉、藏、羌文化的同化和影响，但也保留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些原始基因，形成了鲜明的白马文化特征，白马藏族的美术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以服饰和面具最有代表性，是陇南民间美术中的亮点之一。陇南西北部地域，也有鲜明的羌文化遗留，当地的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中就有突出的表现，羌人也于魏晋时期在陇南西北部的宕昌县境内建立了宕昌国政权，目前陇南宕昌的藏族就是古代羌人的后裔，他们和陇南的白马人一样，也居住在条件艰苦的深山之中，其文化也受汉、藏文化的冲击与同化，但也保留了鲜明的古代羌人文化特征，而羌文化也深深地融入当地汉民族文化中。陇南的广大汉族聚居地区流传的“羊皮扇鼓”傩舞，就是古代羌文化的传承，其装饰和造型具有鲜明的羌文化特征。
如前所述，在吐蕃东扩的过程中，陇南地域曾长期处于吐蕃统治之下，所以藏文化也是陇南地域文化的有机成分，陇南不仅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毗邻，而且陇南地域至今也有藏族同胞生息，他们主要居住在白龙江上游一带的武都境内。藏文化不仅深深地同化着陇南的氐羌文化，而且也部分地融入当地汉文化。
陇南地域的另一支主要文化就是周秦文化，随着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葬的发掘，以及西汉水上游一带考古学文化的新发现，陇南北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早期周文化遗存，更是秦文化的发祥地。秦先民以陇南北部地区为根基，不断发展壮大，后来逐渐向东扩展，之后在关中平原定居，再次形成了周秦文化的融合。但周秦文化却在陇南北部地域得以长期留存，陇南北部的礼县、西和一带，和秦陇文化的中心地带天水相连，其民俗文化至今具有较为鲜明的秦陇文化特征。
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陇南地域是古代的边缘地带，由多种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强大的汉民族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主体，后来长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对峙状态，并随着民族矛盾不断地相互冲撞、融合。陇南地域也不例外，随着没有被同化与融合的氐羌民族退居于陕、甘、川交界的深沟大山之中，汉文化也成为陇南地域文化的主体，但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互补，最终都融入陇南地域的汉文化之中，从而形成陇南地域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从陇南地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结果来看，也充分体现了多民族聚居繁衍的历史状况，2004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西汉水上游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这一带也是寺洼文化的中心地带，多处寺洼文化遗址与周秦文化遗址对峙分布，结合后来各种民族活动的历史资料，可以推断陇南地域自古民族文化交融互补的复杂历史状况。
综上所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东西南北文化在陇南交融互补，原始艺术文化的精神在这里延续，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与民间艺术风格。概括考察，陇南地域的文化主要体现了秦陇文化、氐羌文化、中原文化、藏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并存发展与交融互补，陇南地域文化整体上体现出秦陇文化的厚重雄强、氐羌文化的古朴粗犷、中原文化的典雅深厚、藏文化的神秘淳朴、巴蜀文化的绮丽浪漫。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陇南地域文化在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同时，也体现出南北地区文化之间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形成鲜明的过渡性地域色彩，陇南北部地区秦陇文化特征较为突出，陇南南部则巴蜀文化、藏文化特征更为明显，而这些文化因素也通过民间艺术得以呈现。
二、陇南民间美术的地域性艺术特征
美术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视觉存在形式，尤其对于民间美术而言，不仅是民族艺术的源头和母体，更是民俗文化的复合体，因为民间美术不是纯艺术，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民俗事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件民间美术作品往往凝结着多层文化涵义，朴拙的外在形式之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的主要形式载体。所以陇南地域由多民族文化融合互补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对陇南民间美术的艺术类型、形式特征、文化涵义奠定了文化基础，从而形成了陇南民间美术非典型但又十分独特的文化艺术特征，它反过来又折射出陇南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和品格。
概括起来，文化内涵的综合性、艺术类型的丰富性、制作工艺的原生态性、艺术风格的过渡性是陇南民间美术的主要特征。
（一）文化内涵的综合性
通过对陇南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由此也就能进一步认识陇南民间美术的文化特征，多文化综合性也是陇南民间美术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民族的融合而形成的民族文化融合，也必然会体现在民间艺术中，以陇南北部的民间“黑社火”为例，其造型与装饰以及表演节目的内容中，就综合了多种文化信息：民间社火从其文化渊源以及历史发展情况方面来考察，最初含义是对“土地神的祭祀”，属于典型的汉文化，但陇南的民间“黑社火”从组织形式、宗教祭祀、表演时间、角色结构、部分节目的装饰与造型等方面，又具有陇南白马人“池哥昼”傩舞的特征，说明当地社火在发展过程中糅合了汉文化与古代氐羌文化因素；同时“黑社火”节目中始终都伴随着民间武术表演，所以又体现了秦陇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再如，陇南北部的广大地域，至今都流传一种独特的“羊皮扇鼓”傩舞，这种宗教活动形式与汉文化中的佛教、道教等形式截然不同，体现出原始宗教仪式的文化特征，当地汉民将其称为“花儿道场”，意即少数民族“边舞边唱”的宗教祭祀形式，其中巫师的装饰与道具中体现出浓郁的羌文化特征，“羊皮扇鼓”中蕴含了古代羌人的“羊崇拜”习俗。再如陇南的民间剪纸中，北部民间剪纸的审美特色中既有秦陇文化的厚重与雄强，也有氐羌民族文化的古朴与粗犷，南部剪纸中又具有巴蜀文化的神秘与空灵。
民间艺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内容，后者是前者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种由综合文化内涵而形成的综合性艺术特征，除了特别明显的形式表现以外，更需要我们从其艺术形式中去观照和感悟，从当地的地域文化中获取相关的信息，也才能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和欣赏其民间美术。
（二）艺术类型的丰富性
民间艺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的各种民俗事象融为一体，体现了实用与艺术审美的有机结合，所以人们的现实生活有多丰富，其民间艺术就有多丰富，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式特征，几乎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生产劳动、宗教祭祀、居住饮食、民俗民艺等。陇南民间美术包括了剪纸、刺绣、雕塑、绘画、建筑及其装饰、社火及其装饰、家具及其装饰、纸扎造型、傩文化面具和服饰、编织等众多类型，同时汉、回、藏等民族的民间艺术也各显特色，尤其白马藏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服饰和面具最具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相互之间又进行长期的交融互补，从而形成相对鲜明而又丰富的整体格局，所以使陇南民间美术体现出类型的丰富多样性。
陇南的民间刺绣历史悠久，类型多样，既有以实用为主的肚兜、绣花鞋、缠腰、帽子、领夹、袜子等服饰类，以及枕头、门帘、桌裙等居室用具，也有以装饰为主的荷包；从其功能方面来看，既有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生活用品，也有突出宗教文化因素的驱邪纳福装饰品。社火造型与装饰方面，陇南“黑社火”以其独特的形式、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陇南民俗文化的古老厚重；而“明社火”中的高跷、高台、马社火又体现出陇南地域文化的豪放与尚武色彩；城镇的现代社火又洋溢着陇南大地经济、文化、教育全面发展的祥和喜庆气息。另外陇南大地过去普遍流行的木偶、皮影戏造型，也是陇南民间美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出自当地民间艺人之手的平面和立体人物造型，古朴憨拙，饱含着浓郁的地方文化意蕴，在陇南北部的西和、礼县一带，至今尚有民间皮影制作工艺流传。
民间雕塑方面，既有传达出浓郁民间文化色彩和宗教气息的石窟、庙宇宗教造像，也有遍布陇南各地憨厚质朴、类型多样的民间泥玩具；既有体型较大的泥塑、石雕等独立性雕塑作品，也有作为建筑装饰的木雕、石雕、砖雕等装饰性雕刻作品；同时还有民间节日、祭祀风俗活动中丰富多样的面塑造型，以及富有时代气息和民俗文化特色的根雕艺术等。民间绘画方面，以各地丰富的民间石窟和庙宇宗教绘画为主体，同时也具有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春牛图、门神、冥币、甲马等民间版画，以及富有时代气息的农民画等。
纸扎造型方面，围绕陇南民间节日风俗，主要包含了丧葬习俗中的纸扎造型，民间“黑社火”中的花灯装饰，以及乞巧、高跷、高台等民俗活动中的纸偶、动物造型等。陇南民间剪纸艺术中，既有鲜活亮丽、小巧别致的装点居室的窗花，也有花型变幻、构图饱满的社火花灯的“云子”；既有婚嫁习俗中喜庆热闹、构思精巧的装饰剪纸，也有宗教、丧葬习俗中朴素神秘的剪纸造型。陇南民间编织的类型更为丰富多样，以实用性强的竹编、柳编生活用具为主体，也有部分装饰性较突出的草编，同时还有造型多样、憨厚稚朴的蚂蚱笼等玩具类编织。
陇南民居建筑中，木结构方面既有陇南北部抬梁式单层木构架，又有南部穿斗式两层楼木构架，也有中部地区两种结构的融合形式；屋顶造型结构方面既有两面斜坡式屋顶民居，也有单面斜坡式屋顶民居（偏山房）；屋顶材质方面既有素雅整洁的瓦顶房，也有古朴自然的榻板房，还有淳朴憨厚的土屋顶，同时根据不同的建筑结构，搭配巧妙的木雕装饰，图案内容丰富多彩，雕刻手法或精细或粗犷，并包含深厚的伦理文化意义，独具地方文化特色。家具造型与装饰方面，既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南北地域特征，也蕴涵深厚的民俗文化寓意；既有突出实用功能的八仙桌、张板桌、门厢柜、神柜等主体家具，也有彰显装饰功能与伦理文化寓意的灯壁、衣架、炕厢等装饰性家具，同时还有富有地方特色的火盆架以及其它生活用品等小型家具。
除了以上列举的基本类型以外，陇南民间美术中还有一些特别突出的亮点，其传承方面体现了相对完整的连续性。少数民族服饰是陇南地域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最富有形式美感和民族风情，白马藏族服饰的华丽古朴，木家藏族服饰的朴素单纯，体现出陇南民族服饰的独特地域文化特色。陇南白马藏族的傩面具，以其独特怪异的造型、热烈神秘的色彩、鲜明突出的文化符号，传达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含义，宕昌木家藏族的傩面具也具有类似的文化特征。礼县、西和一带流传的“说春”风俗中的民间版画《春牛图》，是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珍贵的民间美术种类，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浓缩，图文并茂，造型古拙生动，极富民间艺术精神和文化深意。成县竹南寨的民间泥玩具，以其憨厚的造型、鲜亮的色彩，憨、稚、拙、朴的艺术趣味，传达出陇南民俗的淳朴以及陇南人民对生活的挚爱。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又是古代七夕节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其中纸偶造像“巧娘娘”制作工艺独特，造型别致，体现出陇南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和民情的淳朴。宕昌沙弯镇的民间刺绣，具有普遍的群众基础，制作工艺精美，图案内容丰富，近年来又从陕西、庆阳等地的民间刺绣中引进一些新品类，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也给予了相应的重视，所以在陇南民间刺绣整体上式微的大背景下，成为地方民间艺术中最为典型的鲜活因素。
（三）制作工艺的原生态性
陇南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滞后，交通不发达，与外界的交流十分有限，所以好多原生态文化资源不为学术界所关注，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也相对较少，也避免了大规模的商业性开发，这种劣势反而使陇南的许多民间艺术保留了原生态性，对考察研究提供了最真实的范本，为专业研究者的考察研究提供了最基本、最丰富的图像资料。例如陇南北部西和、礼县一带的民居建筑，在现代西式建筑整体冲击民族传统建筑的大潮中，当地的人们依然钟情于传统样式的民居，虽然在建造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现代材料和技术，但在结构、样式、装饰等方面依然保留了传统样式，同时许多具有文物价值的旧民居也得以保留。民间家具也不例外，当地人们在居室中仍然喜欢摆设古朴典雅的八仙桌、太师椅、门厢柜等传统家具，甚至许多家庭也摆设灯壁、镜架、衣架等传统装饰性古家具。人们的这些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崇尚习俗，促成了当地适宜民间美术传承的文化生态，保留了许多传统民间工艺。
除此以外，陇南地域保留的一些传统民俗事象，也使得许多民间美术制作工艺得以世代传承，并保留了原生态性。陇南北部一带完整流传的“乞巧”风俗，使当地的“巧娘娘”造像制作工艺一直流传，其将泥塑、纸塑、纸扎等工艺融为一体的特殊工艺，以及纸偶造型的程式化语言，显示出地域民间美术独特的魅力。成县竹南寨泥玩具的制作材料和程序，依然是纯正的传统形态，尤其是泥塑的白底色，至今依然采用当地山中的一种白土制作，色彩朴素清新，散发着朴拙的乡土气息。陇南民间的一些宗教信仰和禁忌文化习俗，也使得一些民间美术得以长期流传，例如端午节的荷包刺绣、花馍馍，祭祀土地神时制作的“面鱼”，禳运星时捏制的“面灯”，丧葬习俗中的各种纸扎造型等，至今依然保留着传统样式，民间艺人也世代相传。
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巨大冲击，但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也使陇南少数民族的民间美术保留了较为纯正的民族传统样式，加上他们居住的环境更为远离现代都市文明，所以其民间美术基本保留了艺术的原始性特征。陇南文县白马藏族的民族服饰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和优美的形式感，不仅结构传承了民族传统形态，而且服饰上的装饰图案也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属于古老的民族文化符号，传达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含义；白马藏族的傩面具虽然在色彩方面有现代因素，但其造型符号却始终不变，民族文化的基因一直流传，是我们研究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视觉符号，也是地域美术文化中的亮点。
（四）艺术风格的过渡性
一般讲来，民俗文化的形成受地域因素的影响，但其传播与融合又往往超越地域局限，体现出连绵的过渡性特征。而作为行政区划的地区，就更不能作为考察文化现象的尺度和标准。陇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陕、甘、川交界地带，是东、西、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不同地区所接受和吸纳的异域文化因素也不同，所以形成陇南地域文化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整体而言，陇南民间美术呈现出南北艺术风格的过渡性和差异性，具体讲来，陇南北部以礼县、西和以及徽县、成县的部分地区为主，其民俗、文化和艺术主要与秦陇文化关系密切，体现出鲜明的北部特征，建筑、刺绣、皮影等民间美术种类尤其突出。南部主要以文县、康县、武都以及宕昌南部等地区为主，其文化和艺术具有鲜明的巴蜀文化特色，并与当地的藏族、白马藏族文化艺术相互融合，从而形成鲜明的陇南南部文化艺术风貌。同时也体现出一定因素的东、西文化差异，地处陇南西部的宕昌以及武都的部分地区，和与其毗邻的甘南藏族在风俗习惯和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形成鲜明的陇南西部文化特征；而两当、康县以及徽县的部分地区，与陕西接壤，在文化方面又受关中秦文化的影响较多。但县区之间的民间美术又是相互影响和借鉴，从南到北体现出艺术样式与风格的渐变性。
这种过渡性特色在民居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陇南北部的西和、礼县基本属于典型的北部民居特色，民居的基本结构一般为单层抬梁式两面斜坡瓦顶的土木结构，而且组合结构以五间居多；而文县、康县、武都属于典型的南部民居特色，民居的基本结构为两层穿斗式两面斜坡瓦顶的木楼结构，从而形成陇南南北民居建筑风格的总体格局。而中间地带的成县、宕昌、徽县民居无论结构、外部形式、装饰特征等都具有鲜明的过渡特色，融合了以上两种民居风格，形成了丰富细微的变化。例如，宕昌民居中，接近武都的沙湾一带民居，以两层木楼结构为主，而且屋顶又多为一面斜坡的土屋顶，具有羌寨民居的艺术风格，而北部的哈达铺一带民居，则又以单层两面斜坡瓦顶为主；成县民居中，靠近西和的西北部地区民居以单层抬梁式两面斜坡瓦顶土木结构为主，靠近康县的西南部地区则又以两层穿斗式两面斜坡瓦顶木楼为主。从而形成从南到北的渐变与过渡特征。
三、传承状况与保护问题
目前学术界十分重视对地方文化的发现、挖掘与研究，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民间文化和艺术研究是目前学术领域研究的热点。从文化和艺术的典型性、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陇南民间文化和艺术缺乏鲜明的个性色彩，但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地域的独特性方面来看，陇南民间文化和艺术又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并且因为其地域的独特性，使其民间艺术中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民族、民俗文化因素，形成了缺乏突出个性但又极具典型性的多元文化特征。对陇南民间美术的挖掘、整理与研究，是陇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陇南民间美术诸类型的形式解读，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和了解陇南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甚至是我们研究陇南文史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这些至今流传的“活态”美术文化中，包含了诸多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具有较突出的原始性、真实性。正如英国美术批评家罗斯金所指出：“各个伟大的民族都以三种手稿书写他们的传记，第一本手稿是他们的行为，第二本是他们的言论，第三本是他们的艺术。要理解其中一本就得读完其余二本，但这三本手稿中唯一值得信赖的是第三本。”民间美术的非纯艺术性、综合文化性、生活化的基本特征，充分证明其就是民族、民俗文化的视觉存在形式，其生存现状和挖掘保护问题，理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目前世界范围内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不亚于生物物种的灭绝，就像地球变暖以后冰川的融化一样。而这些都源自以现代高科技为主导的都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全球化，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弱势文化不断被同化而趋于消失。陇南地处西部落后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滞后，许多传统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至今依然留存。尽管如此，但近30年以来现代化的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迁、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农村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转变，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结果就是传统的民俗文化以及民间艺术逐渐被冷落和遗弃，各种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所以许多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状况令人担忧。总体而言，陇南民间美术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不同层次而又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农村人的观念已非传统的农耕文化思维，他们将主要经济来源转向出卖劳动力，所以进城打工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节奏缓慢的农耕生活已逐渐改变，这些转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无可非议，但对传统民间文化和艺术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以民间社火为例，直至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陇南境内各县的民间社火还如火如荼。每年春节期间，几乎村村有社火，许多村寨的社火从正月一直持续到农历二月初二，同时还伴随着民间皮影戏、木偶戏等民间艺术。90年代以来，民间社火的数量呈迅速衰减局势，2000年以来，春节期间陇南农村群众自发的民间社火已十分罕见，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农村青年春节刚过就流入城市，寻求打工岗位，青年男女又是民间社火秧歌队的主体，致使民间社火表演失去了中坚力量，围绕社火表演和装饰的老一代民间艺人也就随之急剧减少，文化意蕴深厚的社火曲、制作各种花灯的技艺濒临失传。而以行政手段组织的以宣传政策为主的现代城镇社火，除了华丽的彩车和崭新的服饰以外，传统社火中的民俗文化意味已丧失殆尽，民间社火的衰微也就成为必然。
（二）文化生态的变迁
民间艺术是依托于民俗文化而存在，所以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引起的农村文化生态的变化，使民间艺术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许多带有商业开发性质的民间文化艺术保护活动，往往又忽视文化生态因素，单纯地追求经济利益，又必然使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和艺术失去文化内涵，只留下一些因变味而显得空洞的形式。以窗花剪纸为例，过去农村民居的窗户上一般都有花型多样的窗棂，当地俗称“亮窗”，用白纸裱糊，上面粘贴窗花，柔和的光线产生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洋溢着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而目前农村的一些新民居窗户都变为宽敞的玻璃窗，上面也没有窗花，有些虽然也在过年时贴一点窗花，但视觉效果已失去了独特的文化含义，沦为纯粹的奢侈品和装饰品。再如“乞巧”是中国古代社会男耕女织文化的体现，其主题也在于“女织”，而目前中国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女织”文化已远离农村，所以“乞巧”节俗虽然在延续，但其深厚的文化含义已十分淡漠。
（三）民间艺人和文化传承人迅速减少
由于以上方面的因素，导致民间艺人迅速减少。过去农村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这些民间艺人，一般都没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创作都是一种自发的、愉快的抒发和表达过程。因为得到别人的尊敬和赞赏，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就承担了大量的创作活动。但随着农村经济和文化观念的转变，这些淳朴的民间艺术创作就会被认为是无用或者不务正业而受到冷落和歧视。在民间社火中，社火曲以及制作花灯的装饰工艺濒临失传，目前有些村庄的花灯上装饰的纸花则直接从城镇的精品店购买，虽然色彩更为艳丽丰富，但丧失的却是纯朴的民间艺术趣味和民俗文化意蕴；再如皮影戏虽然在民间依然有零星的流传，但陇南当地民间皮影的制作工艺已濒临失传；民间版画方面，世俗性更强的印刷品门神造像成为农村门神画的主流，而刻板印刷的自制门神画已绝迹……这些充盈着内在生命力和深厚文化含义的民间艺术品因为民间艺人的迅速减少而濒临消失。
基于以上因素，陇南民间美术的生存现状也不容乐观，对其进行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已刻不容缓。笔者以为，挖掘、抢救和保护陇南民间美术文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首先对陇南民间美术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与整理
陇南地处西部发展中地区，当地人们对地方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保护还未形成自觉的意识，所以至今还没有专门对陇南民间美术文化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工作，从而使地域美术文化随时间的流逝与世事的变迁而不断消失，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对目前依然留存的陇南民间美术文化进行全面的搜集、系统的整理、科学的归类是挖掘保护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建立陇南民间美术文化的图像系统和文字系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弘扬地方文化奠定资料基础。
（二）建立相应完善的保护机制
在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地方文化建设，针对地方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建立相应的民俗博物馆、民间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将从民间搜集的珍贵民间艺术文化资料进行系统归类，妥善保存，一方面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能发挥弘扬地方民俗文化的作用。目前在陇南部分地区已建立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大院，其中也收集了一些民间美术作品，但不够系统和全面，有些文化大院则对文化的理解过于肤浅，只注重对民众的科学文化教育，而无视自身文化艺术的价值，所以很少甚至没有当地的民俗器物以及民间美术作品。而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起步太晚，目前急需加大力度进行搜集、整理与保护。
（三）注重文化生态保护
目前中国社会总体的文化发展局势是由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冲击而形成的工业文明、都市文化对农耕文明、乡土文化的侵蚀和吞并。总体来看，这种文化发展局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也有不利因素，一方面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优越性也被当作古董抛弃。所以国家又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发展战略，强调发展过程的统筹兼顾、整体协调，同时也将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与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民间美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是民族传统文化大背景，所以对民间美术的挖掘与保护，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审视，应当从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的保护做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以及对民族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风俗的重视，体现了国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文化生态保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民间美术就是围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而产生的。但基层的各级政府部门、文化部门在具体操作中依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往往将文化因素置之度外，而将经济利益和自身政绩置于首位，从而造成对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无形破坏。例如在灾后重建的白马藏族村寨民居建筑中，虽然总体上依然保留了大量传统民居形式，但一种千篇一律、毫无民族文化个性的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顶房正在村寨悄然兴起，不仅与白马村寨的整体环境格格不入，而且破坏了白马村寨的文化生态。需要指出，新农村建设应建立在传统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保护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流于单一化，而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精神背道而驰。
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一方面要对现存的一些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有效保护，使其得以长期留存，作为民族和民间文化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政策、教育、宣传等手段，在全社会形成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自主意识，将现代科技与民族优秀文化有机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使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得到有效保护并能达到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中的陇南，只有能把握机遇，在发展过程中同时注重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发挥陇南文化独特的地域性优势，有效保护当地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和民间文化艺术，注重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才能真正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实现“生态陇南、文化陇南”建设的目标。